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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是我們這個社會各行各業都需要的一種精神。在我們的農業研究領域，就有這么一群富有工匠精神的科研人員，他們默默無聞，不計得失，數十年如一日地勤奮耕耘，工作在農業生產的第一線，為企業為農民的增收致富貢獻出自己最優秀的研究成果，貢獻出自己的全部身心。他們是擁有匠心的農人，他們是我們這個時代農業戰線上，最可愛的人。

畜牧界的“福爾摩斯”劉月煥

在很多人眼里，獸醫就是拿個一尺長的粗針筒給牛馬打針的工作。可在北京農林科學院畜牧獸醫研究所動物疾病研究室主任劉月煥看來，獸醫更像是福爾摩斯探案。動物雖然不會說話，但是它們的尸體會“說話”。通過對病死動物的尸體，進行抽絲剝繭尋找線索，找到殺死它們的真正“兇手”，為養殖企業和養殖戶避免更大的損失。

“70多道實驗工序，一道都不能少。最后得到這個致命病菌的病理切片。這些相當于各類動物病菌的身份信息庫。”劉月煥指著實驗室里保存著的近三萬份病理切片對記者說。除此之外，這里還儲存著一千多個大大小小的玻璃瓶，每個玻璃瓶里都裝有一份動物病理組織標本。劉月煥目前主要從事動物流感和鴨出血性卵巢炎病的流行病學、病原學、致病機制、診斷試劑和疫苗的研究。這些在記者眼里毫無用處的瓶瓶罐罐，在劉月煥看來可都是寶貝：“這些標本帶有病菌的表象特征，對照著它們就基本能判斷出動物的病、死原因了。之前研究室搬過一次家，這些標本被不知情的搬家人員扔掉了不少呢!”劉月煥說著面露惋惜之情。

劉月煥出生于內蒙古一戶農民家庭，家里一直養著牛、馬、駱駝，用來搬重物，干農活，從小他就明白這些使力的牲口對農民意味著什么。也許是從小心中種下的種子發芽了，1988年報考大學時，劉月煥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內蒙古農業大學獸醫專業。當時在全國各高校獸醫專業里，內蒙古農業大學可以說是首屈一指。8年后的1996年，劉月煥碩士研究生畢業后，進入了北京市農林科學院工作，這一干就是20年。

劉月煥至今還記得，當年剛開始工作時的狀況：“當時由于我們小組研究的課題沒有立項，得不到相應的研究經費的支持，為了繼續研究，我們的出差補助都不舍得領，攢起錢來就為了買一個小小的實驗儀器。”但這些事對于劉月煥來說算不得什么難題，他說只要不放棄，辦法總比困難多。

從1988年開始學習獸醫到今天做預防研究，將近30年間，劉月煥在畜牧獸醫這條路上不僅沒有絲毫地懈怠，反而是日漸精進。剛開始參加工作，他一邊跟著師傅做禽流感實驗項目，一邊利用所有的業余時間開展新的課題研究，每天下班后工作到深夜，周末、節假日更是幾乎沒有休過。如今，已經主持和參加了10多個國家及省部級相關科技項目的劉月煥，不僅依然保持著當年的工作強度，在研究方面甚至更加忘我。2014年夏季的一天，順義一家養豬場養殖的生豬發生病死情況，接到廠家打來的求助電話，第二天一大早劉月煥就趕到了那里，立即在豬舍里開始對病死豬進行病理解剖。當時正值三伏天，豬舍里又熱又悶，豬的糞便加上病死豬散發出的腐臭氣味令周圍工作人員紛紛掩鼻遠立，只有劉月煥好像渾然不覺，對著病死豬“翻翻撿撿”了整整一天。

在記者采訪過程中，劉月煥的研究助手氣喘吁吁地跑進他的辦公室：“劉主任您趕快下樓看一下，實驗測試對象發現異常。”我們立即趕到實驗室。劉月煥與研究員分析了實驗對象的情況，他們都顯得有些興奮。注意到記者不解的目光，劉月煥解釋道，“這種異常情況我們實驗五六年也難遇到一次，這對于我們研究人員來說是個好消息。這有可能意味著國際上的重大發現，或者可能填補一項國家級研究空白。不過現在說什么都為時尚早，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才能證明我們的猜測”。

劉月煥特別重視研究創新，也總是在不斷地追求創新。別人的朋友圈里都是吃喝玩樂，劉月煥的微信群里每天都是與各地研究員交流實驗進展的內容。然而創新又談何容易，每當遇到研究瓶頸，他總是提醒自己要保持一顆平常心。也正是靠著這顆不驕不躁的平常心，劉月煥領導的研究團隊做出了一系列卓越的研究成果。他們首次在國內研制成功用于禽流感H5亞型HI抗體檢測的血凝抑制試驗抗原與陰、陽性血清 [(2009)新獸藥證字30號(二類)]，填補了國內空白，其質量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之后又在國內外率先研制成鴨出血性卵巢炎滅活疫苗，免費提供800多萬羽疫苗供北京首都農業集團所屬北京金星鴨業中心、河北省白洋淀地區等養鴨場免疫使用，有效地消減了該病對首都農業集團鴨產業鏈條斷裂的威脅，為保障北京鴨產業的健康發展和市場供應起到了關鍵技術支撐作用。

在劉月煥看來，作為預防獸醫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圍繞一個目標展開，就是研究課題要能與企業和養殖戶對接，只要能降低企業與養殖戶的損失，對他們有所幫助就行了，其他的不重要。

農技推廣“拼命三娘”陳春秀

從事于蔬菜品種與栽培技術推廣工作的陳春秀在北京郊區的菜農圈中可謂家喻戶曉。而她的名氣完全是靠自己33年奔波在田間地頭，一步一步踏出來的。

陳春秀出生于北京通州區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讀過私塾的奶奶從小就教她要與人為善，助人為樂。也許正是這樣的“早教”為她日后不遺余力幫助農民發揮了關鍵性作用。1983年陳春秀進入北京市農林科學院從事育種研究工作。從那時起，她把自己變成了徹頭徹尾的“農民”。她堅信只有實踐才能出真知，不能簡單地將育種與栽培割裂開，相反應該兩手都要硬，不懂栽培或者不懂育種都是缺陷。所以在研究過程中，她一直在土地里摸爬滾打，鍛煉自己這兩方面的能力。早期育種都是在田間，田壟比較高，蹲著根本無法播種，陳春秀就趴在土地上一顆一顆地播種，一趴就是一上午。為了完成試驗項目，她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是早上五點半下地，晚上天黑了才回職工宿舍，在那段日子里她只能趕上食堂的午飯，所以每天只吃一頓。長期暴曬讓她身上皮膚潰爛，至今仍然對陽光過敏。

1997年，重慶市邀請北京市農林科學院派出西瓜育種專家，希望能解決山城重慶西瓜種植困難的問題。當時陳春秀團隊培育的“京欣一號”新品種西瓜獲得了農業部科技進步一等獎，于是院里派出了陳春秀前往重慶考察。考慮到重慶濕度大、光照不足等氣候特點，陳春秀研究了重慶市十多年的氣象資料，她發現在每年5月，重慶都會迎來十多天小陽春天氣，于是她們團隊制定了詳細的育苗栽培計劃，從1998年上半年開始試種，第二年就獲得了西瓜豐收。之后兩年又進行了穩固性栽培實驗，終于徹底解決了重慶西瓜種植的難題。在育苗過程中，為了讓瓜苗獲得充足的溫度，陳春秀特地買了十幾個電熱毯給瓜苗加溫。卻唯獨忘記給自己也買一張電熱毯除濕，結果重慶三年讓她患上了類風濕性關節炎。

在西瓜育種領域鉆研十幾年之后，陳春秀的領域又擴展到了蔬菜育種與栽培技術推廣，這一“鉆”又是十來年。這些年來，為了推廣栽培技術，陳春秀為企業、農戶、全科農技員舉辦培訓班3000多次，現場指導蔬菜種植戶和農業園區1萬多次。培訓和指導農民技術人員達十多萬人次。在長期深入郊區工作中不斷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還為設施蔬菜生產創造出許多新的種植模式。

在這些驚人的數字背后，是陳春秀“拼命三娘”式的工作作風。2015年1月，她在開車下鄉時，被一輛汽車追尾，造成頸椎被撞出。盡管這樣，她戴著固定脖套仍然堅持下鄉指導。今年1月，她連續發燒之后查出肺炎，仍然堅持工作，直到有一次向她咨詢的園區工作人員提醒她可能不是單純感冒，她這才去醫院，一檢查結果是心肌炎，需要立刻入院治療。她的工作強度究竟有多大?聽說有一年，北京電視臺科技之光欄目組采訪陳春秀，跟拍她一天的工作，結果一天下來，編導就累的受不了了，而她卻是數十年如此地忘我工作。

陳春秀常常說，我們的工作承載著農民的希望。要讓農民知道我們有哪些新成果，幫農民解決問題。農民辛辛苦苦一天到晚，能讓他們增收才是實實在在的事情。通州區草廠村曾經是一個遠近聞名的窮村，全村年人均收入只有1600元。從2004年開始，陳春秀指導農民種菜。一家一戶到田間地頭指導農民種菜。村民王世勇家庭條件相當困難，兩個孩子都在上學，他發愁孩子將來上大學的學費問題。陳春秀一邊指導他種菜，一邊鼓勵他要樂觀。在陳春秀的幫助下，王世勇承包了村里的8個蔬菜大棚，一年下來就賺了12萬，不僅一舉解決了孩子上學的問題，后來還相繼買房買車，日子過得比蜜還甜呢。

如今，陳春秀所在的團隊已經在北京郊區縣建立了23個蔬菜新品種、新技術展示示范園區，如：通州的金福藝農，瑞正園，順義的北務康一品，房山的泰華蘆村種植業合作社，大興的大東觀光園，延慶的北菜園等。帶動周邊1.5萬多戶菜農。

陳春秀最欣賞的一句話就是：“腳踏實地，仰望星空。”每個人都要對得起自己的工作，唯有如此才不辜負自己，不辜負社會賦予我們的使命。

趙久然的玉米情結

“玉米是一種既平凡又神奇的作物。玉米是光合作用效率最高的農作物。玉米對我國糧食生產‘十連增’的貢獻近60%??”一聊起玉米，作為與玉米結緣30年的育種專家，北京農林科學院玉米中心主任趙久然便打開了話匣子。在2014-2015年度中華農業科技獎獲獎名單中，趙久然及其團隊名列其中。趙久然最常說的一句話是：“只有農民認可的才是好品種。”

1983年，趙久然考取了北京市農林科學院玉米專家陳國平先生的碩士研究生，畢業后就留在北京市農林科學院玉米栽培室繼續從事玉米栽培研究工作。在當時，出國深造是很多科研人才的選擇，而趙久然在工作后不久，竟然主動申請到北京遠郊區延慶蹲點搞科研。在他看來，郊區雖然條件更艱難，但能獲得生產實踐的第一手信息。趙久然在延慶一“蹲”就是6年。在這期間，他的足跡遍布延慶所有鄉鎮，積累了寶貴的原始科研資料。更為重要的是，6年摸爬滾打在田間地頭，使趙久然更加了解農民的需求。

當時趙久然的研究方向是玉米栽培技術。但他在實踐中發現，一些玉米栽培技術需要增加較多投入和人工，推廣效果并不理想。而相比之下，農民對于良種的需求卻始終不變。“任何時候，農民都在主動尋找更高產、更穩定的新品種。”趙久然說。于是，在回北京農科院工作后，趙久然決定將研究方向從玉米栽培轉向玉米新品種選育。“優良品種、優質種子，再加上相配套的簡便易行、行之有效的栽培技術才是農民最需要的”趙久然說。

1997年，北京農林科學院根據玉米的科研和產業發展前景，決定加快玉米新品種的選育和推廣，成立玉米研究中心。從事玉米育種3年的趙久然被委任為玉米中心主任，負責組建工作。如今，走進北京農林科學院玉米中心的白色實驗樓，育種部、測試部、研發部??科研人員忙碌穿梭其中，各種實驗設備一應俱全。而在玉米中心創辦之初，7名職工，7間臨時辦公室、8萬元啟動資金和4畝試驗田便是當時玉米中心的全部家當。當時最讓趙久然頭疼的就是資金問題。有一年冬季，研究組在海南進行玉米南繁工作，直到春節前夕，研究人員才結束田間授粉工作。大家準備回北京過春節，但返程的機票錢成了問題。基地駐守人員在當地借到一筆錢，買了一張機票讓一位年長的同事大年三十趕到了家過年。待趙久然借夠錢買到機票已是正月初三。“第二天是正月初四，按照當時的規定又開始上班了。”談起這段往事，趙久然并沒有過多的感慨。

相比資金上的困難，最讓趙久然著急的是育種資源的不足。玉米種質材料是育種必需的基礎資源。“育種也好像采礦，找不到富礦區和原料，也就不可能出來寶石和金子。”趙久然說。玉米中心成立之初，只有區區幾份玉米材料，與其他科研機構動輒上萬份的材料庫相比真是相形見絀。為此，他四處奔波，找兄弟單位、找相關課題組、找老師，發掘一切可能的機會，有一次他甚至從一個喂鴿子的人手里抓回來一把玉米當作種質材料。功夫不負苦心人，2000年，玉米中心選育的“京科2號”“京早13號”兩個品種通過北京市審定，開始農業示范推廣。

新品種選育是一個漫長、冗雜的過程。科研人員要將具有不同優點的玉米材料進行雜交，將適合生產需要的好組合鑒定出來，萬里挑一選擇出高產、穩定的新品種。整個過程耗時近10年。在長期的材料積累、玉米選育過程中，感覺猶如在黑暗中摸索，一個優秀新品種的成功選育很大部分要靠“碰運氣和湊巧”。而審視全國上千家育種公司、科研機構內800多個玉米育種課題組，能持續培育出高產品種者寥寥無幾。“一個優秀的育種專家不僅要能鉆進玉米地，還要能從玉米地中跳出來。鉆進玉米地是看細節，細節決定成敗，跳出玉米地是看全局和方向，路線對了頭才能事半功倍一步一層樓。雖然我們掌握的玉米材料還不太多，但在十多年時間里選育并審定玉米品種80多個，可以說成果豐碩。” 趙久然說。

玉米新品種的數量在迅速增加，但趙久然始終沒有忘記農業研究以生產需求為導向的初衷，“只有經得起生產實踐檢驗、農民認可的才是好品種。”在玉米中心已選育并審定的玉米品種中，目前正在生產上大面積種植推廣的品種就有30多個，有5個被農業部列為主導品種。例如“京科968”高產籽粒玉米新品種，自2012年以來已經連續4年被農業部推薦為主導品種。而“京科糯2000”等系列糯玉米推廣種植面積，多年來一直占據了我國糯玉米種植的半壁江山，極大地促進和改變了我國鮮食玉米產業狀況。“育種是一項決定企業成敗和億萬農民生計的重要工作。我們的工作不僅為了完成課題，更重要是以需求為導向，以創造價值為核心。”這就是趙久然心中的那份玉米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