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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得感謝費孝通老先生，讓我們蘇南江村，有幸作為中國傳統農村社會代表，站上世界的舞臺，引起關注。費老筆下的江村是具體的，又是抽象的。隨著社會各界相關研究討論的不斷深入與擴展，如今的“江村”更是作為一般意義上的江南農村，甚至是部分地代表中國鄉村而出現。

(一)

記者老家也算一般意義上的“江村”，處在長江南岸，與那個具體的江村——蘇州開弦弓村，相距不遠，同屬吳文化圈。以市(縣級)為單位上溯歷史，6000多年前就有先民在此活動繁衍。在市里有一處遺址，出土了代表新石器時代馬家浜晚期文化的文物300多件。以村為單位，家譜記錄可上溯至明朝，而村東崗上的一座古庵可以上溯到宋王朝。庵前有一棵高百米左右，主干徑約四米的公孫樹，據說已有七、八百歲，是當地的“樹王”，遠近聞名。

早年聽老輩人講，現在村里的主姓(白姓)家族不是原居民。在清前中期，當時的葉姓氏家族被從本縣西部遷入的白姓氏家族所替代，當然這個替代并不是和平式的。至今村東頭僅存有一座二進的老祠堂，在一些不顯眼處留有未被完全擦凈、未被遮蓋完全的“葉家祠堂”舊字跡。祠堂大門前現留有一對徑長見米的大白石門當，雕刻有麒麟、祥云、鹿、葡萄等，精美絕倫。這對門當至少百年以上，所以在成為村史代表的同時，也成為一些賊人惦記之物。據說，幾年前的一個深夜，這兩塊石刻差點被盜。所幸住在旁邊的一位村民起夜，誤打誤撞嚇了賊人一下。賊人跑得匆忙，一塊石刻被砸成了兩塊。為了防止再次被盜，村人現在用水泥固定在了祠堂大門口。

我們村是自然村，是個“小生產隊”。據村民組長講，村里在籍戶數43戶，人口150人。不過，他們中真正常年留在村里生活的，頂多也就一半。出生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及往后、分家單過的年輕人，基本都在縣城有了房子，平時也都住在城里。常年住在村里的，主要是老人和未成年的小孩，還有幾戶租客。村里的人早已不靠農為生了，而且也很少有人還在搞農業。年輕人全外出謀生，有靠手藝吃飯的，有在企業工廠打工的，也有自己創業的……上了年紀的人，只要能力還許可，就會在附近找個工作，輔以種點自家吃的菜。當地民營經濟很發達，中小企業較多，普通務工月收入在3500元左右。用有些老鄉的話講，大家的生活水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馬馬虎虎，還是可以的”。

這次回鄉陪父母過春節期間，鄉親們或許覺得我的工作身份有助于解決一些問題，跟我聊到最多是關于村里土地的事。我出于對家鄉的尊重和保護鄉親的考慮，用D市B村作為我們村的代稱，其中出現的老鄉一律用化名。

(二)

“現在我們村人心不齊!我們老百姓就是百人百心呀?!”不曾想，大年初一拜年禮節性祝福后，老鄉賀真竟然來了這么一句。賀真今年剛滿60虛歲，一輩子與地打交道，是個地道的老農。早些年還當過村代表，在大伙心中是個敢說話的人，用土話講是村里的“老頭”，官話則是“刺頭”。所以，他現在有點不受村里及上級部門待見。但據一些村民講，他所反映的事，都是原因曲折的，所爭取的利益，也都是有情有理的。

不等我問，賀真繼續說了。一是高速公路出口征地的補償款為什么不發?二是上面(開發區)為什么少給他們300元征地的青苗費?這兩問也揭開了我們村的地事之變。

20世紀90年代初，建設滬寧高速公路征走了村子北部50多畝地(還有十幾畝之說)。“好像就賠了萬把元錢!”賀真說，“但根本見不到錢，據說只是掛在村戶頭賬上，年年結利息。利息就是5厘。算下來，一年才50元，能干個啥?”村民們并沒有因此獲得一分錢的好處。盡管如此，這條串起長三角最發達經濟帶的高速路很具有象征意義，村里的人們每晚都能聽到一輛輛汽車飛速馳過的呼嘯聲，覺得南京上海離我們并不太遠。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就此離開村子，走進大城市了。我們村子被納入了新的發展軌道。這是村子融入城鎮化的開端。

2004年前后，我們村的行政隸屬管轄發生了變化。村子原來隸屬的行政村與周邊幾個村撤并成一個新的行政村。這個變化是由1998年啟動的農村稅費改革所引起，而稅費改革的最大動因就是治理農村“三亂”。當年的決策者認為，農村之所以存在“三亂”，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基層機構臃腫，吃官餉人太多。所以，同時啟動、配套推進了鄉鎮機構改革。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撤并鎮村。當年江蘇是國家重點先行試點地區，所以力度很大。那次撤并，我們市的鄉全部被撤并成鎮，小村也都并成了大村。

不久之后，我們村行政區劃又被調到開發區，所在的行政村也被改制成社區。我記得那時給家里寫信，必須填寫開發區的郵編，不然就寄不到。也就在同時間段，我們村有幾戶普通農戶在開發區買房定居了。

2006年前后，滬寧高速公路拓寬，又征了村里40多畝地。“這次給了2萬元。仍是只掛賬，不見錢，每年結利息。”賀真說。不過，由于收入相對多了點，第二年村里就進行了一次分紅，符合條件的村民拿到了近百元的過年紅包。

去年高速公路增建出口，這次又一下征走了村里東頭的135畝地。與前兩次相比，這次征地補償在村里引起迄今為止最大的一次集體事件，幾乎分裂了村民。“我們聽到，國家規定是征地每畝補償10來萬元。可實際上我們一分錢也拿不到!”賀真講。他的說法記者沒有找到依據，倒是通過公開途徑查到了相關標準：2013年，當地征用農地，安置費每畝1.7萬元，征地補償費每畝2.1萬元，青苗費每畝1000元。計算得出每畝總共補償4萬元左右。

去年9月份，村里十幾位代表專門去村部討要說法，毫無結果。“開發區是想給農民一個長久保障，所以錢不分下去，而是一畝地解決一個人的養老保障問題。”村干部白忠忠講，“這是江蘇省2013年推出的統一做法(2013年12月，《江蘇省征地補償和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辦法》)，叫土地保障。”男性村民從滿60周歲起，女性村民從滿55周歲起，每月可以領到670多元養老金。“這次征走135畝地，開發區說可以解決村里135個人的養老問題。這也基本上把全村的人都能覆蓋了。”

“搞保障，我們不反對。”賀真說，“但為什么我兒子不能算?他的戶口也在家。還有青苗費，為何要扣三百元?”

隨后來串門拜年的白和生聽到這個話題，也加入了討論，“省里政策是征地后，立刻就兌現(所謂‘即征即保’)。地去年9月份就征走了，可我們這些老頭子(61歲)到現在一分錢也沒有拿到。”

“不會少你們一分錢的，只是需要有個時間來做的。”白忠忠勉強應付了一句，接著說，“我還有幾個人家要去拜下年，先走了!”

(三)

白忠忠走了，賀真和白和生一下好像沒有了講話對象。然而這時，我的童年玩伴白文增來串門了。幾句新春祝福過后，也講起了征地的事。去年9月份那次村民代表去村部，也有他，但他的訴求好像不在補償費的事，而是村里剩下的地為什么不分。這也是相當一部分農戶的想法。

盤點一下村里的地，大致情況是：宅基地50畝左右;水田70畝左右;山地100畝左右，其中，22畝出租給開發區用作公益，租金800元/畝，80來畝出租給人種桉樹，100元/畝。白文增所說的地，就是那70畝水田。他們的訴求非常簡單：按人口數平均，分到戶，“這也是國家政策。”不過，現在村里(干部)不同意分，而且那次去的12位村代表也有明確不同意分的。因為這個事，村民們已經分成了兩派。關于征地補償的事，更是將村民搞得各說各話，各認各理。這中間好像也有一條“利益”的分水嶺：牽涉誰的利益大，誰就叫得響、鬧得兇!他們都知道國家正在搞土地確權的事，地方也在推進，但他們對“這過程中解決分地的事”信心不大。

盡管有這樣那樣的不平或爭議，賀真、白和生、白文增無一不希望，土地(承包地)征用之后，村子的拆遷能早一點到來，那就可以一次徹底做了斷，此后也不再需要去操心他們地的事了。但不征也沒有事，“該給的給到了”，他們也能過得挺好。農村的土地之于當下城鎮化十分重要，為其空間擴張提供了基本保障。在這個過程中，農村土地資源流向了城市，但這又何嘗不是農村對城鎮化發展的一種融入呢?當然這種融入真正實現與否，還有更為重要的一條評判標準：實現人的城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