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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城鄉一體化發展在工作指導和改革的頂層設計上具體化。今年4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體學習，專題討論研究中國的城鄉一體化發展問題。由此可見，城鄉一體化已經成為改革的重中之重、發展的先行之先。

　　城鄉一體化發展，不是一個理論問題，卻需要理論的指導;是一個社會實踐問題，也需要對路徑選擇和操作的創造性經驗進行必要的理論概括和總結。

　　城鄉一體化發展與馬克思主義原理相吻合。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社會基本特征的常識性概括是，實現共產主義必須消滅城鄉差別、工農差別、體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馬克思在1858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中首次提出了“鄉村城市化”這一概念。這個概念可以解讀為，在社會主義的初始階段，由于農耕漁獵是物質生產的主要手段，社會人口將大量地分布在農村。而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傳統農業作為基礎產業，從而派生出大量的二三產業，生產要素所具有的趨利性和聚集性，驅使大量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就業。于是，鄉村的城市化就成為了規律性的演進。

　　與馬克思的“鄉村城市化”概念相輔相成的，是恩格斯提出的“城鄉融合”的概念。恩格斯在闡述共產主義原理時說：“鄉村農業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業人口的集中只是工農業發展水平還不夠高的表現。通過消除舊的分工、進行生產教育、變換工種，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以及城鄉的融合，使社會全體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發展”。恩格斯這樣的表述，簡單地說明了城鄉融合的結果是“三個消失”、“一個共同”，即：工人與農民之間階級差別的消失，城市和鄉村的對立消失，人口分布不均衡的現象消失以及大家共同享受福利。

　　從馬克思的“鄉村城市化”到恩格斯的“城鄉融合”思想，二者的涵義均表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形成的各種差別是客觀存在的。用效率標準來衡量，這種差別在某一時段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當社會再向前發展，社會公平將成為社會成員的渴求和關注點時，應逐步消除各種差別，就成為了社會發展的必然。由此可見，城鄉之間應融合發展，社會公平、公民平等應成為社會進步的追求。

　　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現實重大意義，主要體現在“三個需要”上。一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需要;二是解決現存社會矛盾的需要;三是創建公平社會的需要。如果說，到中國共產黨建立100年時，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社會治理的效率色彩本應該濃厚;那么，到新中國建立100年時，要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公平與效率的統一，甚至應該效率服從公平，就應該成為國家治理的基本特征了。目前，中國社會的具體矛盾是，產業結構不盡合理，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國民收入增速放緩，面臨著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驗;發展與保護的矛盾突出，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還沒得到有效抑制;依法治國剛剛起步，民主制度亟待完善。當今社會的不公平，主要體現在城鄉分治所造成的權力不公、機會不公、規則不公。

　　城鄉一體化發展改革措施的提出，是對過去多年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和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上形成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管理體制的徹底否定。在城鄉分割、經濟社會雙重管理的結構條件下，社會資源配置效率和人的積極性必然低下，城鄉之間的矛盾不斷累積，各種社會不公平必然越發強烈。如果這種體制性制度性障礙不解除，那么，不但兩個一百年的目標很難實現，而且社會也不可能穩定，公平正義就無從談起。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城鄉一體化發展這項改革措施，是可以同改革單一的公有制相媲美的重大改革措施。

　　城鄉一體化是城鎮化的升級版。城鎮化率比較高的社會形態與以農耕漁獵為主的傳統社會形態相比，是個歷史性進步;由城鎮化到城鄉一體化，無疑又是一次歷史性進步。城鎮化的優點是優秀人才和優勢資源向城鎮集中，形成強大的生產能力，從而快速推進生產的專業化和社會化，比較好地解決了效率問題。但是，由于城鎮化在進程中會出現優質勞力、優質土地、創業資金和技術等要素，單向向城市流動，很容易引發忽視農業和農村的現象，結果有可能造成農業的萎縮和農村的凋敝，使整個社會失去平衡。而城鄉一體化發展主張各種優質要素在城鄉之間雙向流動，農民可以進城務工，城里人可以下鄉務農，一流名牌大學可以建在農村，農產品精深加工的實體可以進城;國民有自由遷徙和選擇職業的自由，生產要素在市場的作用和政府有效的引導下，不但創造了效率，同時也兼顧了公平。由此可見，城鄉一體化是城鎮化的升級版。

　　需要指出的是，城鎮化是城鄉一體化的基礎，城鄉一體化是對城鎮化的繼承和發展。只因為有了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城鎮化道路的成功實踐，才有今天城鄉一體化戰略的發育和成長。只有當生產力達到一定程度、城鎮人口成為大多數時，才有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客觀條件;只有城鄉由二元結構社會轉入發展共同體，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才能不斷向高級階段趨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