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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高原水萱

　　晚間八九點鐘的時候，我與他坐在市中心一個小公園的茶亭里，聽一位精神矍鑠的老人打著快板說書。我們背后是一泓湖水。湖四面綠樹環合，湖面倒映著綠樹后方燈光閃閃的高樓。游人漸稀，白日里的喧囂都失去了蹤影，唯有咯咯蛙聲和啾啾蟲鳴與老人的快書遙相唱和。夜風拂面， 送來竹樹的幽香。我一手拉著他的手，一手摟著茶亭的柱子，淺笑盈盈地欣賞老人的精彩表演，一時間真有“園中無甲子，曲盡不知歸”的隔世之感。

　　書圣王羲之說：“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萬丈紅塵中能有這樣一方靜謐，足以使迷塵已久的我清心洗垢，哪里用去管他時光如流水催促你和我呢!“清園了!”如雷轟頂，公園管理員的職業話語喝斷了我的愜意。一邁出公園大門，我便從清神爽氣的洞天福地墜入到濁氣逼人的營營市井中來，情緒也因之落到了冰點。街道依舊繁華，霓虹燈賣力閃爍，大大小小的汽車疾馳而過，留一串尖銳的喇叭聲任性地剮你肺腑，擂

　　你耳鼓。夜市依舊熱鬧，紅男綠女，圍桌而坐，要酒要菜，觥籌交錯，笑語連連，造一幅盛世之景。然而我已經失去了我的所在。獨坐燈下，面對空白的電腦屏幕，有滿腹的話，卻不知應該由哪一個字敲起。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兩千年前書堆里的孤獨浮上心頭，真真是“雖世殊世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啊!在京城，我是無根的一族。屈指一算，在京畿大地上，我已漂泊數年。上班地點由京西漂到京東，又由京東漂回京西。棲身之所單是在海淀就漂移了五處，最終止泊于京東南一隅。住地與單位的距離足足五十公里。好在有公交車可以代步。

　　每每在經歷了被人抬上車門壓成絕版掛圖而后又被人抬下車門拾得一身臭汗的公共汽車之旅后，總忍不住一聲長嘆：“我拋家別業，棄山忘水，千里迢迢跑到這人堆里來受罪，是何苦呢?”

　　然而，一想到我那些臉朝黃土背朝天，年均收入不足千元的鄉親，和那些每月數著千兒八百散碎銀子，出門即登辦公室，不用管國家領導人姓甚名誰的曾經的同伴，我又啞然。至少，我每月揣著三五千大洋，與之相比，收入翻番。至少我有機會踱步大商場步進展覽館走進大劇院。至少我熟知國家領導人的名字，幸運的話還能看到他們過往的車隊。至少我在街頭五花八門的語言中明白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夜郎之外還有漢和魏晉。至少我看多了紅眉毛綠眼睛的洋人，知道他們都與我一樣是人而不必對其仰視也不必俯視。然而我又知道，我那些鄉親雖然收入少，但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朝飲荷露暮枕松風，伴山而眠逐水而居，與自然有一份難得的默契。我那些同伴雖然拿錢不多，公事不少，但他們來去悠閑，可下茶館神吹海侃，可上商場精挑細選;可將五十四張紙牌化出萬千喜怒，可將一百〇八顆麻將壘成別樣江山。小城無風起浪，尺水掀波，而他們，是流言蜚語中出入自如的魚。

　　再看看我，三五千大洋金光閃閃，但支去水費電費飯費網費電話費交通費后也就光芒不再，前提還要是不生病。如若一月不上班，就篋中告急，囊中羞澀，只得等親朋接濟。我沒有采菊東籬悠然南山的余閑余興，那密閉四圍高不可攀面無表情的樓群早擋住了我看山看水的視線;那早出晚歸，顛來簸去的上班之途也讓我忽略了花樹的消息，甚而至于秋收了還問鄉人插秧未;就是那入夜時分泛著黃暈的柔和的燈光也不能叫一個無根的人心里有絲毫的溫暖。至于對領導人名姓的諳熟充其量只可作為一點談資以炫耀自己的多識。而對洋人的平視也僅限于人格層面而不能論及其他。我不用在流言里游泳，但我與鄰居對面都不相識。故鄉是我的田園牧歌，有遼闊天空，高山深谷，嘩嘩流泉，郁郁山林和群群牛羊。但它永遠是高懸在靈魂天空中的那一輪遙不可及的月亮，

　　以清而冷的光伴著我孑立的身影。城市是我的華麗城堡，有充裕的物質享受，有無數冒險刺激的機會，有新與舊的思想碰撞。它向我伸開熱情的雙臂，可我卻邁不過它高高的門檻。在他鄉我是過客;在故鄉我又失去了歸宿與認同。小時候讀到一首詩：“……縱使你三十歲便可走完整個人生，你也將踽踽奔走到花甲，另一半，是你付給這紛繁世界的周折行程。……”不幸言中了，人生的甲子我已過半，卻尚未明白自己來此一遭是為了什么!韓愈撫胸長嘆：“吾年未四十，而發已蒼蒼，而齒牙動搖。”我也一樣是塵滿面，鬢如霜。王國維有詞云：“人生只似風前

　　絮，悲也零星，歡也零星，都入連江點點萍。”先賢尚且如此悲哀，我一凡夫又何能高蹈?

　　失眠便是意料中的事了。偌大的一張床成了我的天下。我從東頭滾到西頭，從南邊翻到北邊，而他被迫蜷于一個僅可容身的角落。他說：“別再庸人自擾了。睡吧，時候不早了，明兒還要上班。”睜著無眠的雙眼，我說：“睡不著，你給我講個笑話吧!”他說：“沒有內存。”我說：“ 講你小時候的傻事也成。”

　　我倆都在烏江邊那青山綠水而又貧瘠無比的大山深處度過了童年和少年，那久遠的記憶當能撫慰我焦灼的心。他說：“好吧，給你講一個，不過，聽完了你一定要睡著。”我說：“嗯。”于是黑暗中便蕩漾開了他的聲音。

　　“我上小學時路上要經過一片爛田。我們常常在上學前折一根芭茅桿，捉幾只鋼串子(一種碩大的螞蟻)在上面。然后將芭茅桿插在水田里，放學后再去看它們還在不在芭茅桿上。”“那還用說，當然在啦!螞蟻又

　　不會游泳。”我說。“的確如此。它們在芭茅桿上著急地上下爬動。如果你是它們，你該怎么做?”

　　“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螞蟻真傻。”我說：“爬上爬下都徒勞無益。要是我，我就趴著不動，養精蓄銳等你們良心發現。要不，我就等著爛田水干。不過，也許到那時，我也就等著別人給我收尸了。”他說：“其實，我們的命運有時候也像那芭茅桿上的螞蟻，只能待時而動。”說完，他一翻身睡著了。我咀嚼著他的話，想想也真如此，我們就是那芭茅桿上的螞蟻，被困在精神的夾縫中。如果命運出現轉機，就像他們那一班頑童能在放學后再去眷顧螞蟻一樣，那么我們待時而動，夢想的一切就能夠成真。如果沒有這樣的機緣，而又等不到爛田水干的時候，那就是我們無法拂逆的命運。天命自然，唯承受而已。徒勞的抗爭又有何益呢?仿佛就明白了莊子為什么在痛失愛妻之時還能鼓盆而歌，原來那就是對承受天命的達觀表現?；叵胱约簞偛诺膽n愁憂思，的確是庸人自擾。于是心下豁然開朗，便安然入睡了，不知東方之既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