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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農民的兒子，生在農村，長在農村，長期從事農業農村工作。1968年我從江西農墾學校畢業后分配在農村人民公社工作，當過農技員，擔任過鄉政府主要領導，縣(區)農業局長、農村工作辦公室主任等職務。

幾十年與“三農”工作打交道，我對《農村工作通訊》這本雜志情有獨鐘。盡管我的工作單位多次變動，但無論是在鄉鎮基層，還是在城區，我都把《農村工作通訊》當作指導我開展工作的貼身“伴侶”。

1980年縣委組織部派我到江西省委黨校學習，在黨校的閱覽室，一本關于農業農村政策的權威刊物深深吸引了我，它就是《農村工作通訊》。這本刊物的每篇評論與調查報告，我都會細細研讀，從中領會農村改革的脈動。

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當時有很多基層干部對農村改革有些困惑，有的擔心集體財產流失，有的人怕走回頭路。1982年1月，中央出臺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個農村工作“一號文件”，《農村工作通訊》當期在刊登中央一號文件的同時，還加頁刊發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國家農委<關于積極發展農村多種經營的報告>的通知》，并用言論、問答等形式進行解讀，這些政策精神如同“久旱后的甘霖”滋潤著我們的心田。

1984年春節過后，縣委縣政府開展了“撤社建鄉”的工作，我榮幸地當選了永修縣白槎鄉人民政府第一任鄉長。我在上任后的人民代表大會上，手拿著《農村工作通訊》向代表們說：“這本雜志傳達了黨中央的聲音，在推進農村改革方面，大家可以從中尋找答案。建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勢在必行，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要解決‘民以食為天’的大事……”我的一席話在289位人大代表中產生了共鳴。會議結束后，我就帶領鄉、村干部去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參觀學習。回來之后，一場波瀾壯闊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浪潮在全鄉興起，秋后算賬，全鄉的稻谷喜獲大豐收，32000余畝水田，增產糧食960多萬斤，比大集體的糧食產量翻了三番，農民人均收入增長了四倍。

上世紀九十年代，作為良師益友的《農村工作通訊》，其中刊發的一些外省地的重大農村改革典型經驗，給我們提供了可借鑒的他山之石。新世紀之初，我在九江市潯陽區擔任農委主任，每年年初，我會在《農村工作通訊》到達的第一時間，仔細咀嚼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及全國農業工作會議精神，并結合本地實際，為區委區政府確立全區當年農業農村工作重點目標提供政策依據，為全區“三農”工作做出全面部署。

除了傳遞黨的“三農”政策聲音外，《農村工作通訊》還是農村干部交流工作心得的園地，我最關注的欄目有“聚焦”、“工作手記”、“漫話”等。

《農村工作通訊》伴我幾十年，豐富了我多彩的人生閱歷，我退休后，仍然把她作為自己生活中的精神食糧，每年都要寫點隨筆寄往編輯部，很榮幸的是，有幾篇小品文及剪紙作品在“七彩鄉土”及“記住鄉愁”欄目發表，讓我倍感欣慰。

希望《農村工作通訊》以60年為新起點，為“中國夢·三農夢”書寫更加輝煌的時代篇章。

(作者系江西省九江市潯陽區原農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