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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參與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初的包產到戶試驗和中國農村問題決策的制定;改革開放后，他主持起草了改變中國農村歷史的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創造性地提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大聲疾呼，推動包產到戶

　　中國改革的起點是以包產到戶為標志的農村改革。然而，改革開放新時期到來的標志——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卻規定“不許包產到戶”。改革起點的兩個標志事件竟然是“不等式”，而從中斡旋的改革推動者正是杜潤生。

　　當改革的春風吹散陰霾，農村工作需要他時，杜潤生第一時間回到了工作崗位上，因為有農村工作經驗，他被任命為1979年剛剛成立的國家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農委”)副主任。

　　當時，包產到戶還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有爭議的問題。在1980年召開的中央長期規劃會議上，杜潤生借機提出先在貧困地區試行包產到戶。他說:“貧困地區要調那么多糧食救濟，交通又不便利，靠農民長途背運，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國家耗費很大，農民所得不多。建議在貧困地區搞包產到戶，讓農民自己包生產、包肚子，兩頭有利。”

　　1980年9月，杜潤生受中央委托，在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發言，為國家農委代中央草擬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文稿作說明，著重談了處理好包產到戶的問題。在杜潤生發言前，與會人員對包產到戶問題發生激烈爭論。大家的意見嚴重不統一，使得會議無法繼續。

　　杜潤生的發言只有2000多字，卻深入淺出，言簡意賅。他在發言中講了包產到戶的由來、性質和好處，同時把各方的意見兼容并包，機智地選擇了能夠避開爭論、容易統一雙方認識的問題做文章。他闡明在全國各地都不同程度地暗中搞起來的包產到戶，是解決長期以來沒法解決的燃眉之急——溫飽問題的好辦法。

　　當時盡管受“左”的影響大，可哪個省的“一把手”敢夸口說自己省里沒有溫飽問題要解決呢?于是，聽了杜潤生的發言，相持不下的“一把手”們，對包產到戶問題采取了妥協折中的態度，很快通過了代擬稿。

　　這份代擬稿便是后來著名的中央“75號文件”(即中共中央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杜潤生在文件中提出“要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分散決策，可以包產到組，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這就是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從而讓各界都能接受包產到戶。

　　第一個“中央一號文件”出臺始末

　　1981年7月18日，杜潤生向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家農委主任萬里匯報農村工作時，萬里對他說，中央“75號文件”中有些內容給極“左”的人和不實事求是的人撐了腰。比如說“我國多數地區集體經濟是鞏固的或比較鞏固的”;農業改革在一些地區要突破人為障礙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萬里提出，要考慮制定新的文件。

　　隨后，杜潤生組織了17個聯合調查組，分赴15個省調查包產到戶的情況。這一年全國有161萬個生產隊實行包產到戶，占生產隊總數的32%。調查中許多農民的淳樸話語給杜潤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江蘇的農民說:“不怕累，就怕捆。”石家莊一個先進大隊的農民說：“原來是把大家都拴在一個槽上，擠在一起吃那一點草料，管吃不管飽，自己找點東西吃都不讓，只能一起餓肚子。”農民實踐探索出來的適合生產力要求的產權形式，卻久久得不到合法的承認，這場觀念的交鋒，在當時中國產生的思想沖擊，一直讓杜潤生回味悠長。

　　10月5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農村工作會議，討論了文件草稿。文件草稿肯定了杜潤生倡導的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度。12月21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通過了修改意見稿，并定名為《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當這個文件通過后，杜潤生建議將其安排在1982年元旦發出，作為新年的第一號文件，以便引起全黨和全國重視。中央有關領導當即表示贊同。

　　于是，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了《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指出目前農村“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干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這樣，“中發[1982]1號”文件便誕生了，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結束了多年來對包產到戶的爭論。這一文件的重大意義在于初步說明了“包產到戶”不姓“資”，強調了要進一步注重放寬農村政策。

　　當時許多農民說，這份中央“一號文件”好比讓他們吃了一顆“順心丸”。文件發布后，到當年11月統計時，全國實行“雙包”的生產隊占到78.8%。1982年的農業總產值比上一年增加11.2%。

　　后4個“中央一號文件”的陸續出臺

　　雖然1982年中央涉農“一號文件”打破了政策堅冰，但是很多實際問題接踵而至，亟待回答。比如，是否允許私人購買拖拉機?農民能不能“倒買倒賣”、長途販運?是否可以使用雇工等等。今天看來，這些都不成問題，但在當時則涉及爭議極為激烈的大政方針。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杜潤生又指揮部下展開緊張的調研，在各地召開一系列會議討論研究，同時繼續爭取最高層的支持，起草新的文件。

　　1983年至1986年，每年1月，中共中央都會發布指導農村改革和發展的“一號文件”。這4份中央“一號文件”的主要精神分別是：1983年——放活農村工商業;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競爭促發展;1985年——調整產業結構，取消統購統銷;1986年——增加農業投入，調整工農城鄉關系。這些“一號文件”總的方向是一步步消除“左”的束縛，解放農民和農村生產力，從而為中國農村的現代化奠定了最初的政策基礎。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潤生，同樣主持起草了這幾份有關農村政策的文件。

　　這5個關于農業的中央“一號文件”，繪制了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整幅藍圖。作為主要拉動力的由農民首創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集中釋放了壓抑已久的農村社會生產力，一舉解決了中國人吃飯問題。在此后一段歷史時期，中央每年都要對“三農”工作進行研究，出臺相關文件。特別是1993年中國共產黨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成立以后，每年都會召開中央農村工作會議。

　　曾有農民說“杜潤生對農村改革立了大功，是農民的恩人”;有農村干部說“杜潤生是農村改革的參謀長、方面軍指揮員”等贊頌之詞。對此，杜潤生說:“包產到戶是農民自己的發明，我只做了我應該做的工作。”

　　(本刊記者陳麗娜綜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