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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村，北京東五環(huán)外一個典型的農民工集聚地。全村兩萬多人，農民工占了十之八九。一位農民工告訴我：“剛進城，我們住在三環(huán)，后來三環(huán)繁華了，房租太貴，就搬到四環(huán);再后來，四環(huán)繁華了，又搬到五環(huán)、六環(huán)。城市變得越來越繁華了，我們卻不斷被邊緣化??”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掀起了城市化大潮，無數(shù)農村青壯年涌入城市，尋找安身立命之所。城市化的過程，也是文化沖擊的過程。舊的身份角色失去了，新的身份角色卻未確立，彷徨、奮斗、追尋??構成了一個精神變遷的過程。

我在皮村的“老朋友”孫恒在“工友之家”等我，久未相見，我們言談甚歡。孫恒滔滔不絕起來：“過去，社會上都習慣叫我們‘打工者’，這是指我們是一群被雇傭的勞動者，而‘新工人’則有了主體性的含義，代表了一種主人翁的社會地位;其次，‘新工人’是我們一種自覺的訴求，也包含一種渴求創(chuàng)造新型工人階級和新型社會文化的沖動。”

從孫恒的話中，我咀嚼出了個中意味：他們已不僅僅是“新一代農民”，他們正在向“新一代工人”嬗變;他們已不滿足于做“城市邊緣人”，他們渴望進入城市主流社會，甚至成為“新北京人”。

1998年，孫恒告別家鄉(xiāng)，成了一名流浪歌手。盡管他全身心地投入，卻越唱越迷茫。一次偶然機會，孫恒到一個建筑工地待了三天。晚上，他在逼仄的工棚里為工友們唱歌，唱一些老歌，也唱自己編的歌謠。工友們連工裝都來不及脫，手里端著飯盆，兩眼盯著他，那種目光與在地鐵站演唱時路人的目光有天壤之別，孫恒突然明白了，這里才是他唱歌的地方。

同吃同住，聽工友們講打工史，講鄉(xiāng)愁，講婚戀，講艱辛與憧憬，孫恒覺得自己成了他們中的一員。他還專門為一位叫阿彪的工友寫了一首歌《彪哥》，臺下的阿彪聽得淚流滿面：

認識你的時候，已是你干完每天十三個小時的活兒以后。

大伙兒都管你叫彪哥，你說這是兄弟們對你習慣親切的叫法。

每天起早貪黑，你說你感到特別得累，

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維持老少一家安穩(wěn)的生活??

其時，孫恒結識了王德志、許多、姜國良。來自內蒙古科爾沁的王德志，是懷著學相聲、當明星、上春晚的夢想來到北京的;許多高中畢業(yè)后，在舅舅的模具廠干過，還當過協(xié)警，他覺得“自己是家鄉(xiāng)當中的一只鳥，就是要掙脫這片林子、這張網(wǎng)，飛出來，來到北京”;而姜國良“從電視、電影里看到外面的世界，跟家里的世界不一樣，就想出去看看，去掙錢”。四個都喜歡文藝、都懷著青春夢的年輕人走到了一起，惺惺相惜，志存高遠。他們成立了“打工青年藝術團”，為使組織和演出合法化，2005年7月，他們又向民政部門注冊了“工友之家”機構，孫恒出任總干事。

歌曲《想起那一年》《這矮矮的村莊是我們在這城市的家》《團結一心討工錢》《天下打工是一家》《電梯姑娘》等，相聲《漂》，還有小品《我們的世界，我們的夢》，藝術團唱的說的演的都是熟悉的生活，只要工友們喜歡就行。

這些年來，“工友之家”在皮村建立了社區(qū)活動中心，設有法律咨詢、維權熱線、女工小組、文學小組、舞蹈班等。它要給工友一個聚會的地方，給他們一種家的溫暖。

來自河北吳橋的工友郭福來，每到周日晚上，都會步行一個多小時來參加文學小組的活動，聽高校的志愿者老師講課。同時，他又會按照老師的要求，將自己的生活寫成作品。

郭福來的那篇《思念妻子的一封信》感動了身旁許多工友：

小英，你聽說過兩情若是長久時，又豈在朝朝暮暮嗎?咱們可以把思念打成包裝，放進背囊。到老了，不能再打工時，咱們運回老家。坐在自家的土炕頭上，一點點打開，重溫今天分居時的思念，不也是一種幸福嗎?

而今，創(chuàng)作已成為郭福來的一種生活習慣，周一、周二構思，周三、周四寫作，周五、周六修改，周日晚與大家交流。因為有了這個文學小組，因為有了文學，郭福來覺得自己找到了一種個體的尊嚴。

藝術團在演出過程中，越來越意識到打工文化的重要性。

孫恒說：“以前我不知道自己是誰，孤零零的。做了這些事后，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認同，自己也是工人群體中的一分子，負面的情緒慢慢消失，逐漸從搖滾歌手的個人宣泄轉變到為勞動者歌唱，也更自信了、更有方向了。”

自2009年以來，“工友之家”發(fā)起并舉辦了四屆“新工人文化藝術節(jié)”。來自深圳、廣州、重慶、香港、北京等地的勞工代表和打工詩人、民謠歌手、民眾戲劇愛好者以及皮村社區(qū)居民，匯集在皮村。在藝術節(jié)期間舉辦的“勞動文化論壇”上，打工“藝術家”們更是旗幟鮮明地宣告：我們正在進行一場新文化運動!

“工友之家”進駐皮村后，孫恒發(fā)現(xiàn)到處都是七八歲、十來歲的孩子在游蕩。原來，皮村成為農民工集聚地后，他們的子女也伴隨而來。當時打工子女入學“門檻”多多，許多孩子無法上學。孫恒的眉心蹙在了一起，他自己也是從農村走出來的，知道教育對于人生的重要性，打工子女也應該享受平等的義務教育。當時，沈金花在中華女子學院讀大四，正在“工友之家”做志愿者。有一天，孫恒告訴她，“工友之家”準備辦一所打工子女學校，鼓動她留下來。沈金花疑惑地說：“我自己還是個學生呢，如何辦得了學校?”孫恒說：“你不是學社會學的嗎?現(xiàn)在社會需要這樣一所學校，在這里你會大有作為的。”或許是被這段話觸動，沈金花真的留下來了。因為有了這所學校，皮村和周邊的七八百個打工子女重返校園。

這些孩子有的從小隨父母進城，有的就在北京出生，從少不更事起，他們便被自己的身份所困擾。同心實驗學校把“愛”放在教育的第一位，努力讓每個孩子都能健康自信地成長。一位學生在日記里寫道：“每天清晨一走進校園，我的心情就特別舒暢。這里沒有歧視的目光，只有溫暖的眼神。在這里，我時時感到被重視、被關愛，我不會因為自己的爸爸媽媽是農民工而自卑??”沈金花覺得這是孩子們給學校的最高獎賞。

“聽說有機會可以當公務員，也可以到香港繼續(xù)讀研究生，你為什么選擇了堅守?”我問。

沈金花沉吟了片刻，說：“第一，如果我覺得做一件事是有價值的，就會很有動力;第二，如果身旁有了共同追求的人，而且越來越多，就會感覺很好;第三，如果我們有一個內心想過的生活，如果我們有一種向往，很多人在為之努力，那么我自己也需要付出努力。”

離學校不遠便是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這是全國第一家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

墻上的一條橫幅，挽住了我的腳步：“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歷史;沒有我們的歷史就沒有我們的將來!”

每一件展品，都是打工者真實生活的記錄;

每一件展品，都是打工者內心世界的反映;

每一件展品，都是打工者為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所作出貢獻的證明??

夜幕降臨了。許多穿著工裝的工友匆匆趕到“工友之家”，創(chuàng)業(yè)培訓、法律咨詢、女工小組、文學小組、舞蹈班，“工友之家”又開始一如往日地熱鬧、忙碌起來??

如果說，我們只用了一代人的時間，走過了西方國家近三百年的城市化演變歷程，那么，從農民工到新工人，還有多長的路要走?

讓廣大農民不斷從現(xiàn)代化發(fā)展中得到實際利益，而不是成為現(xiàn)代化的被遺棄者，應是我們城市化成敗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