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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小平說：“中國改革從農村開始，農村改革從安徽開始，萬里同志是有功的”;當時的人民群眾間也流傳著這樣一句話：“要吃米，找萬里。”

　　主政安徽，支持“借地度荒”

　　中國農村第一步改革的起始與成功，首先得益于萬里主政安徽。1977年6月，萬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到了安徽后，對農民的貧困程度還是大吃一驚。去山區看望農民，可老百姓不出來見書記，因為沒褲子，家里孩子藏在地鍋里頭取暖，春節農民吃不上餃子。萬里說：“當年楊白勞還借二斤白面，到集上扯二尺紅頭繩過個年呢。”他馬上命令農業部門開倉，給每戶農民5斤面過年。

　　上任的第二年，安徽又遭逢大旱。這場大旱，不僅破壞了春播，導致了夏季歉收，連秋天播種也難以正常進行，而如果沒有秋播，來年的農民生產生活將會更加困難。面對殘酷的旱災，人民公社集體集中經營、集體勞動的體制更加脆弱。為了種上麥子，一些地方突破生產隊經營規模，將地包給農民分組耕種，甚至分戶耕種，又被稱為“借地種麥”或者“借地度荒”。這種在當時來說屬于“資本主義”的生產經營方式，政治上犯了巨大禁忌，必然面臨各方非議。

　　然而萬里挺身而出，決定支持這些“借地度荒”的新辦法。他在省委會議上講：“今冬明春的關鍵是搞好秋種，不能讓農村大片土地拋荒，那樣明年的生活會更加困難，工作要有預見性。與其拋荒，倒不如劃出一定數量的耕地借給農民個人耕種……在嚴重干旱的非常時期，必須打破常規，采取特殊政策，戰勝災害。”萬里和當時的安徽省委用實際政策去支持這些“借地度荒”的新辦法，可以說，新的政策之門開啟了。

　　考察小崗，為包產到戶報上“地方戶口”

　　1978年，小崗村18位農民暗地里實行大包干，終于，小崗村越過了溫飽線。萬里注意到了小崗村的變化，心存好奇，決定親自前往一看究竟。到了村里挨家看了一遍，只見各家各戶能裝糧食的東西都裝得滿滿的。小崗人興高采烈把花生往萬里的棉軍大衣口袋里塞，萬里不要，一位老太太笑著說：“往年想給也沒有!”小崗人要求讓他們試上3年，萬里回答：“我批準你們試5年!”小崗人說：“有人打官司要告我們。”萬里回答：“這個官司我包打了!”在萬里的強力推進下，小崗村的大包干經驗在安徽全境得到推廣，群眾之間這樣說：“要吃米，找萬里”。后來，這個小村莊成了中國改革的一個符號。

　　1979年2月，萬里在六安、滁縣、巢湖三個地區的地委書記座談會上說，“肥西有的公社包產到戶了，他們會千方百計把地種上，我說你們干吧，搞富了再說。搞包產到戶如果要檢討，我檢討。只要老百姓有飯吃，能增產，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沒有飯吃，就是最壞的政治。”“我們要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把人民生活、人民的民主權利放在第一位，這叫不叫政治?這才是最大的政治嘛!”萬里的這些談話，是關于農村改革最早的政治動員。這種動員已經脫離了政治意識形態，從“上綱上線”的泛政治化進入到去政治化。將意識形態降低到了基本生活問題，只要是能增產，農民能吃上飯，就是最大的政治。萬里立足群眾要吃飯，要生活，闡述了什么才是好的政治，顛覆了那些政治上的大道理。可以說，這是確立了新的意識形態。這種新的意識形態，成為安徽農村改革突破的理論基礎。

　　奉調進京，為包產到戶報上“全國戶口”

　　1980年初，萬里奉調進京，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書記處書記，分管農業。原以為安徽的農村政策已經得到了中央的認可，相反，批評的聲音愈演愈烈。萬里在上調中央之前，安徽省委已經為農業大包干報上了“戶口”，正式允許包產到戶、包干到戶作為一種農業生產責任制形式。但是，萬里離開以后，形勢發生了變化。問題是，這個戶口是應當保留還是應當注銷，在省內出現了反復，爭論更加激烈。從1980年4月到10月間，省里對農村生產責任制問題，沒有發出任何指導性的部署和文字通知，而是忙于在各地開會，圍剿“包產到戶”。鄉縣以上干部思想混亂，惶恐不安，好像安徽在包產到戶問題上又犯了大錯誤，普遍擔心又要折騰和清算。

　　安徽實行包產到組、到戶，在全國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批評的聲音此起彼伏。在這樣的情況下，萬里以農民利益為依托，面對來自各方面的阻力，面對巨大的政治壓力，堅持立場，巋然不動，顯示了大改革家的見識和膽略。

　　萬里繼續支持政策探索，為家庭承包制度排險除難，事情的轉機也終于出現了。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同志在一次重要談話中明確肯定了安徽的包產到戶和大包干到戶的責任制，說：“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顯然，鄧小平肯定了這些新的做法，有力地增加了新政策主張者的砝碼，農村改革勢在必行。

　　得到了鄧小平同志的支持肯定，改革得以繼續推進。作為分管農村工作的中央領導，萬里主持制定了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轉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即著名的中共中央1982年一號文件。這個《文件》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肯定了聯產計酬、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至此，家庭承包取得政治上的決定性勝利，包產到戶終于報上了“全國戶口”，在全國迅速推開。

　　(楊杰綜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