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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成為各級抓三農工作的主旋律背景下，社會上便有了“中國農業已經過關”的錯覺，認為農產品過剩，三農問題可以馬放南山松口氣了。這是值得警醒的大問題，中國農業不僅遠沒有過關，而且距離現代化的目標還差距甚遠。

　　農產品多與少的問題僅僅是農業生產的戰術問題，而中國三農問題則是牽動全局的戰略性問題。我們已經遭遇過“姜你軍”“蒜你狠”“豆你玩”“蘋什么”“米高揚”，我們正在遭遇著“玉如山”(2億多噸玉米庫存積壓)、“油過洋”(進口8000多萬噸大豆)，農產品的“1616565”(多了多了少了少)是市場經濟的常態。當前，糧食過剩是少量品種的結構性過剩，不是全面過剩，即便全面過剩，也只是微觀層面的戰術問題，不是宏觀層面的戰略問題。決不能因為微觀層面需要調整戰術，影響宏觀層面實施戰略。農業的背后是農民和農村問題，中國農業必須從戰略層面實現“三體共化”，即作為本體的農業、作為主體的農民、作為載體的農村共同現代化，農業才能夠真正實現現代化。中國農業這條現代化的短腿，就短在缺乏現代理念、現代技術、現代設施、現代管理、現代資本、現代人才、現代服務等現代元素的注入，如果在農業領域像工業像城市那樣注入諸種現代元素，這條腿就不會再短。而現代元素的注入，必須有合適的主體和載體承接，如果主體農民和載體農村沒有承接的能力和條件，現代元素就無法注入，這條短腿就無法加長。

　　作為農業生產的主體，農民的綜合素質有待提高，5億多農村勞動力，平均受教育時間不足8年，農村留守兒童、流動兒童和流浪兒童，均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這個數量過億的三大兒童群體就是農村未來的勞動力。我們給未來一群什么樣的孩子，這群孩子就會給我們一個什么樣的未來。制度性歧視依然在許多領域根深蒂固。會種田、會養雞、會養豬被認為是低素質，為社會所不屑;會唱歌、會跳舞、會彈琴被認為是高素質，高考會加分。農民沒有退休制度，也沒有童工，那么多農民都在“違法勞動”。農民的房屋被稱為地上附著物，可以隨意拆除;城里的房屋則要按平方賠償。農村尚有幾千萬貧困人口亟需解決吃飯、穿衣和三保障問題。細碎的土地經營規模和巨量的土地經營主體也使經營難以實現規模化、組織化的現代化要求。美國家庭農場平均幾千畝，日本也在30畝以上，我國戶均不足十畝，且分為七八塊。我國有2.3億承包農戶，而美國只有230萬、英國只有23萬經營主體。要把這樣一個龐大群體組織起來，絕非易事。

　　農村作為農業生產的載體，空心化問題逐漸凸顯。眼下村莊可分四類：一是社區型，地處城市郊區被城市擴張改造成新社區;二是文物型，具有文物價值需要保護下來的古村落;三是農莊型，適應農村生產生活需求建設的新型村莊;四是衰落型，逐漸衰落消亡的空心化村莊，這類村莊在鄉村占比最大。2.7億農民工外出打工，存貸差高達70% ~ 80%的農村資金被抽走，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依然在拉大，優質資源的單向流動，使鄉村逐漸沒落。現行體制下，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這“兩公”還沒能真正“姓公”，大多只姓“城”不姓“鄉”。鄉村教育處于“村空、鄉弱、城擠”的嚴重失衡狀態。鄉村教育和醫療依然在制造著貧困，不少地方因病致貧返貧人口高達60% ~ 70%。

　　習近平總書記歷來高度重視三農問題，發表過一系列指導三農工作的重要思想，概括起來，集中體現在“三個三”上。一是三個“必須”。在2013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總書記指出“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三個“必須”闡明了中國強富美與三農強富美的關系。二是三個“不能”。2015年總書記在吉林調研時指出“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農業，不能忘記農民，不能淡漠農村”。三個“不能”表明了中央抓三農工作的態度。三是三個“堅定不移”。2016年在安徽調研時，他指出“要堅定不移深化農村改革，堅定不移加快農村發展，堅定不移維護農村的和諧穩定”。三個“堅定不移”表明了中央抓三農工作的決心。“三個三”重要思想應是時刻鳴響在全社會成員耳邊的響鼓重錘，中國農業現代化這條短腿不能補齊，中國的三農問題就必須作為國家最重大的宏觀戰略問題，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猶豫不得!遲疑不得!馬虎不得!松懈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