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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鄉村社會正經歷復雜的轉型，社會治理存在諸多漏洞和盲區，亟待強化政府的主導作用。政府治理、社會組織治理、居民自治，是三種主要的社會治理結構的類型。轉型期的中國，雖然各類治理模式都在擴大，但擴展的速度并不相同。從國家發展階段上看，我國社會尚處于需要強政府進行管理的階段。創新鄉村治理體系，應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和綜合治理，以加強政府主導作用為基調，在界定政府和市場關系、政社分開基礎上，通過規劃、政策、制度、資源、監管來引領和治理社會，以強化服務和綜合治理平臺建設，重構鄉村中心、農民主體的鄉村社會。

探索村支部書記派駐制。給錢給物，不如建個好支部，選個好支書。村支書職位雖小，但一頭連著黨委政府，一頭直接連著千家萬戶，重莫大焉。激勵不足是影響村支書發揮作用的比較普遍的問題。一些地方通過提高待遇、考錄鄉鎮干部等辦法提高村支書的積極性，采取機關下派、村企交流、以強帶弱、大學生村官、對外招聘等多種形式，選聘優秀人才充實村黨組織書記隊伍，都取得了不錯的效果。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可以考慮在各地實踐的基礎上，探索村黨支部書記派駐制，村支書納入公務人員管理，由上級黨委委任、駐村，逐步實行“職業化”、“公務員化”。同時，適應農村社會結構、產業布局、黨員流向的發展變化，創新農村黨組織設置，推行城鄉共建、村企聯建、村村共建，把支部建到農村企業上，建到合作社、技術協會等產業化組織上，建到基地園區里，推進黨的組織“全覆蓋”、黨的工作“全覆蓋”。

大規模開發農村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公益崗位。做好服務，就是最好的治理。應著力在城鄉規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推動城鄉教育、社會保障、醫療、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服務需要有人來做。一些地方近年積極探索開發農村公益崗位。四川省壤塘縣開發設置公益性崗位197個，公共服務管理臨時崗位552個，創造性提出了路橋管護員、安全飲水管護員、村級健康衛生服務員等。公益崗位既有效解決了大中專畢業生、農村無業青年的就業，又能推進了農村社會事業、公共服務、環境整治、社會治安、防災避險等工作，確保了農村各項事業有人在管、有人能管，能夠實現多贏。建議在國家層面統一做出規劃和實施。

推進社會治理法治化。法律制度是處理社會各項事務的基準。社會治理法治化，需要讓老百姓信得過、用得起法律。領導干部應帶頭遵守憲法法律，摒棄該用法治的時候不敢亮劍、花錢買平安、和稀泥等做法，善于運用法治思維謀劃社會治理，用法治方式處理矛盾和難題，健全完善依法治理社會事務的制度規范，建立依法維權和解決矛盾糾紛機制。通過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宣傳普及憲法法律，培育基層干部群眾遵守法律、依法辦事的意識和習慣。應下力氣解決農民群眾進不起法院的問題，建設法律服務體系，建立巡回法庭，設立訴訟站點，減免訴訟費，保證農民群眾，尤其是“三留守”人員、貧困群體在遇到法律問題以及在權益受到侵害的時候，能夠及時、低成本甚至免費得到法律幫助，讓基層糾紛更多走進法院。

構建社會治理綜合信息化平臺。在城鄉流動加速、農情民情急劇變化的今天，必須依靠科技利器構建平臺網絡、提高治理能力。浙江省松陽縣建立了村級“民情地圖”，地形地貌、村容村貌、產業發展、農戶從業情況、村級組織和基層管理服務體系、結對幫扶、需要重點管理服務的人、自然災害隱患區域及避災搶險線路等一覽無余，全縣401個行政村的2406幅“民情地圖”組合起來則形成了一個民情綜合信息體系。鼠標一點，民情盡顯，使基層管理中的“上面千根線”與“基層一張網”實現了無縫對接、全面融合。這種做法值得總結推廣。鄉村兩級不缺信息網絡、不缺臺賬，組織、公安、民政、衛生、計生、農業等部門各建各的網、各打各的算盤，缺的是統一聯通共享。建議整合相關部門現有的體系和項目，繪制一張民情大地圖，建立全面覆蓋、動態更新、聯通共享、功能齊全的全國一體的鄉村綜合信息系統，發揮科技手段在社會治理創新中“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積極利用村規民約等傳統社會治理資源。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與這個國家、地區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密切相關。解決鄉村的問題還得在鄉村的土壤上探尋適合的道路和辦法。村規民約、家庭倫理等植根于民間社會并與民眾生活密不可分，凝聚著一方水土人民共同的情感、精神、道德觀念及價值觀念，具有較強的規范性，是社會治理重要的非正式手段之一。長期以來，我們把宗族、祠堂看成沖擊政權的力量，把孝悌等傳統倫理視作洪水猛獸，主流價值觀脫離家庭這個最大的本位，結果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從調研看，各地的村規民約大多包括遵紀守法，孝親愛親，勤儉持家，鄰里和睦，誠實守信，助人為樂等等這些值得珍視的傳統價值觀。應高度重視村規民約建設，充分發揮其在重構鄉村道德、凝聚人心的作用，使之在社會治理的具體制度建設中占有一席之地。探索道德倫理載體建設，引導多種形式的群眾議、群眾定、群眾評活動來激活民間“價值輿論場”，建立道德評價結果的獎懲制度，發揮其興禮作教、撫民化俗的作用。

建立一站式、立體化公共安全防控體系。針對農村隱患多、人群辨識抵抗風險能力脆弱等特性，編織公共安全防控網絡，應在三個方面加強。首先，下移執法重心，下沉力量，夯實基層基礎。我國政府治理能力頭重腳輕，越到基層、一線，力量越薄弱。農村執法力量嚴重不足與農村治安形勢、預防控制犯罪的艱巨任務不相適應。根據在山東德州市的調研，當地基層所一般為10人左右，而相比管轄區域內人口總數，最少的鎮也有2萬以上，相當于1個公安干警負責2000余人的社會治安。全縣基層法庭一共5個，承擔著全縣9個鎮街(開發區)的基層法院工作。其次，推進綜合執法、綜合治理。農村適合大合唱，執法管理的種類宜粗不宜細、宜統不宜分，可以借鑒一些地方的做法，在鄉鎮一級，公安、工商、法院、食藥、安監等有關部門成立聯合執法隊，統一受理、管理和處理，建立一站式立體化的防控體系。最后，應打破收費罰沒收入同部門利益掛鉤的利益鏈。嚴格執行罰繳分離和收支兩條線，嚴禁收和支掛鉤，嚴禁罰沒收費分成返還。

構建多層次多類型的村民自治形式。政府主導不但不排斥鄉村自治，恰恰相反，包容、需要且有助于村民自治。利益相關是村民自治的經濟基礎和載體，利益結構、產權結構決定村民自治的形式、范圍和效果。土地所有權在村小組或者自然村的，以村小組、自然村為單位實施自治更能落地，更有吸引力、凝聚力。近年在安徽、廣東、廣西等地先后出現了村委會以下的村民自治形式，就是利益相關決定自治方式的體現。目前全國農村土地50%以上歸村民小組集體所有。應以行政村自治為基礎，根據不同地區的條件和情況，開展在農村社區、自然村屯、村民小組為基本單位的村民自治試點;在農村集體產權為鄉鎮一級所有的地方，開展鄉鎮一級的村民自治試點，不斷擴大村民自治的領域與范圍。堅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開展多種形式多層次的基層民主協商，推進基層協商制度化，規范各種基層民主協商形式的職權、范圍、召集方式和管理章程，使群眾問題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權益有保障。

(作者系國家檢察官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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