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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春的上午，天氣晴朗，鳳陽小崗村的大牌匾在陽光下燦燦生輝。干凈敞亮的街道上，游人三兩成群，孩童嬉戲打鬧，街道兩旁白墻黛瓦的徽派小樓一幢挨著一幢，一些老人聚在榕樹下聊天下棋。初進小崗村，感受到一片溫暖和幸福。

　　小崗村的中央有一條寬敞的馬路，名為友誼大道，在這條全長700米的大道上，坐落著一座大包干紀念館，里面珍藏了一張由18個大包干帶頭人以按紅手印方式簽下的契約，他們互相約定：“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后能干，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干部作(坐)牢剎(殺)頭也干(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十八歲。”這份契約記錄了時代的崢嶸，見證了改革的緣起和決心。

　　大包干是餓出來的

　　“當時真的是吃不上飯，一到秋天就得去要飯”，說起大包干之前的狀態，18位帶頭人之一的嚴金昌還是忍不住嘆氣，“要飯真的是太丟人了，但是不要又吃不飽飯，家里還有老婆孩子要養。”嚴金昌家的日子原本還可以，1975年的時候，他在不到5分的自留地里種了生姜、辣椒、大蔥，還養了一頭母豬，母豬每年能生兩個崽還能拿出去賣錢，夠一家9口人糊口了。但是，他家因此被當成“走資本主義”的暴發戶，接連被大隊、公社批判了好幾場。此后，他便和父母兄弟分頭出去討飯。

　　1978年以前，小崗村是鳳陽有名的“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幾乎家家外出討飯。1959年到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小崗村餓死了67人，絕了6戶人家。1978年，鳳陽遭受特大旱災，饑餓的陰影再次籠罩在小崗人頭上。作為一個生產隊，小崗“大集體”的弊端不斷顯現。“當時就是算工分，干多干少一個樣，只要每天按時出現在地里就行”，帶頭人之一的關友江告訴記者，“平均主義”極大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導致誰都不愿真正出力干活的局面，“誰都不干，怎么可能有糧食吃。”

　　生存的問題把小崗村逼上了絕路，他們開始有了打破平均主義的想法，當時為了不突破政策紅線，先試驗分成兩組，然后四組，再到八組，“兩組、四組的效果不明顯，一直到八組的時候差不多就是以家庭為單位了，那個時候積極性稍微好了些，但還是不夠。”關友江說，“反正都這樣了，大家就決定把地分得徹底些，分到個人手上。”1978年11月24日，嚴金昌、嚴俊昌、嚴宏昌、嚴立學等18戶的戶主在嚴立華家的茅草房里，借著昏暗的燈光，齊齊在那份“保證書”上摁下了紅手印。之后，隊里的土地按人均4畝半劃分，有的多點有的少點也沒有人在意，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第二年就取得了大豐收，“那一年真是人努力天幫忙，糧食多得都吃不完”，說起這個，關友江還是抑制不住地激動。

　　大包干紀念館內展出的一組數字記錄了1979年的大豐收：糧食總產13.3萬斤，相當于“文革”期間年均產量的4倍;油料總產3.5萬斤，相當于之前20年產量的總和;交售糧食6.5萬斤，自合作化以來第一次向國家交售余糧;交售油料2萬斤，超過任務的80倍;歸還貸款800元，小崗村歷史上第一次歸還國家貸款;人均收入400元，是1978年的18倍。

　　雖然成果是喜人的，但是在當時的背景下，分田到戶的做法依然是政策明令禁止的，小崗村能夠從絕境中殺出一條路，除了自身努力外，與時任領導的包容也有很大關系。據嚴金昌回憶，時任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同情小崗村民的境況，他說：“只要你們交齊國家征購、集體提留，并帶頭還貸款，還叫你們干下去。”時任滁縣地委書記王郁昭在小崗視察后提出，“春耕大生產已經開始，不管用什么形式，一律不動，以后有什么事情就由地委負責。”直到1980年，時任安徽省委書記萬里來到小崗村。在嚴宏昌家開的座談會上，萬里對小崗的包產到戶明確表示：“地委批準你們干3年，我批準你們干5年。”對于有人批評小崗在“開倒車”的說法，萬里說，只要能對國家多作貢獻，對集體能夠多提留，社員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輩子也不能算“開倒車”。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頭版刊登了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小崗村用生動的實踐驗證了包產到戶能夠激發生產力這條真理。此后，大包干在全國推廣開來。

　　幸福是干出來的

　　包產到戶后，小崗村民的日子變化很大，從吃不上飯到家家余糧吃不完，從茅草房修成了瓦房，從牛犁地換成了機械耕地，大包干迸發的活力讓小崗村民走上了幸福的道路。但是之后的20多年，小崗村一直走在以農業生產為主的道路上，秉承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與廣大安徽農村一樣，經歷著糧價波動、罰款攤派、增產不增收的歷史種種。相較于小崗的名氣，發展已經嚴重滯后了。“一夜越過溫飽線，20年沒過富裕坎兒”，這是關友江對小崗村大包干后20年的總結。

　　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2004年初，那一年，安徽省財政廳掛職干部沈浩作為駐村第一書記來到了小崗村。

　　剛到小崗村的沈浩發現，這個村與他想象中的明星村不一樣：從縣城開著車都要半天才到，沒有像樣的道路，都是泥濘路，還得繞來繞去。村里沒有集體資產，還欠著賬。在這里工作，吃住都成問題。這樣的發展環境，跟其他名村比起來，差別太大了。

　　落差并沒有絆住沈浩的腳步，帶著一定要讓小崗村大變樣的信念，不到一個月時間他就走遍了全村108戶，對各家各戶的情況了若指掌。“要想富，先修路，沈浩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路”，嚴金昌告訴記者，沈浩從省財政廳申請了50萬元的修路贊助款，“剛開始村里打算從外面請工程隊，但最低報價是58萬元，沒辦法，我們就自己干，這樣不僅能省錢，還能讓村里人掙些工錢。”修路的那些日子，沈浩天天泡在工地上，和大家一起扛水泥、拌砂漿。“有一次，看到剛拌好的水泥漿漏了一地，他生怕浪費了，一時又找不到鐵鏟，就用手把水泥一趟一趟捧到路面上，弄得全身都是泥漿，手也燒起了泡……等路修好了，我們一算賬，整整省了20萬元。”嚴金昌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感觸頗多。

　　緊接著，沈浩給小崗村定下了三步走的戰略。“先是搞高效現代農業，實現科學種田，然后利用小崗品牌發展旅游業，接著就是招商建工業。”嚴金昌告訴記者，要實現三步走的戰略，最終要解決土地零碎化問題，2006年，沈浩在村民大會上提出了醞釀已久的發展思路：把土地集中起來，以“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發展合作社”為龍頭，整合資源搞適度規模經營。全村1800畝耕地，扣除前些年辦的400畝葡萄園，村民以土地持股的形式成立合作社。“流轉土地剛開始村民可不支持，都說以前分田到戶，現在都要收回去，是開歷史的倒車，還有涉及祖墳搬遷的，工作更是難以做通”，作為當時與沈浩搭班子的村主任關友江告訴記者，沈浩真的是拿出了釘釘子的精神，發動干部，發動鄉賢，一家一戶地做工作，“有的人飯桌上答應了，飯后就反悔了，沈浩都氣得流淚”，靠著鐵杵磨成針的精神，大家慢慢被感動，逐漸接受也逐漸想明白了，沈浩做這一切都是為了大家好。

　　從那一年起，小崗村開始平整土地，引進企業，熱火朝天搞建設，很快，優質葡萄由原來的80畝發展到200多畝，畝均純收入3000多元;建起了小崗村養殖示范區、“大包干紀念館”“紅色旅游”，吸引了大江南北的游客;先后開辦了鋼構廠、裝飾材料廠、節能電器公司等企業;開通了有線電視、自來水，興建了居民小區和衛生服務中心，爭取資金修建了14公里柏油路，解決了小崗村行路難。2006年，小崗村農民人均純收入超過5000元，“20年沒有邁進富裕檻”的瓶頸，在沈浩任職的第三年被突破。

　　3年后，沈浩即將結束下派回省城。包括當年大包干帶頭人在內的98位小崗村民，將摁著紅手印的挽留書呈交到安徽省委組織部，要再“扣”沈浩3年。省領導征求沈浩是否愿意留任時，沈浩選擇了留下。直到突發心臟病于2009年去世，沈浩用一腔熱血為小崗村的騰飛筑就了堅實的基礎。

　　小崗夢也是廣大農民的夢

　　小崗村的名氣越來越大，游客也越來越多，嚴金昌在沈浩的建議下開了一家農家樂，起名“金昌食府”，生意是一年比一年好，現在每年都能有個10來萬的收入。他有7個孩子，除了小女兒嫁到江蘇，其他6個都回到了村里發展。“老大、老五、老六開飯店，老二開超市，老三開浴室，老四是女兒，現在一家子跟著老五干。”

　　2016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親臨小崗視察并參觀了“金昌食府”。嚴金昌對于當時與總書記的對話還能背誦如流，“我跟總書記說，小崗有小崗夢，就是到2020年要把小崗打造成一個經濟繁榮、社會和諧、環境優美、村民幸福的新小崗。總書記說，小崗夢也是廣大農民的夢，祝你們生活越來越好。”

　　如今，邁入新時代的小崗村正在開啟新的改革征程。據了解，小崗村已完成或正在推進的改革試點共12項。目前，已全面完成小崗村1.36萬畝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發放證書875本，發證率達100%;已完成小崗村農村宅基地和農房權屬調查、分戶測繪工作;已發放14戶抵押貸款75萬元，這些舉措逐步從小崗村向全縣面上推廣。

　　此外，小崗村還在推進集體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和“三變”改革試點，以小崗村品牌作為無形資產，入股小崗村創發公司，賦予小崗村民股權，讓村民真正變成了股民;制定融資風險補償基金支持農民合作社家庭農場發展試點方案和流程，目前首批家庭農場融資風險補償基金10萬元貸款已發放;推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現代農業發展、旅游經營等貸款貼息辦法，目前正在征求意見……

　　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小崗村集體經濟收入820萬元，同比增長20.6%;小崗村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106元，同比增長11.98%。

　　夕陽下，嚴金昌站在“金昌食府”的門口，樂呵呵地與上門攀談的游客嘮著大包干的驚心動魄，話著沈浩的逸聞趣事，每至談話的結尾，必然要自豪地復述一遍與習近平總書記的對話。

　　余暉灑在嚴金昌的臉上，歲月刻畫的褶皺擠在一起，發自內心的笑容折射著幸福和對明天的向往。

　　小崗村一定會像總書記祝福的那樣：生活越來越好!

　　(本社記者王翔綜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