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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是我在中國農村雜志社工作時就開始聘請的顧問。多年來，我社每年一度召開的農村改革與發展座談會，都請他到會做主題報告。每每我們提出邀請，只要有時間，或者說能通過前趕后移騰挪出時間，他都會欣然接受。請他講的主題都是與當年中央一號文件精神相關的“三農”問題。在我們的主刊《農村工作通訊》和《農產品市場周刊》上首發他的稿件，也是我們的偏得。即或是他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求是》等中央報刊上發表的文章，我也總是找來先睹為快。有時我們之間還就一些熱點問題進行討論和交流。經常交流和學習他所發表的大量文章，使我對他的經濟學理論建樹、對經濟發展走勢的敏銳洞察、對經濟規律深邃的思考，在腦海中形成了揮之不去的影像，對他那剖析經濟問題的深刻贊嘆不已。

　　集腋成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編輯經過兩年多的艱苦勞作，通過各種渠道，在多家圖書館、互聯網、書報刊、資料庫中尋找鄭新立的著作和論文，力求完整地把鄭新立的經濟思想匯集起來，以饗讀者。于是，共16卷約6400頁、560多萬字的《鄭新立文集》面世了。在第一時間，我分享到了樣書，迫不及待地讀了起來。對于早年已經在報刊上讀到的文章，雖然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仍然覺得溫故知新;對于一些首發的新作，有選擇地認真讀下去，一種大手筆、大思路、大智慧的感覺油然而生。

　　起于工業 升于經濟

　　鄭新立同志早年就讀于北京鋼鐵學院，學的是采礦專業。改革開放伊始，科學和知識的春天來了。鄭新立與時俱進，國家恢復研究生教育制度之后，他乘著時代的東風，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攻讀工業經濟專業。這是他日后成為知名的經濟學家，扎實的經濟學理論功底，具有基層工業企業的實踐經歷，是其系統經濟思想體系形成的起點。在此基礎上，隨著實踐經歷的不斷豐富，研究領域的不斷拓寬，思維高度的不斷攀升，加之刻苦學習、勇于實踐的精神相結合，成就了他不斷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良好學風，從而使他成了經濟體制改革時代的弄潮兒。如果給鄭新立的經濟學說歸個類別，稱其是一套“實踐經濟學”，也是有道理的。盡管這樣的稱謂顯得另類，但是，能夠標明鄭新立站在時代的前沿，解決改革開放過程中所遇到的實際問題的經濟思想體系特點。

　　《鄭新立文集》前12卷研究工業經濟的色彩濃重。其中，第11卷、12卷是研究《21世紀的工業化》的專著。第11卷的中心思想是通過對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歷史考察和現狀分析，闡述在新的世紀包括以工業產業為主導在內的中國經濟要獲得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就必須下決心抓緊時間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加快經濟結構戰略調整的步伐，提高國民經濟的總體素質。如何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者開出的“藥方”是：推進科技進步和創新，加快產業技術升級;全面提高勞動者素質，大力開發人力資源;改善企業管理，建立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指標體系;完善經濟體制與運行機制，創造有利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政策環境。作者還從合理配置生產要素的要求出發，主張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應該統籌協調推進。

　　第12卷作為第11卷的續集，繼續討論中國21世紀工業化問題。這一卷在鞏固制造業、提高企業競爭力、構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體系的經濟思想統領下，利用11個章節分別研究能源工業、石油化學工業、鋼鐵工業、汽車工業、船舶工業、機床工業、建筑業和交通運輸業等若干個產業的未來發展問題。每個產業用一個章節，從發展狀況入筆，重點研究本產業轉變增長方式的要求、方向、途徑，并且給出政策支持和措施安排的意見和建議。作者主張，不論哪個工業系統，都應該走專業化分工、社會化服務、集團化經營的道路，以專業協作的方式實現優勢互補，達到增強企業整體競爭力的目的。

　　作者在國家計劃委員會工作的13年，前半期處于國家由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國家計劃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體制轉變期，后半期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的建立期。2000年，作者轉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時，國家經濟體制改革走上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階段。這一期間，作者從事研究的側重點的順序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運行;更新計劃觀念，轉變計劃職能;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強有力的宏觀調控體系。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作者的主要經濟學建樹是創建了發展計劃學。作者用了20個章節，在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基礎上闡述了發展計劃學的內涵，明顯表現出發展計劃學作為經濟學的分支而存在的客觀性。作者從現階段發展計劃的基本特點起筆，重點討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發展計劃的編制及其技術。作者認為，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要打破，但是，作為經濟管理手段的發展計劃仍然要發揮作用。特別是在資金運用、固定資產投資和國際收支平衡等方面，還離不開發展計劃的規范和指導。出于區別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經濟計劃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范下的發展計劃的不同要求，作者主張建立新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主張執行發展計劃要有經濟手段。《文集》的第8卷和第9卷，是我所見到的第一部將發展計劃列為學科并且進行系統研究的專著。

　　在國家計劃委員會工作期間，作者不但系統地研究了工業經濟、產業經濟和經濟發展計劃，而且還研究了現代企業制度、全民所有制的實現方式、固定資產投資、積累與消費的關系等一系列亟待經濟學理論回答的焦點問題，形成了厚重的有見地、有思考、有精華的研究成果。這個時期，作者實現了研究領域由工業經濟到國民經濟的華麗轉身。

　　起于微觀 升于宏觀

　　何為微觀?深入到分子、原子和粒子內部結構或機制去觀察物質，引申到觀察事物，即為微觀;何為宏觀?不涉及分子、原子、電子等細微的物質結構及機制，在更廣闊的空間觀察物質世界及其所關聯的機制即為宏觀。用顯微鏡來觀察生物的活性細胞以及相關聯的碳鏈，是典型的微觀;用貴州的“天眼”來觀察太陽系、銀河系以至到更廣闊的宇宙天體，是典型的宏觀。經濟學說中引入微觀與宏觀的定義，得出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的對應屬性概念，由此引出了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理論分支。讀《鄭新立文集》，我從中發現，這套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大部頭著作，起筆于微觀經濟、升華于宏觀經濟的研究順序暗含其中;以小見大、以短見長、以個別窺一般的視覺效果明顯，這也是《文集》所固有的兩個基本特征。

　　在全套塊頭不均等的554篇著述中，以一個單體企業或者一個地方行業調查為研究對象的至少有55篇，約占篇幅總量的10%。如果再加上日本、新加坡房地產考察報告，日、韓、德外貿政策比較，荷蘭房地產抵押與保險業結合的經驗借鑒，荷蘭、日本的農業現代化借鑒等10篇左右的國外考察報告，可將以單體企業或單一產業的微觀研究著述比重提高到12%。其中，以研究國民經濟支柱產業——裝備制造業的又占較大比重。具體的行業、企業調查，是作者研究微觀經濟的亮點。整套著作中，大約有50%的篇幅屬于宏觀經濟研究成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由于經濟鏈條在延長，經濟與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及黨的建設等各項建設關聯密切。所以，《文集》中有一部分文著屬于包括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理論相結合的復合型研究文體，很難界定是研究微觀經濟還是宏觀經濟。如果非要歸類一個研究問題的范疇，也是不科學的。對于經濟本體來說，微觀是宏觀的基礎，宏觀是微觀的組合升級。在經濟管理過程中，微觀管理與宏觀管理是相互促進、交叉進行的。因此，對經濟現象及經濟行為進行考察研究，宏觀方法與微觀考證并用的居多。文著學科的交叉，研究問題視野的拓寬，旁征博引的關聯性增強，并沒掩蓋其經濟學著作的本質特征。

　　《文集》研究微觀經濟問題的代表作主要有：“一個年產百萬只北京鴨的養殖集團是怎樣發展起來的——順義區前魯鴨場調查”“汽車工業的產業特征和發展趨勢”“新經濟增長帶——京九鐵路沿線地區經濟發展思路”“利用外資促進行業調整的新探索——我國感光材料行業企業與柯達公司合資合作情況調查報告”“建設三峽物流中心，服務區域協調發展”“華為：專利申請全球金牌的背后”和“日本、新加坡房地產考察報告”等一系列來自基層單位或一個產業的實地調查和思考。這樣的研究成果基本特征是，數據、做法來源于經濟實體，思考所得的建議和意見上升到宏觀指導層面。比如，對順義鴨場的調查，得出的結論是養殖業要走農工商一體化的道路;聯合發展能夠提高市場的占有率;關鍵要有能夠帶領群眾致富的企業家。又比如，對京九鐵路沿線發展經濟的思路，經過對沿線自然條件、區位優勢和經濟發展現狀的研究，提出“把農業放在發展國民經濟的首位、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全面深化改革”等一系列建議和意見。再比如，對日本、新加坡房地產的考察報告，通過對兩國房地產經營方式、產業政策和法律等問題的解析，提出中國應該推進土地有償使用和房屋商品化改革、健全為發展房地產產業服務體系等一系列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建議和意見。這篇考察報告出爐于1992年，當時中國住房制度還是國家配置的租賃制，作者提出住房商品化，無疑是一項很前衛的創新性思考。

　　讀《文集》，使我為之一振的研究宏觀經濟并且進入國家決策層面的文章主要有：“關于設立由我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融資機構的建議”“確保全年8%增長速度存在的問題和建議”“關鍵是保持穩增長與調結構之間的平衡”三篇應用型建議性著述。作者在“關于設立由我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融資機構的建議”中，通過分析這樣做的戰略利益、現實可能性、設立此機構的具體操作，提出了定位、名稱、總部選址、高管人選、資本金規模和來源、推進路線圖等六個方面的具體建議。此戰略思考于2013年3月形成文本，同年4月19日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干事曾培炎批示上報中央領導。習近平主席高瞻遠矚，同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亞宣布建立亞投行的動議。2015年12月，亞投行正式成立。習近平主席指引中國開創了全球金融的中國元年。

　　“關鍵是保持穩增長與調結構之間的平衡”一文，是作者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精神的有感而發。文中主張，穩增長是今年(2015年)經濟工作的第一位任務，調結構是經濟發展新階段必須實現的重大戰略，把穩增長與調結構有機結合起來的關鍵在改革，文章從四個方面對統一認識和具體落實提出了的建議。特別提出了：“在經濟快速成長期，廣義貨幣(M2)的增長速度保持在經濟增速的兩倍左右比較合適。”作者認為，這樣既能滿足經濟發展對貨幣的需求，又不會產生通貨膨脹。此文在《求是》2015年第4期發表。根據文章的據理分析和嚴謹的邏輯論證，我們相信，這篇文章對當時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精神，會起到一定的引導作用。

　　寫于1998年4月“確保全年8%增長速度存在的問題和建議”一文，是一篇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現實思考。1997年7月以后，從泰銖大幅度貶值開始，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貨幣幣值相繼狂跌，美國、中國香港股市跌破歷史記錄。在嚴峻的經濟形勢下，作者從固定資產投資、貨物進出口和外匯收支三個方面，進行了大量的模擬計算和深入思考，提出通過發行國債擴大內需的建議。此文通過時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曾培炎上報國務院，朱镕基總理批示給當時的四位副總理傳閱。四位副總理都從防止金融危機的高度上重視這個建議，紛紛簽署意見。當月，國務院決定增發1000億元10年期建設債券，同期，銀行配套貸款1000億，集中用于交通通信、農田水利、城市基礎設施和環保、城鄉電網改造、經濟適用住房等領域建設。這項應急出臺的經濟政策有力扭轉了通貨緊縮趨勢，支持了當時的經濟增長，成功把亞洲金融危機的挑戰轉化成了發展機遇。中國1998年到2007年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及時調整貨幣和投資政策功不可沒。

　　起于深邃 升于通俗

　　在我看來，經濟學家應該有兩大分支：一是理論經濟學家，二是應用經濟學家。以調查研究、解決實際問題為天職的經濟學家，與理論經濟學家相比，有著不同的學術風格和工作指導路徑。能夠從現象中發現問題，把現象上升到理論高度來研究，從而給出抽象性的概括和總結，這是一種基本功。還有另一種基本功，即依據已經歷史檢驗的經濟學原理分解現實問題，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形成操作性措施，并且取得事半功倍的經濟效果與社會效益。對于為制定、修正和完善經濟政策而進行研究的經濟學家來說，后者的基本功更為實際、更為難得。

　　在高層次上從事政策研究，能夠把“大話”說“小了”，把深奧的原理說通俗了，把原則問題闡述具體了，應用研究水平高超、在解決很棘手的難題上表現出舉重若輕，這才是真正成熟、大有作為的經濟學家。通過讀《鄭新立文集》，我從中看出了鄭新立作為應用經濟學家的影像，從中也不難看出他在所處的改革大潮涌動的時代，對于不斷深化改革、促進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所貢獻出的智慧和能量。

　　深邃，源于功底。縱觀古今中外，橫看大江南北，各路經濟學家不計其數，各種經濟學說更是多如繁星。同類相惜，要研究領域互相照應、研究成果互相借鑒，是人之常情。讀《文集》我還發現，鄭新立先生研究經濟問題、記錄思考的行文方式，雖然也博采眾長，卻少見經濟理論和前人著述的大段引用。少見旁征博引，不能說沒有經濟學理論支持。而相反，這正是作者真正將經過人類長期生產實踐檢驗的經濟學原理印在腦海，行文運用自如，能夠用通俗的大眾語言解釋深奧的經濟學原理，功底可見深厚。他主張對農村村莊進行整理，騰退出宅基地用于集體經營性項目開發和公益建設，這正是利用市場配置資源經濟學說的實踐。他主張農村集體經營性用地進入市場，同國有土地同權同價，這正是馬克思的地租理論在改革中的具體應用。

　　思考的深邃，提出的改革主張、發展措施就會超前。作者于1990年在國家信息中心的專題研究報告中，及早地提出經濟與社會發展要信息化的概念。那份報告提出“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決定一個國家和地區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不再是自然資源、歷史條件等，而主要是包括知識在內的信息”。他在談到信息化同工業化、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的關系時，提出這“四化”必須以信息化為先導，要用“一化”帶“四化”。回顧1990年時計算機技術的狀況，還處于打字、處理表格和公文的初始時代，互聯網進入中國大門，至少比鄭新立先生提出信息化的概念，并且鼓動大力發展信息化滯后了6年以上。可見鄭文的思想超前程度。

　　國家經濟體制由傳統的計劃經濟轉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資源的配置方式和條件發生了重大變化，作為經濟系統的血液——金融，其政策應適應這樣的變化做大幅度調整，作者正是及早地認識到了這一新情況、新要求，于1992年就提出了“建立國家進出口銀行”的研究報告，并對其商業屬性做出規定，對組織形式和創立步驟給出了操作意見。鄭新立這樣的設計問世不久，國家進出口銀行真的建立起來了。鄭新立的建議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國家這樣的戰略決策?只憑讀《文集》沒法找到答案。但是，僅憑鄭新立的建議先于國家決策這一點就可以斷言，鄭新立的建議至少起到了呼吁和輿論引導作用。

　　《文集》的文章按時間順序排下來。讀到后半部發現，作者對小城鎮建設的思想也在不斷升華。最早是從打破城鄉二元結構著筆，研究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問題。作者主張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推崇借鑒德國發展小城鎮的經驗。認為小城鎮不但能解決農村勞動力轉移再就業的問題，而且能夠有效地避免大城市所出現的人口集中、住房緊張、交通擁堵、治安難保、環境退化等“通病”。作者認為，城市化如果出現上述弊端，說明這個城市化是值得研究的教訓。作者多次在不同場合講到，浙江省以各具特色的小鎮帶動產業發展，使小城鎮有了大作為的經驗值得推廣。小城鎮通過土地整理、村莊規劃等可以收到集體節約用地的效果。由此，作者非常欣賞重慶的“地票”制度。土地的科學利用騰挪出新的用地指標，通過市場手段把土地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城鎮化——統籌城鄉發展——城鄉一體化，這一城鎮化進程的“路線圖”，在《文集》中明顯得到體現。以盤活土地為突破口，立足于國情研究城鄉一體化發展，讓中國經濟在人口紅利消減的情況下，再造農村的土地紅利，這是作者堅持呼吁的一個制度創新。這樣的“新”，突出特點是適用。

　　通俗，源于“接地氣”。總撰稿量達到554萬字的大部頭著作，與其說是作者用筆寫出來的，莫不如說是作者用腳丈量出來的。作者是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好河山上的經濟學家。他經常白天上班晚上出發下去搞調研，坐車一邊趕路一邊聽情況，凌晨進賓館，上午或解讀中央政策或到農村廠礦調查研究，下午再飛回北京安排第二天的工作。這樣的日程表不是個別，占用星期天、節假日帶著題目下鄉搞調研，也是家常便飯。這段話是我的親歷。

　　我與《文集》作者，雖然沒有同時在一個單位工作過，但是，由于我們之間政策研究、新聞報道的工作性質相契合，總有些業務來往，最早以讀文熟人。進入新世紀，隨著鄭新立同志由國家發改委轉回中央政策研究室任職，我們之間的思想交流和業務往來更加頻繁。我先后陪同鄭新立同志到過浙江、湖北、天津、遼寧四個省宣講“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增加農民收入”“新農村建設”和“城鄉一體化發展”等當時中央的一號文件精神;先后陪同他到安徽、河南、黑龍江、海南等省就水庫移民的脫貧致富、農村土地的流轉、發展現代農業、宅基地管理制度和集體建設用地制度改革、農村城鎮化和特色小鎮建設等問題進行調查研究。作者能在零下30攝氏度低溫的祖國最北端黑河市，在農機庫房里同農民專業合作社帶頭人談國家農機具購置補償政策的落實情況;能在34度高溫的海南，與農民坐著小板凳在椰樹下一筆一筆地算收入賬;能頂著蒙蒙細雨在新鄉土地整理現場了解村莊整理、宅基地置換情況;能頂著大雨坐車行走在大別山區的山路上，為的是進村親眼看一看水庫移民資金補助的公示榜單……正是作者吃盡千辛萬苦、說盡千言萬語、走遍千山萬水的行動，豐富了他的頭腦，了解到了農村的真實情況。有了豐富的“食糧”再思考，成就了《文集》的“優米之炊”。

　　成文，源于高度的責任感。及時把調查的情況整理出來，把調查過程中的思考記錄下來，把調查與研究成果提煉出來，形成對國家經濟改革及社會發展的真誠建議，從表面上看，這是政策研究人員應盡的職責。而能夠把職責當成全天候的要務，在研究的質量和進入決策的效果上下功夫，這是源于職責、超于職責的行動。這樣的行動，來自高度的自覺性和社會責任感。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干部既清苦、又辛苦，經常是在別人熟睡的深夜奮筆疾書。餓了，泡一碗方便面;困了，在沙發上瞇一會，“打地鋪”也并不鮮見。正是有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有億萬群眾的齊心協力，有為中國改革和發展孜孜以求的政策研究群體，成就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使中國經濟走上了持續穩定發展的軌道。因此，讀《文集》，應向這個群體致敬。

　　(本文作者系中國農村雜志社原黨委書記、社長、高級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