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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牢固樹立和深入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的要求，農業農村經濟智庫的總體研究方向應牢牢抓住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這個關鍵，瞄準加快建設現代農業，加快農民增收速度，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三個目標，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探索順應世界大勢、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農村發展道路。作為國家級智庫，對中國的農業現代化道路進行歷史考察、實證研究和理論提煉更是責無旁貸。理論來源于實踐，是對實踐活動的總結、概括和提煉。當提煉出來的理論能夠最大可能地接近甚至符合實踐活動規律時，就可能為國家頂層設計及其實施提供正確的指導。為此，迫切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加強基礎性研究。

從推進工業化的視角和人口大國的實際出發，認真總結國外農業現代化的新經驗，探索新路子

工業化深刻改變了人類從自然界獲取生存資料的方式，進而引起了社會大變革。在這一歷史背景下，農業面臨著兩個根本性轉變。其一，農業從社會的主要生產方式轉變為從屬于工業的一個產業。但是，農業仍然是生產人類生存的基本資料——食物的主要方式，這一延續了萬年左右的角色并沒有改變。其二，農業主要面向市場供求而不再是自給自足，因此必須按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從根本上大幅度改變生產和經營方式。工業化所要求的專業化分工和社會化協作同樣適用于農業，傳統農業必須實行徹底改造。農業現代化是人類工業化的必修課。

歐美諸國先行一步，農業生產水平遠在其他國家之上。按世界銀行、國際糧農組織等機構的資料，2009年世界糧食單產平均每公頃3.5噸，美國等G7國家之中，加拿大3.3噸，意大利5噸，日本5.9噸，美、英、法、德均超過7噸。我國即將完成工業化，每公頃單產達到5.5噸。自然條件比中國優越，工業化程度遠低于中國的印度只有2.5噸。可見，農業生產水平既依托工業，又是國家工業化程度的一個重要標志。人口小國實現工業化或許可以依賴其他國家提供農產品，人口大國沒有農業現代化就不可能實現工業化和社會組織結構的現代化。即使一度在工業上取得驕人成就也不牢靠。前蘇聯之所以垮臺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農業沒有過關。前蘇聯組成部分的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的谷物產量至今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9年上述四國的谷物單產分別是每公頃2.3、3、3.4和1.4噸，只有白俄羅斯、烏克蘭略高一些。現代農業是支撐工業文明持續發展的、不可或缺的強大支柱，不能不引起執政者的高度重視。

建立中國特色農業發展理論體系必須深入研究世界各國各地區的農業，才能在比較的基礎上找準自己的定位。世界各地自然條件、歷史背景和工業基礎不同，發展農業的路子自然不同。例如，美國國土廣袤，耕地多，大規模消滅原住民印第安人之后沒有新舊產權糾葛，工業化城市化的土地成本極其低廉，順理成章地形成了大地產、大資本、大農場、大公司的經營模式。農場生產全盤機械化和高度自動化。國家極其重視也有能力促進科技創新，不斷推動產業升級。社會化服務體系水平高，由相關物資供應、技術指導和加工、運輸、銷售等專業公司提供的服務貫穿于產前、產中和產后全過程。上述一切的合力形成了世界首屈一指的農業生產能力。2009年，美國谷物單產7.2噸，僅次于埃及的7.6噸和法國的7.5噸。美國擁有可以種植糧食的耕地大約1.65億公頃，2009年僅用了大約三分之一也就是5800萬公頃的耕地，谷物總產量達到4.20億噸，僅次于中國的4.84億噸。人均擁有谷物1.37噸，是中國363千克的大約4倍。美國不僅可以保持高于世界絕大多數國際和地區的人均糧食消耗量，還擁有操控國際糧食市場的強大能力。所以，基辛格才志得意滿地說：“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人類。”又如，同樣是世界主要農產品出口國的法國，由于是在大革命解放農民的基礎上開始工業化，其農業生產經營方式主要不是美式大農場，而是農業合作社組織下的農戶。在此基礎上同樣全面實現了機械化和服務體系社會化。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將其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認真研究，得其精髓，不拒絕學習，也不盲目照搬。

梳理中國農業百年發展脈絡，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堅定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之路的制度自信

全球工業化是人類發展大趨勢，只是各國發展道路有所不同，像中國這樣人口大國，只能走自己的路。六十多年來，中國農業走的正是一條獨特的現代化之路。

新中國的歷屆領導人意識到這一點，大力推進農業現代化，同時，極力減少對農民的傷害，一再強調牢固樹立農業是安天下、穩民心的戰略產業的理念。所以，大約百年之前，毛澤東說過“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毛澤東《湘江評論》創刊詞，1919年7月14日)建國之后從來沒有放松過農業工作。農業農村工作從來是我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最近，習近平提醒：“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們的飯碗應該主要裝中國糧”。(人民日報評論員《中國人的飯碗要端在自己手上》《人民日報》2014年01月07日)更是表現出黨中央在新形勢下對三農工作的高度重視和戰略考量。

中國近代長期處于戰亂之中，農業現代化的真正起步在新中國建立之后。智庫研究重點可以放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農業農村發展情況的全面綜合和深度分析，尋找產業發展、農村建設和農村人口轉移的規律。比如，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農村土地制度經歷兩次重大變遷對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和影響。如何看待50年代的農業集體化和改革開放之后的聯產承包、雙層經營制度，實事求是地分析得失成敗，作出既能堅持集體經濟保護農民根本利益，又能優化組合資本、勞動、技術等要素的基本經濟制度安排。又如，在糧食安全問題上，單產的提高幅度驚人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據農業部副部長、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中科院院士李家洋的說法，1949年至2011年，我國糧食單產從68.6千克/畝提高到344千克/畝，增長了4倍。在播種面積沒有太大變化的情況下，總產從1132億千克提高到5712億千克，也增長了4倍。同期人口數量由5.4億增長到13.45億，人均占有糧食仍然翻了一番，從209千克提高到426千克，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可見中國農業的發展保證了糧食安全。國家對糧食生產、確保糧食安全采取的政策措施總體上是成功的。智庫應該認真總結這方面的經驗教訓，對農業生產經營的組織形式，水利、農機、農技發展狀況以及對提升農業生產能力的貢獻，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和城鄉關系調整對農業農村發展的影響等問題進行系統而深入的研究。

逐步搭建中國農業農村經濟理論的框架，不斷充實，力爭形成符合中國農業農村經濟發展規律的理論體系

中國的農業現代化只能走自己的路，理論落后于實踐不足為怪，只是不能長久地處于這種狀態。走自己的路的確需要也應該形成符合中國實際的理論。這一理論體系框架可以考慮從農業經濟理論、農業發展理論和農業生態理論幾個方面構建。

農業經濟理論主要研究自然環境對農業的影響，包括農業區位、農業產品結構、農業比較優勢、農業區域分工等。在一二三次產業之中，農業是對自然界的依賴最大。例如，越是市場細分，消費者對商品質量的要求越高，個性化的要求越多。制造業可以通過技術的、設計的、包裝的種種工藝在車間里制造出適合客戶的產品。農業無論用什么技術裝備、生產工藝也脫離不開水質、土壤和空氣這些基本條件，無法在完全人工的環境下實現較大批量的生產。這就是為什么“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的原因。名特優農產品必須講究原產地和最佳生產地，中藥材必須講究“道地藥材”。再好的品種一旦離開原產地，或是原產地的自然生態發生巨大變化，其品質必然發生變化。研究名優特產品、道地藥材與自然環境的關系，為產業發展的區域劃分提供科學依據，在此基礎上推廣才能取得好的效果，盡量避免大力推廣——量大質降——砸掉牌子的惡性循環。

農業發展理論要研究的是農業在整個國民經濟社會發展格局中的定位與作用問題，包括農業產業結構、城鄉協同發展、農業發展階段、農業功能擴展等。例如，從社會的角度，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就市場競爭而言，又是弱質產業。發達國家有不少補貼農業的辦法，我國幾十年來實行了不少扶持農業的政策，效果各有千秋。總的來看，學習借鑒往往只學到皮毛，形似神不似。政策舉措也存在著既缺乏連續性又缺乏靈活性的問題。原因在于對我國幾十年的經驗教訓缺乏系統深入的總結，尤其缺少把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放在整個工業化城市化的大格局中考量的研究。例如，金融在現代農業中的作用長期認識不足，也沒有找到切實可行的辦法。當前正在進行的兩權抵押貸款，即農村承包土地經營權和農民住房財產權分別可以抵押貸款的試點值得認真總結，從中找出國家土地制度進一步改革的路子來。作為智庫還需要對農業發展階段深入進行理論研究，農業現代化的不同發展階段遇到的主要問題不同，只有把握規律，才能減少政策盲目性。

農業生態理論研究的是農業現代化對自然環境的影響，包括生態定位、生態適宜性、環境承載力、循環農業和可持續農業等。大量使用化肥、農藥和裝備、設施的現代農業，無疑對自然環境的影響大大超過傳統農業。集約化、規模化的結果優化了生產要素，提高了產量質量，也帶來了廢棄物的大量集中。造成污染。例如，過去作為農家肥料的排泄物，作為農家柴薪的秸稈是農民爭搶的寶貝，現在變成了令人頭疼的農村面源污染。多年大量使用化肥農藥對全國絕大多數耕地和水資源的影響日益明顯。過去對此類問題雖然有一些研究，但缺乏系統性。如何吃得飽，還要吃得好，吃得安全?仍然是不好解決的矛盾。這些問題同樣應該引起智庫的重視，進行深入而全面的研究。

總之，智庫應綜合運用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空間地理學等學科知識，借鑒國外的農業經濟發展理論和實踐，立足我國農業農村發展實際，著眼探索中國現代農業的科學發展道路，開展農業農村經濟理論方面的研究，以期為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出貢獻，為國家決策提供理論依據。以期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培養并壯大中國農業的競爭力。有助于在穩定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產量，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有助于指導農業發展方式的轉變，走出一條集約、高效、安全、持續的現代農業發展道路。

(作者單位：焦平 中共中央黨校;蕭少秋 光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