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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夏天，我到山東臨沂莒南縣調研。晚上，借了本《莒南縣志》翻看，無意中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線索：從1955年9月到1957年10月，兩年間，這個地處偏遠的小縣報送的信息，竟有三篇引起毛澤東的關注，并分別作出大段重要批示。

　　一篇是關于《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時間是1955年9月。

　　信息反映的主要內容是，莒南縣高家柳溝村，由于群眾文化水平很低，合作社找不到記賬員。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村黨支部曾要求團支部從青年中挑選幾個識字多的人來做這個工作。團支部挑來挑去，挑出了7名能識一百多字的青年擔任記賬員。可他們識字太少，連起碼的人名、農活名稱都寫不出來，只好用劃杠、劃圈來代替。結果，到最后結賬的時候，還是一團亂麻。群眾意見很大，以至有的社員提出退社，說“社會主義不好辦，趁早散伙吧”。針對這種情況，村黨支部采納團支部組織青年學文化、創辦記工學習班的建議，以生產隊為單位，劃分學習小組，聘請4名高小畢業生任教員。把社員姓名、土地坐落、各種農活、農具名稱等常用字，分類排列起來，逐字學習。然后再學數字計算和記賬格式。這樣一來，既解決了記賬員短缺的困難，又改善了合作社經營管理，從而增強了干部群眾辦社的信心，青年滿意，群眾贊揚。

　　毛澤東讀完這則信息，立即作了熱情洋溢的長篇批示：這個經驗應當普遍推行。列寧說過，“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我國現在文盲這樣多，而社會主義的建設又不能等到消滅了文盲以后才去開始進行，這就產生了一個尖銳的矛盾?，F在我國不僅有許多到了學習年齡的兒童沒有學?？蛇M，而且還有一大批超過學齡的少年和青年也沒有學校可進，成年人更不待說了。這個嚴重的問題必須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加以解決，也只有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才能解決。農民組織了合作社，因為經濟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學文化。農民組織了合作社，有了集體的力量，情況就完全改變了，他們可以自己組織學文化……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的青年團支部做了一個創造性的工作。看了這種情況，令人十分高興。教員是有的，就是本鄉的高小畢業生。進度是快的，兩個半月就有一百多個青年和壯年學會了兩百多字，能記自己的工賬，有些人當了合作社的記賬員。記工學習班這個名稱也很好。這種學習班，各地應當普遍地仿辦，各級青年團組織應當領導這一工作，一切黨政機關應當予以支持。

　　毛澤東這一長達760多字的批示，一如其縱橫馳騁、灑脫不羈，洋洋灑灑、文采飛揚的一貫風格，興奮之情，躍然紙上。字里行間，充分表現了對這一新生事物的極大興趣和認可。并提出推行這一經驗的若干設想。不難想象，在那個年代，領袖巨手一揮，高家柳溝的經驗如星星之火，很快形成燎原之勢。

　　幾乎在作出上述批示的同時，也是1955年9月，另一篇同樣來自莒南的信息擺在毛澤東的案頭，即《莒南縣王家坊前村解決生產資金不足的困難》。

　　這篇信息反映的主要內容是，莒南縣第八區王家坊前村建立農村生產合作社后，制定了當年發展計劃，但遇到資金不足的困難。為解決這個問題，他們發動社員投資，有多的多投，有少的少投，沒有的不投。具體做法，首先進行社員思想排隊，摸清社員思想的底，看看社員思想上到底有什么想法。然后有針對性地進行愛國愛社教育，向社員算清了投入賬和收益賬，講清楚社員投資的具體政策和辦法，打消了他們的顧慮。同時，鼓勵社員用種子和肥料投資。通過以上措施，春季生產資金不足的問題基本解決。

　　毛澤東在這則信息上批示：“這個合作社的經驗證明，適當地、不是過多地，并且在啟發社員有了充分的覺悟以后，對于貧苦社員又加以照顧等項條件之下，發動社員投資，解決合作社生產資金不足的困難，是完全可能的。”

　　事隔兩年之后，1957年10月，莒南縣又報了一則信息：《山東省莒南縣厲家寨大山農業社千方百計爭取豐收再豐收》。

　　這則信息反映的主要內容是，莒南縣厲家寨鄉大山農業合作社建社以來，產量年年提高，社員生活步步改善，已經成為風吹不動雨打不散的合作社。所以能夠這樣，除了支部工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強，并且不斷改善合作社經營管理以外，主要是他們發動了黨員、干部和群眾，千方百計克服山地瘠薄、水源匱乏、農具落后等困難，全面發展山區生產，現在繼續努力，爭取1957年更大豐收。信息詳細介紹了該社如何由貧窮走向富裕，如何通過深翻整地、開展綜合水土保持，如何普及良種、改進耕作、開辟肥源、合理施肥、改良農具等途徑發展生產的具體做法和措施。

　　毛澤東批示：此件值得一閱。愚公移山，改造中國，厲家寨是一個好例。請同志們在今冬明春每縣選一個好例寄給我，準備編一本書。請在一九五八年二月以前直接寄我。要是經過考察無虛假內容的一個合作社的生動敘述。如蒙做到，十分感謝。此外，省、地、縣三級的農業計劃綱要，也請你們同時寄給我。尚未做好的，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寄給我。

　　從此，“愚公移山，改造中國，厲家寨是一個好例”，成為上個世紀人人耳熟能詳的經典。

　　我捧著比磚頭還重的《莒南縣志》，把這三期信息和毛澤東批示反復讀了幾遍，夜已經很深了。山區的夏夜，清風習習，月光柔柔。遠處看去，逶迤連綿的蒙山朦朦朧朧，一片沉寂，只有不大的縣城里燈火明明滅滅。我走出賓館，在街頭漫步，仿佛正在進行一次穿越，走進那段已經逝去但并不遙遠的歷史。白云蒼狗，滄海桑田。今天的月光已不是當年的月光，今天的莒南也不是當年的莒南。我一邊走一邊想，莒南地處偏僻一隅，毛澤東日理萬機，當年的三篇信息是怎樣引起毛澤東的關注并作出批示呢?

　　第二天，我與當地領導同志交談，他們告訴我，當年正處于社會主義建設高潮時期。莒南屬臨沂革命老區，戰爭年代，沂蒙兒女英勇支前，浴血奮斗，為黨和國家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新中國建立以后，廣大干部群眾響應黨的號召，積極投身社會主義建設，全縣上下精神飽滿，熱情高漲，各項工作如火如荼，風生水起。各個村之間你追我趕，爭先恐后，以戰爭年代的那股精神，克服重重困難，創造了許多奇跡和經驗。上級黨委很重視，要求及時報告情況。當年縣委辦公室有位“秀才”，有文化，有思想，善于總結提煉，這三篇信息都出自他之手。沒想到毛主席能夠看到，并且那么重視，寫了那么長批示。

　　為尋蹤探源，在當地同志陪同下，我分別到了高家柳溝、王家坊前和厲家寨。逝水流年，往日不再。近一個甲子過去，這個三個村早已脫胎換骨、面目一新。但拂去歲月的風塵，透過外部的變化，仍可以清晰地看到，根依然在，魂依然在。當年親歷者已經為數不多，幾個那時意氣風發的少年，如今已是滿頭白發的耄耋老人。當我問起當年的情況，幾位老人立馬來了精神，好像回到了那段激情澎湃的歲月。他們搶著對我說，那個時候，大家心氣很高，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兒。我們干的事，連毛主席都知道，表揚我們干得好，這還得了?大家干得更歡了。這三個村都把毛澤東當年的批示復印件端端正正地掛在村部里，至今引以自豪，激勵著一代一代人不懈努力、接續奮斗。

　　回到北京后，我把那部《莒南縣志》帶了回來，時不時拿出來翻看。說老實話，在黨政機關工作，幾乎天天與各種文稿打交道，會議講話、文件政策、制度法規、情況報告等。文稿水平從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思想水平和綜合素質。機關工作人員無不希望自己的勞動變成領導決策并見諸實踐。然而，做到這一點，何其容易。用今天的眼光看，莒南縣的三篇信息，明顯帶有那個時代的政治印記和歷史局限，思想觀點和文字表達未必完美，反映的內容與今天的時代要求恍若隔世，相去遠矣。昨天終歸是昨天，歷史畢竟是歷史。但歷史地、辯證地分析，它對信息的把握，透出的精神，達到的效果，仍不失為成功范例，它潛在的特質和魅力，令今天許多同類文稿黯然失色。

　　它的獨到之處在于，從細小切入，折射大的主題。情況報告或工作信息不同于其他文稿那樣直接、剛性，其作用往往是間接的，柔性的，甚至是潛在的，后發的。它需要進入領導視野，或引起各方共鳴，然后轉換成指導工作推動實踐的力量。這類文稿常見的毛病是，為引起領導注意，堆砌概念，人為拔高，結果往往華而不實，適得其反。莒南三篇信息，好就好在切口很小，小中見大。創辦記工學習班，解決生產資金不足的困難，千方百計爭取豐收再豐收，這些看上去都不是驚天動地的大事，也不是振聾發聵的主題。但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蘊含著大主題、大道理。正是這些小事，引發了毛澤東對一些重大問題的思考。他敏銳而深刻地把組織青年識字，上升到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高度;把改善生產條件爭取豐收，上升到愚公移山、改造中國高度。由此可見，切口雖小，但分量更重。

　　它的成功之處在于，問題導向鮮明，解決路徑清晰。問題是時代的聲音，是創新的起點。莒南的三篇信息，都是奔著問題而去。高家柳溝的問題是，辦起合作社，但找不到有文化的記工員，賬目不清，挫傷群眾積極性;王家坊前的問題是，提出工作計劃和目標，但沒有資金難以啟動實施;厲家寨的問題是山區條件惡劣、農具落后，實現增產豐收有困難。而這些問題，表現的是個性，反映的是共性。當時全國農村普遍存在類似的問題。難能可貴的是他們不但提出問題，而且探索出了解決路徑，給人以啟迪和信心。正如毛澤東所指出，高家柳溝“做了一個創造性的工作，看了這種情況，令人十分高興。”“發動社員投資，解決合作社生產資金不足的困難，是完全可能的。”“此件值得一閱，愚公移山，改造中國，厲家寨是一個好例。”實踐證明，針對問題，才能引起共鳴。

　　它的可貴之處在于，有事例有分析，用翔實材料說話。1941年8月，毛澤東把調查報告《魯忠才長征記》推薦給《解放日報》發表時，寫了一個按語：現在必須把那些“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作風掃掉，把那些主觀主義、形式主義掃掉……我們需要的是這類東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談”，而不是那些“黨八股。”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那些夸夸其談以及八股類的東西深惡痛絕。莒南報送的三篇信息，都篇幅不長，沒有穿靴戴帽，沒有空發議論，少有空話套話，而是緊扣實際，運用大量事實事例和數據進行分析，抽絲剝繭，實話實說，短小精悍，言之有物。這與毛澤東一貫倡導的學風文風相契合。

　　它的精彩之處在于，運用鮮活語言，講述生動故事。一般說來，早市上新鮮的菜攤生意最好，多數人愿買那些沾著泥土、帶著露水的蔬菜，而那些摘得干凈、包裝精致的菜攤則很少有人光顧。人們要的就是那個新鮮勁兒。莒南三篇信息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接地氣，語言好。比如，高家柳溝初辦記工學習班時，群眾熱情不高，有的說：“現喂的雞不下蛋，文化班白搭工夫，白熬油。”王家坊前為了打消群眾投資的顧慮，干部對群眾做工作時說：“錢放著也沒有用，又不能下崽，投到社里對大家和自己都有好處。”厲家寨的群眾對來年豐收有信心，說“社里這些辦法，像皮笊籬一樣，滴水不漏。”“今年豐收沒問題，像打了個兔子別在腰里一樣。”語言一生動，文稿有靈氣。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在要求各地報送材料時，把“生動敘述”作為一項要求提出來：“要是經過考察無虛假內容的一個合作社的生動敘述。”這說明，語言鮮活、敘述生動是文稿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現在回過頭來看，莒南的三篇信息所以引起毛澤東關注，除文稿自身的因素外，也與當時的特殊環境和背景有很大關系。在“三大改造”過渡時期，1955年春，中央領導層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速度和規模，有一些不同意見，甚至出現爭論。為了弄清楚農村基層究竟是怎樣搞合作化的，搞合作化中遇到什么問題，合作化搞起來有什么好處，好中差不同類型農業合作社各有什么特點，毛澤東閱讀研究了大量報告和通訊，親手撰寫了大量批示和按語，并編輯出版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莒南的三篇信息恰逢其時，進入了毛澤東的視野。但拋開這些因素，它對于如何把握情況報告和工作信息，仍具有很強的啟發和借鑒意義，是機關公文寫作的難得教材。

　　歷史是一面鏡子，也是最好的老師。毛澤東為莒南三篇信息所作的批示，都已收進《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如果編纂工作信息寫作工具書，我想莒南的三篇信息和毛澤東的批示，當是一個經典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