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湖北省宜城市,記者不僅看到良田萬頃,池塘羅布,還看到牲畜滿欄,果林滿目。種養平衡,品種多樣,表現出宜城農業的繁榮。
作為漢江流域的全國糧食生產大縣,宜城依然將強化科技引領、穩定糧食生產作為“調結構”的首要任務。在此基礎上,強調“提升農業質量效益和競爭力”和“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確定了“穩產能、調結構、轉方式、提質效”的主攻方向。他們的主要做法是“合理利用資源稟賦,主動適應市場變化,優化作物品種布局,科學統籌糧經飼生產。”
由于多年大面積種植西瓜,連茬耕作帶來的土地病害等問題顯現,品質與產量的下降給西瓜產業帶來挑戰。為應對這一問題,宜城及時做出調整和引導,目前,全市共落實減少西瓜種植面積5萬畝以上,水稻穩定在46.97萬畝。此外,增加甘藍、飼草、綠肥、經濟林、水果等其他作物面積6萬畝。
宜城市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在保證糧食等基本農產品生產能力的前提下,按照比較優勢原則提出調整思路,既考慮到市場規律,又考慮到發展方向,為政策落地創造了條件。
適應市場,
組織創新破發展瓶頸
宜城市“調結構”的戰略布局已謀定,如何落地還要看農民。記者來到湖北省首家注冊成立的宜城市家庭農場協會,找到會長胡吉紅。他曾是當地超市的農副產品供貨商,當看到消費者對生態農產品需求越來越多,便回到家鄉宜城南營辦事處楊溪鋪村流轉了500多畝土地,創辦了以鄉村休閑為主業的鴻盛家庭農場。然而,由于缺乏經驗,第一次啃農業的“大餅”,他有些“消化不良”。
頭兩年胡吉紅大面積種植了超市常見的大路蔬菜。“哎,由于土質不適宜,虧了好幾百萬。沒辦法,后來開始嘗試種植適合市民采摘的有機水果,像草莓、葡萄、七彩花生等等。”胡吉紅向記者介紹自己改變思路的過程,“于是,我就轉向有機采摘農業,再次追加投資,建大棚,選好品種,施有機肥,緊盯市場需求選擇作物品種。”在以采摘為主的鴻盛家庭農場,他坦言創業艱辛,“找準產量可觀、市場對路的品種最重要。”經過幾年調整,胡吉紅現在不僅收回了投資,而且每年的收益已十分可觀。
在創業過程中,胡吉紅發現其他家庭農場主在調整作物品種、擴大規模、提高設施水平中與自己一樣,都面臨資金短缺的困難。“我們流轉的都是農民一家一戶的承包地,沒有什么可以抵押的資產。可是,改善農業設施、購買生產資料,又需要不斷投入大量的資金,單個家庭農場去找銀行辦理信用貸款很不容易。”胡吉紅在與其他農場主溝通的過程中想到,“如果是600多個家庭農場聯合去找銀行辦理,情況可能就不一樣了。”
于是,2013年6月,胡吉紅聯合全市其他600多家家庭農場主注冊成立了宜城市家庭農場協會。除了交流種植經驗、分享銷售信息,開展金融合作成為協會主要職責。經過胡吉紅等人的努力,協會于2014年4月爭取到與宜城市國開村鎮銀行的合作機會,即家庭農場協會、國開村鎮銀行、湖北君科融資擔保公司共同搭建起一個惠農貸款平臺。“有融資需求的宜城家庭農場協會會員等貸款主體,經協會審查推薦給擔保公司調查后,出具擔保函,以3~5戶協會會員聯保,并輔之以擔保公司擔保的形式在國開村鎮銀行獲得融資貸款。”胡吉紅表示,無須抵押的金融服務為廣大家庭農場主擴大生產、調整品種提供了極大支撐。
據胡吉紅介紹,協會683個會員每年的貸款資金需求總額有1億多元,通過協會運作,2014年至2015年度已成功幫助158戶會員解決融資貸款問題,貸款額度近2500萬元。“盡管我們第一年貸款已全部還清,但是第二年銀行放貸還是縮減了很多,簽了9000萬的協議,事實上只落實了300萬貸款額。”剛剛嘗到甜頭的會員,又遭遇了資金封堵。
“目前,金融服務遇到困難,協會便在農資集中采購與農產品銷售上加大了服務力度。”今年,胡吉紅通過聯系廣東一微信銷售運營商,簽訂了50萬斤桃子的訂單,他已聯合7戶農場主統一供貨。
宜漁則漁,
專業合作社引領特色產業發展
“培育新型經營主體,創新組織機制”是宜城發展生產的第一個“堅持”,第二個堅持則是“優化品種結構和區域布局”,正所謂“宜糧則糧,宜菜則菜,宜藥則藥,宜林則林,宜飼則飼,宜漁則漁。”在距宜城市區6公里的南洲村二組,宜城市郭家臺生態甲魚專業合作社做得風生水起,帶領了一方農民致富。
合作社由養殖大戶郭忠成、李傳明于2009年發起,目前規模已達3000畝,社員已達220多戶。合作社采取池塘甲魚“仿生態”與“鱉-蝦-稻”生態綜合種養相結合的養殖模式,一個養殖周期為3~4年,年產甲魚苗140萬尾,商品甲魚200噸,產值達2200萬元,基本形成了生產、繁育、銷售一條龍。
“我們在放養期內不投喂工廠加工的專用甲魚餌料,只放小魚小蝦,甲魚大量食用稻田里的昆蟲等有機物,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都十分可觀。”郭忠成介紹道。目前,不僅有土地條件有本錢的宜城農民來跟著他學技術,還有全國其他省市的養殖者前來參觀學習。有效益、可持續,是產業發展的生命力。
無力改變,
散戶渴望政策扶持
種植有機水果和養殖生態甲魚都是經濟效益較高的生產項目,記者看到宜城還有很多普通的農業生產者只能站在高效農業的圍墻外望梅止渴。他們在“調結構”中所面臨的難題或許代表著更多數量的農民心聲。
在宜城市小河鎮明正村,50多歲的唐明濤告訴記者,他流轉了30~40畝的土地,種了三年的水稻、小麥和玉米,既賺不到多少錢,也換不了種類,很發愁。小河鎮屬于宜城市基本農田保護區,也是典型的稻麥兩熟區,他每年的凈收入在2萬元左右,但由于地塊碎小,費工費力,做得很辛苦。
“我也想過重新選地,改種別的,但是怕規模小沒人來收,當地又沒冷庫,儲藏也不好解決。總之,沒有大市場,靠單個農民自己做很難成功。”唐明濤曾連續三年通過家庭農場協會申請貸款,但從未獲批。“銀行喜歡貸給收益高的經濟作物,我們種糧食的一般貸不到。”細數過當地掙錢的各種農業項目后,唐明濤告訴記者,“還是先種糧食吧,雖然掙不到啥錢,起碼穩定沒風險。只是希望政府能扶持農民將小塊地整理合并為大塊地,便于大型機械耕作,降低成本。”他希望國家能給予更多政策扶持。
對小有規模的農業經營者來說,調結構需要考慮成本與收益,需要突破資金、技術、市場等各種障礙;對于普通農民來說,種什么更多依賴傳統習慣,改變的底氣則通常來自政策支持。正像胡吉紅所說,“想種什么看市場,能不能種成功有時候也依靠政策支持。”市場與政策,成為農業經營者調整結構、發展生產的兩大支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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