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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底，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了《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進行了總體部署，這是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之后，對農村集體經濟經營體制的又一次深化改革,也是農村一項管長遠、管根本的制度性改革。改革越向縱深推進，需要回答的理論、政策也越多，需要解決的實踐問題也越復雜。

　　充分保障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各項權利任重道遠

　　成員權利是農村集體所有制區別于全民所有制、城鎮集體所有制的重要方面，也是農村集體所有制區別于共有、合有、總有等團體所有制的重要方面。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最重要的兩項權利是農民對集體資產的股份權利和對集體經濟活動的民主管理權利。《意見》提出，改革的目標就是保護和發展農民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合法權益，形成有效維護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的治理體系。但在實踐中，充分保障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各項權利還任重道遠。

　　股份權能還不完整。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有六項權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抵押、擔保和繼承。從現實情況看，各地的改革實踐在賦予農民占有、收益權能方面得到了較好的體現，但其他幾項權能很少或基本沒有觸及。有償退出、抵押、擔保權能涉及打破集體經濟均等共有和成員封閉性問題，基本沒有實際交易。對于有償退出，關于退出的是成員權還是股份收益權，地方的看法不一。即便有的地方明確提出有償退出的是股份收益權，集體經濟強的地方，成員對股權收益預期較高，退出意愿不強;集體經濟弱的地方，當下的資產價格偏低，成員退出的意愿也不強。對于抵押、擔保，基層同志也糾結于抵押擔保的究竟是股權本身還是股權的收益權，銀行、擔保機構也沒有太高積極性。繼承權目前在改革初期只有少數地區涉及，但繼承依據的辦法不明確。如果按照《繼承法》繼承農村集體資產股權，有些繼承人不是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與“社內流轉”的規定相違背。如果實行戶內僅成員繼承，可能會產生一些不公平現象。有的地區對繼承權進行了有益探索，按照《繼承法》繼承，但對非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繼承內容進行限定，非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繼承只享有股份收益權和處分權，不享受民主管理表決權。

　　筆者認為，賦予農民完整的集體資產股份權能還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在實際工作中，一方面要把已經落實的占有、收益權能鞏固住、發展好，讓成員充分享有各項收益，調動農民參與改革的積極性;另一方面，要積極培育和創造其他權能實現的條件。對有償退出權能，要充分利用已經建立的產權交易市場，加強產權評估、擔保、鑒證等功能，降低股權退出的成本;對繼承、抵押、擔保權能，繼續試點，積累經驗，留下空間，視改革實踐的進展，逐步完善頂層設計，推動改革走向深入。

　　股權流轉范圍頗具爭議。集體資產股份能在多大范圍內流轉一直是頗具爭議的問題。《意見》明確指出，現階段農民持有的集體資產股份有償退出不得突破本集體經濟組織的范圍，可以在本集體內部轉讓或者由本集體贖回。一些地方農民認為，限制股權轉讓范圍會導致城鄉居民間新的權利不平等，損害農民利益;股權不能對外轉讓，集體資產無法與外部要素優化結合，無法實現效益最大化，集體資產價值會大打折扣，集體經濟也無法發展壯大等等。

　　筆者認為，由于目前絕大多數地區并未對集體的資源性資產評估作價，農民所持的股份并不對應集體資產的實際價值，只是參與集體收益分配的份額依據，不同于工商企業的股份，不能像股票那樣拿到股市上去炒作。加之農民還缺少長遠的財產意識，如果允許對外流轉，一旦資本“大鱷”大規模收購，在較短的時間就會造成集體資產流失、被侵占，就會把集體經濟改弱了、改小了、改垮了，就會造成無法挽回的局面，也就違背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初衷和底線，因此嚴格限制股權流轉是推進改革必須堅持的一個原則。

　　民主權利有被虛置的趨向。成員的民主權利主要是指對集體經濟活動的民主管理的權利，比如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等。保障成員民主權利最核心的就是尊重農民意愿，涉及成員利益的重大事項都要由農民群眾民主討論決定，而不是干部決定;改革方案的制定、改革之后集體經濟發展走向都要接受成員的監督管理。從目前各地推進改革的情況看，改制后的集體經濟組織，都建立和完善了內部治理結構，充分保障了農民的監督管理權力，農民對分紅的預期高了，對集體資產的保值增值更關心了，干部帶頭發展集體經濟的壓力也大了。但需要注意的是，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村域內社會變遷較快，人口流動多，不少成員后代會選擇離開原有的村集體經濟組織所在地，部分成員后代只享有繼承股份收益權的權利，擁有民主權利的成員會越來越少，對于集體經濟組織的發展走向未必會像父輩那樣關心，如何進一步凝聚共識、充分調動成員關心集體資產、發展集體經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防止民主權利被虛置還需要進一步探索。

　　多種形式多舉措發展集體經濟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集體經濟運行新機制。目前的改革還只是邁出了第一步，如何使改革后的集體經濟更好地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并不斷發展壯大，才是最終目的。《意見》明確提出“多種形式發展集體經濟”，但在實踐中找到集體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結合點殊為不易，多數集體經濟組織不敢放手發展產業，懼怕集體資產虧損，選擇保守的方式發展集體經濟，如物業出租、委托貸款等形式以保障盈利。

　　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必須遵循市場規律，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按市場規律辦事，鼓勵和支持村集體通過租賃經營、股份經營、合作經營等形式，把資產資源交給市場經濟主體，讓那些懂經營、會管理的農業企業、專業合作社、經營大戶來經營，最大限度獲取收益，實現資產保值增值。在地方探索中，不少傳統農區將村集體資產入股專業合作社，實行村社合一，融合發展，做大做強了當地的優質農產品、特色農產品產業。還有一些城中村、城郊村依托地處城郊的優勢，大力發展餐飲、運輸、休閑、旅游等三產服務業，推動了一二三產業融合，拓展了村集體經濟發展空間。實際上，發展集體經濟的具體形態是多種多樣的，合作制與股份制的結合是有很大的選擇空間的，探索集體經濟新的實現形式和運行機制關鍵是要在保持集體經濟性質不變的前提下，找到最適合自身發展的組織形式，這應成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點。

　　正確認識集體經濟組織的生命周期

　　集體經濟組織作為組織的一種形態，并不是一旦產生就處于永續發展的狀態，而是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在發展過程中可能出現停滯不前甚至消亡的現象。《意見》明確提出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市場主體地位”，就意味著集體經濟組織是一個自主經營、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市場競爭主體，要經受市場風險的洗禮，接受市場經濟的優勝劣汰。但目前多數地區在股份合作社章程中沒有解散組織的相關規定，僅有少數村集體經濟組織對解散事由與清算辦法進行規定。

　　我們認為，應正確認識集體經濟組織的動態發展，認識到集體經濟組織具有生命周期、而不是一味成長，克服干部群眾對集體經濟組織“年年需有增收，年年要有分紅”的片面認識，尊重集體經濟組織的發展周期規律，沉著應對集體經濟組織的管理難題。不可只在意組織的存在，不在意集體經濟發展，也不可忽視了集體經濟組織可以解散的事實。

　　總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探索具有中國特色農村集體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當前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工作正處在關鍵階段，既要準確領會推進產權制度改革的總體要求，把思想和認識統一到中央決策部署上，又要充分尊重農民意愿，遵循市場規律，研究解決改革實踐中的問題，確保改革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

　　(作者單位：農業部產業政策與法規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