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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是最早扛起改革大旗的城市之一。近年來，為適應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的新形勢，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上海市在實踐中大膽嘗試，科學施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走在了全國前列。這其中，上海市農業委員會政策法規處處長方志權和他所在處室作為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操盤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政策的宣傳員——

　　“聽得懂，才能落得實、見成效”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非常復雜、高度敏感，涉及農民切身利益。“服務好農民，當好農村改革的政策宣傳員，首先要用理論將自己的頭腦武裝起來，學深學透政策內涵。”采訪中，這是方志權多次重復的一句話。為此，他要求處室同志把深入學習中央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政策文件擺在首位，每年組織編印政策資料，他帶頭談體會、做輔導，悉心指導青年同志掌握政策理論和工作方法，營造全員學習的氛圍。

　　“研究室辦公室的燈經常是亮得最早、熄得最晚的，就連節假日，也時常看到方處忙碌的身影。”同一個研究室的張晨說。多年來，方志權組織編纂的《“三農”政策法規匯編》《農村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改革案例精選》《“三農”政策法規百問百答》等10多本讀物，被農村基層干部奉為開展農業農村工作的“百科全書”。

　　“政策理論自己學不是目的，而是學了以后講給農民聽。聽得懂，才能落得實、見成效”，方志權如是說。因此，每項改革方案一出臺，方志權總是帶領團隊通過宣講、咨詢等形式進村入戶，用農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解讀政策。通過面對面的宣講，指導幫助化解改革中的矛盾糾紛，切實將黨在農村的政策落實到位。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既要多做蛋糕，又要分好蛋糕。基層干部反映，搞農村產權制度改革，一怕認識不統一，工作推不動;二怕農民只顧眼前利益，一撤就分、一分就光。針對這些實際問題，在政策宣講中，方志權創造了農村改革的“母雞”理論和集體資產監管的“風箏”法理。

　　“產權制度改革就是要搭建雞棚，雞棚搭得越早就越主動，越晚就越被動，搞不好還會雞飛蛋打。改革不是殺雞取卵，而是養雞下蛋，改革后集體資產收益才能人人有份，條件好的都能吃荷包蛋，條件一般的吃西紅柿炒蛋，條件差的喝蛋花湯，即使手里還捧個空碗，也知道母雞早晚會下蛋。”方志權形象地說。這些通俗易懂的比喻，已經為農民群眾所熟識，由此順利推進了改革。據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的評估報告顯示，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這項難度大、涉及面廣的改革在廣大農民中的滿意程度達到95%以上。

　　“三農”的調研員——

　　“制定政策必須上接天線下接地氣”

　　“破解改革的瓶頸問題，前提是當好‘三農’工作的調研員。”方志權說，上接天線，就是正確把握農村改革的方向，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堅持土地集體所有這個“魂”，守住家庭經營這個“根”，讓農民有更多獲得感和幸福感。

　　下接地氣，就是要注重調查研究，分析情況問題，尋找客觀規律，形成政策意見，達成共同認識。為此，近年來，方志權帶領處室同志就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加強農村集體“三資”監管等問題開展調研。比如，為指導閔行區推進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工作，方志權積極指導閔行區醞釀農村集體資產股權六項權能改革方案，多次參與討論設計，幫助試驗區出臺了全國第一個村級集體資產股權權能管理暫行辦法。又如，為指導農村集體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方志權和處室同志及時總結松江新橋實行“區區合作、品牌聯動”的做法和奉賢扶持薄弱村發展與推進產權制度改革相結合的“百村公司”經驗，還多次向北京同行學習為經濟合作社辦理社會統一信用代碼證的辦法。

　　目前上海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已形成了“1+1+14”的政策體系，是全國產權制度改革政策較為完善的地區。由于制定的這些政策上接天線下接地氣，既為全國農村改革提供了可推廣、可復制的理論政策，又讓上海廣大農民群眾得到實惠，受到了普遍歡迎。據統計，全市已改革的村中，有四分之一已進行了年度收益分配，惠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127萬人，人均分紅1132元。

　　改革的指導員——

　　“推進改革最重要的是要樹好旗幟”

　　農村改革既需要摸著石頭過河，又需要加強制度的頂層設計，細節處更需要手把手指導。正所謂“村看村，戶看戶，社員看干部”，方志權認為，做好農村改革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樹好旗幟，加強指導，讓大家學有方向，干有動力。

　　早年為帶動集體經濟發展，不少區縣的村干部自掏腰包入股建社，如今的改革要面向全體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既要考慮效率，還要考慮公平。方志權支持區縣、鄉鎮同志制定相關政策，引導村干部們在利益面前后退一步，主動退出干部股;同時在制定政策文件中明確上海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中的股權設置不設立干部股，由此贏得了農民群眾對改革的擁護和積極響應。

　　農村薄弱地區要不要改革，怎樣改革，在改革初期始終困擾著大家。為解決這一問題，方志權采取以點帶面的辦法，引導做好改革的指導員。研究室黨支部選擇在金山區山陽鎮楊家村作為改革指導點，進行黨支部結對活動。推進改革過程中，方志權等先后8次到楊家村進行指導，提出制定相應章程、進行獨立核算、實行分賬管理等具體措施，推動了金山區及全市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向縱深推進，也使楊家村成為金山區第一個完成改革的村，由此帶動了全市遠郊地區村級產權制度改革的順利開展。

　　再如，在全面推進村級改革的同時，方志權和處室同志還及時總結閔行區虹橋鎮、浦東新區唐鎮、長寧區新涇鎮和松江區的四種鎮級改革模式，指導全市鄉鎮有序推進鎮級產權制度改革。目前全市已有27個鎮完成了鎮級改革，2017年上半年又有32個鎮啟動了鎮級改革試點。

　　為使農村改革工作后繼有人，近年來，方志權十分注重聚焦改革帶隊伍，帶好隊伍促改革。一方面他加強手把手指導，另一方面鼓勵青年同志大膽工作。通過多年來的言傳身教，有的青年同志已走上領導崗位，有的青年同志成為獨當一面的業務能手。方志權由衷說道，自己不是一個人在戰斗，他帶動的團隊，對農村改革事業有感情、有激情、有癡情，先后獲得全國農業先進集體、上海市市級機關先進基層黨支部、上海市級機關優秀黨務工作者等榮譽。

　　2017年11月，上海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四十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上海市農村集體資產監督管理條例》，意味著上海海量農村集體資產有了法律保護。為了推動此次立法，自2017年以來，方志權帶領著處室同志為立法起草廣泛聽取意見，多次召開座談會，先后起草修改了30余稿。方志權說，上海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已進入了法治化的新階段，通過立法使農村改革工作走上法制化的軌道。在這過程中，要始終當好改革“三大員”，做一顆永不生銹的螺絲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