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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自地方，想結合自身的工作和感受講三個故事。

故事一

第一次接觸《農村工作通訊》是在80年代。那是80年代中期，安徽在全國率先推行農科教統籌結合，省農科教統籌協調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省教育廳，我被抽調到農科教辦公室。有一天，我到當時的省農經辦宣教處對接工作，第一次看到了《農村工作通訊》雜志。來自教育系統的我，當時對農業農村知之甚少，一看到這本雜志，就立刻被深深吸引住了。臨走的時候，我給農經辦宣教處的領導說能不能送我一本?宣教處的同志很客氣地送了我幾期雜志。從此，我便與《農村工作通訊》結下了不解之緣，她成為我學農、知農的第一個日常讀本，以后省農科教辦公室也訂了這本雜志。2000年機構改革時，省農科教辦公室從當時的省教委劃轉到省農委，我也很榮幸地成為《農村工作通訊》雜志的一名通訊員。這么多年來，《農村工作通訊》始終是我案頭必備的讀物，我通過這個雜志看天下，知農情，學新知，懂理論，釋疑解惑，提升了自己的素質和能力。

故事二

2011年4月，現任農業部副部長余欣榮從江西省委常委、南昌市委書記調任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長，分管農業。到任剛一個禮拜，他的秘書打來電話，要我們把開年以來的《農村工作通訊》找一套送過去，余省長要看。當時我們辦公室一位秘書問，省長為什么指名要《農村工作通訊》呢?我說，雜志有權威性唄，而且省長在江西的時候，在省委農工部、省農業廳工作過，更了解這本雜志的分量。但這個分量到底有多重呢?在以后的工作當中我也在思索這個事，因為我們的幾任省委、省政府分管負責同志，都對《農村工作通訊》上刊發的文章做過批示，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也讓辦公廳打過電話，要我們把他們在全省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節選，商請《農村工作通訊》發表。所以我感受到這份雜志在領導心里的分量。究竟為什么在領導心里總是那么沉甸甸的呢?后來，我在鳳陽小崗村大包干紀念館里找到了答案。那是在紀念館新館建成不久，我第一次去參觀，進館之后，首先映入眼簾的是18位農民鮮紅的手印，之后，講解員給我們講述了大包干前后那一段不平凡的歷史，指給我們看墻上影印的《農村工作通訊》雜志上當時發表的幾篇文章。講解人特地說，這幾篇文章是當時那段歷史的見證。那一刻，聽著大包干那段驚心動魄的歷史，再看看同一個展廳展出的十八個紅手印和《農村工作通訊》，我感到極為震撼。我想，我們《農村工作通訊》何止是一份“國字號”雜志，她是“三農”歷史的積淀，她記載的分明是一部厚重的農村改革發展史，見證的是中國農村改革發展的風起云涌。我瞬間明白了，各級領導這么看重《農村工作通訊》，他們看重的不僅是這本雜志的權威性，更是她對共和國農業發展史的真實記錄和深度解讀，是對時代公信力、歷史公信力的敬重。

故事三

2014年四五月間，我陪同中國農村雜志社辛燕副總編等幾位同志到安徽績溪去調研。應一個農民合作社理事長的邀請去參觀茶葉基地，從績溪縣坐了一個多小時的吉普車，一路顛簸來到大山深處。在這位理事長簡陋的辦公桌上，看到了一本《農民文摘》。當時我問他你是不是經?？础掇r民文摘》，他回答說，他是在辦公室里看《農民文摘》，晚上回家看《農村工作通訊》?？础掇r民文摘》主要是學技術，看《農村工作通訊》主要是了解黨的“三農”大政方針，了解基層典型。

這位理事長的話，使我感到《農村工作通訊》不僅是我們的干部需要，我們農村的合作社社員、理事長們、農民也同樣需要。所以當時就想怎么能讓這個雜志走進農民中間。于是，這幾年我們在雜志社的支持下，在績溪、泗縣、太和、靈璧等地陸續開展了一些送刊讀刊活動，還建立了調研基地。這幾年，每年的《農村工作通訊》都有幾十篇文章報道安徽農村改革發展的情況，這里面既有黨政領導的文章，又有基層干部群眾的事跡，特別是新農人的創業故事，他們“三農”工作的酸甜苦辣，都讓我感覺到《農村工作通訊》上接天氣、下接地氣，這可能是《農村工作通訊》能夠成為期刊中的“常青樹”的一個原因。

前幾天，剛成立不久的安徽省食用菌行業協會的會長到我那里，看到《農村工作通訊》立刻翻閱起來，她看過之后就提出“你送我一本”。她認為這個雜志應該推薦給協會的會員，讓他們也經常看看這本雜志，她說，“這能使我們協會的工作更加貼近黨的方針政策，把協會工作做得更好。”她的話給我一個強烈的感受，就是在新常態下，《農村工作通訊》仍具有強勁的生命力。我們的雜志只要以人民為中心，就能夠走進人民的心坎里，就能夠為廣大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所接受、所歡迎，成為他們工作、創業、創新必不可少的好幫手。這是第三點感受。

最后談一點期望，值此《農村工作通訊》雜志創刊60周年之際，衷心祝愿雜志：六十甲子方作始，更激蕩三農情懷，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唱好大呂鄉音，譜寫美麗中國農村改革發展新篇章。作為一名通訊員，我想借此表達對我們這本雜志的深深祝福，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