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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6日凌晨1點55分，王郁昭去世，享年90歲。一年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委員長萬里因病去世，《農村工作通訊》在當期相關報道中推出了《為農民利益，他愿意擔當》。為此，中國農村雜志社社長王太帶隊采訪王郁昭，請王老就萬里在安徽推進農村改革的往事進行回憶。彼時，王郁昭老人思維還算敏捷，對于之前與萬里一起工作的細節還能較詳細地回憶起來，但畢竟年歲已高，寫與說已稍顯困難，需要其夫人在旁幫忙。不曾想，僅僅一年之后，斯人已逝……7月20日上午八點，王郁昭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醫院舉行。

王郁昭生前先后曾任安徽省省長，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八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常務副主任，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等職，素有“為農業大包干報戶口的人”、“中國農村改革先行官”之稱。如今，我們簡要回顧王郁昭的光輝人生，以紀念這位值得尊敬的老人。

1. 搞“大包干”

1978年，安徽省滁縣地區遭受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災，糧食大減產，農村經濟岌岌可危。那時，52 歲的王郁昭在當地任主要負責人。為搞好秋種和生產自救，滁縣召開全區四級干部會議。會議要求大家解放思想、暢所欲言。結果，三個悄悄進行的實踐引起了大家的關注：來安縣魏郢生產隊將生產隊分成兩個組，實行三包一獎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天長縣新街公社在面臨棉花枯死的情況下，將棉花包產到戶，超產獎勵、減產賠償;來安縣將全年的糧油棉生產指標分解，對基層干部實行崗位責任制。這三個公社，在大旱之年實現了普遍增產增收。王郁昭聽后非常振奮，認為大旱之年，這三個公社不僅沒有減產，反而增產，主要原因是調動了群眾的積極性。

會后，王郁昭臨時到合肥辦事，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知道后，通知王郁昭晚飯后到他的住處談一談。“這是我第一次與萬里面對面地談話，從晚上7點談到了10點多鐘，重點將三個典型案例向萬里作了詳細匯報。萬里非常感興趣。”后來，王郁昭回憶說，按照萬里要求，他立刻組織人員到這些社隊進行調查，隨后上報安徽省委。萬里看到滁縣的報告后，通知滁縣可以在全地區各縣試點。1978年10月20日，滁縣地委發了文件要求各縣先選好試點，取得經驗后在逐步推廣。到1979年3月底，全地區實行包產到組、包干到組、聯產計酬的生產隊已占生產隊總數的68.3%。

鳳陽縣城南公社岳林大隊岳北生產隊將土地承包到組，生產的糧食除了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的全歸各組。王郁昭得知后非常支持，將這種方式命名為“大包干”。滁縣地委辦寫了《岳北生產隊實行“大包干”責任制的具體做法》，這是“大包干”這個詞第一次出現在官方文件中。“大包干”取得很大成績，隨即流行起來，不過，“大包干”仍然不能見光。王郁昭決定，給“大包干”報戶口。1980年元月，安徽召開全省農業工作會議，王郁昭發言時呼吁：“要求給大包干到戶報個戶口，承認它是社會主義生產責任制的一種形式。”萬里在總結講話時說：“包產到戶……已經有了，孩子已經生下來了。那天王郁昭同志說了，孩子挺好的，給報個戶口吧……我們的態度是不能打擊群眾的積極性……批準!”

1991年，黨的十二屆八中全會，強調把家庭承包制“作為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一項基本制度長期穩定下來，并不斷充實完善。”1993年3月，全國人大正式通過決議，把家庭承包制正式載入我國憲法。

2. “九號院”的最后守院人

1987年6月，王郁昭離開工作多年的安徽省，調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90年5月，王郁昭轉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黨組成員。1993年3月，王郁昭當選為第八屆全國政協常委。1993年5月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此后，王郁昭曾出任中國扶貧基金會第三任會長。

“在上世紀80年代，九號院的農村工作機構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遷。第一段即農委(國家農業委員會)時期，第二段為農研室(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時期，第三段為清查和善后階段，是屬于九號院的尾聲階段，這段時間的負責人，即清查清理和遣散分配的主持者，正是王郁昭。”曾給王郁昭做過四年秘書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趙樹凱說：“觀照王郁昭跌宕起伏的人生軌跡，聚焦他在縣里、地區、省里、九號院的從政經歷，某種意義上也是管窺這個變革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