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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欄語：1999年，中國加入了世界植物新品種保護聯盟(UPOV)，迄今已近20年。實行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我國參與國際經濟技術一體化進程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這一制度的建立，促進了我國在植物品種方面的國際貿易、國際交流與合作。

　　近20年來，我國植物新品種保護事業涌現出了一批有代表、有特色、有傳播價值的故事。植物新品種權保護，給優秀新品種穿上了“金鐘罩鐵布衫”，使品種市場走上了健康可持續發展之路。有的科研單位因此獲得了豐厚的知識產權轉讓收益，有的公司據此依法保護了自己的品種權益，有的民間育種家由此開創了自己的事業……一葉一春秋，一品一故事，本刊特開辦品種權故事專欄。

　　一粒玉米種子，從播種到收獲，需要3～5個月;一個玉米新品種，從開始選育到審定應用，正常需要10年時間。十年光陰，十年心血，才換來秋后豐收的粒粒種子。

　　“植物新品種保護是對育種人多年智慧和汗水辛勤勞動成果的確認與保護，是知識產權的一種重要體現方式，相當于發明專利。”北京市農林科學院玉米研究中心主任趙久然為記者解釋品種保護的意義。玉米新品種選育是一個漫長、復雜的過程，需要科研人員將不同優點的玉米進行雜交，鑒定出適合生產需要的好組合，進而培育出高產穩產、多抗廣適、品質優良的新品種。選育過程猶如在黑暗中探索，這個過程動輒數年甚至數十年。

　　“在實踐中不斷認識到品種權的重要性，通過開發甚至共享品種權，我們取得了最大化的社會效益和良好的經濟效益。可以說，植物新品種保護讓我們育種人員有了持續創新的動力和能力。”趙久然總結道。

　　事業初創

　　從一窮二白到自我造血

　　“迄今為止，我們中心選育審定了100多個玉米品種，目前正在生產中大面積推廣的就有40多個。”趙久然介紹，這在玉米育種科研機構里算是高產的。20多年前，誰也沒想到這個新成立的機構能夠有此成績。

　　1992年底在基層蹲點搞科研的趙久然，回到北京農林科學院，經過深入思考農民需求后，他將研究方向和工作重點定位在優良品種選育、優質種子鑒定和高產高效配套技術方面。1997年，北京農林科學院根據玉米的科研發展和產業需求，決定成立玉米研究中心。玉米中心創辦之初，7間臨時辦公室、8萬元啟動資金、4畝試驗田、7名職工，便是全部家當，可謂一窮二白，但趙久然挑起了玉米中心的擔子。

　　創業艱難百戰多。玉米中心初創，趙久然便提出，要靠自身科技成果轉化實現自我造血，走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結合的道路。經過科研人員的艱苦工作，趙久然團隊最早成功選育出的兩個品種是“京科2號”“京早13號”。“這是我們培育的第一批新品種，這意味著我們開始有了自我造血功能。”趙久然說。

　　“培育出京科2號時，我們中心名氣不大，種企對我們不了解，也不信任。這個品種僅以10萬元轉讓給了襄樊正大農業開發公司。這個轉讓價格在當時雖然不高，但卻讓我們團隊看到了希望，認識到科研成果在產生良好社會效益的同時，也能夠產生一定的成果轉化收益。

　　“選育出一個新品種，就像孕育出自己的孩子一般，我們總想著讓這個‘孩子’有一個好的發展前途。開發或者推廣品種，首先考慮的是品種推廣的社會效益，其次才是經濟效益。所以當時很快也就接受了這個價格。”趙久然告訴記者。

　　疏于保護

　　品種轉讓推廣險受阻

　　真正意識到品種保護的重要性，則來自于京科糯2000這一品種的教訓。

　　“我們國家在1997年頒布施行《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1999年才加入世界植物新品種保護聯盟(UPOV)。在品種權保護方面，我們是相對滯后一些的。”趙久然告訴記者，這體現在科研院所等育種單位身上，就是重審定輕保護。“品種審定和品種保護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經過國家農業主管部門的品種審定，只是決定這個品種適不適合推廣。而只有申請并獲得品種保護了，育種機構才獲得植物新品種權這樣的知識產權。”趙久然為記者分析了概念差異。

　　京科糯2000從1996年開始選育，2000年配成組合，2006年通過國家審定。一開始，玉米研究中心迫不及待想把這個新品種推向市場及早應用，沒有及時申請新品種保護。等到與合作企業簽訂協議，大規模產業化生產后，發現再申請“京科糯2000”這個雜交種的品種權已經失去了新穎性(申請植物新品種保護前不能有銷售推廣行為)，不能夠再申請獲得植物新品種權了。好在在專業部門的指導和建議下，研究中心將京科糯2000的父本、母本這兩個親本及時進行了品種保護，均獲得了植物新品種權。及時亡羊補牢，最終使得京科糯2000成為我國種植面積最大的鮮食玉米品種。玉米研究中心跟北京農科玉公司簽訂合作協議，以高達1000萬元的價格轉讓給了他們。“這個價格當年創下了國內單個農作物品種轉讓費最高的紀錄，這在鮮食玉米品種里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趙久然說。

　　“這件事給了我們一個深刻的教訓，必須得重視品種保護，給好品種穿上‘金鐘罩鐵布衫’，為品種大規模產業開發和大面積推廣保駕護航。不然，人家真的侵權了，你也沒有任何法律保護。”趙久然對這個教訓印象深刻。“到了選育出京科968玉米品種時，我們就有經驗了，立馬申請新品種保護，對京科968雜交種、他的兩個親本以及有價值派生系和近似品種也都申請了保護。”

　　京科糯2000以1000萬元價格轉讓不是偶然的，這得益于品種本身過硬的品質。“玉米分為籽粒玉米、鮮食玉米、青貯玉米三大類，因為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鮮食玉米的需求逐漸旺盛和多樣化。京科糯2000是高產優質廣適型糯玉米品種，既可以鮮食，也可以收獲籽粒。它外形美觀，口感綿香，營養豐富，有著良好的市場表現。”現在不但是我國面積最大的鮮食玉米品種，并且也已經成為越南等一帶一路國家的主導品種，僅在越南每年就達到100多萬畝的種植面積了。

　　通過品種保護，玉米研究中心獲得了豐厚的知識產權轉讓收益，同時也探索出了一條“科企合作”的商業化育種道路。2008年，玉米研究中心與北京農科玉育種開發公司簽訂“京科糯2000玉米品種開發技術轉讓協議”的同時，還簽訂了長期的科技合作協議。農科玉公司除了一次性向玉米中心提供1000萬元品種開發使用費，同時提供長期后續研發經費每年200萬元。這一協議，保證了玉米研究中心鮮食玉米育種經費、人才隊伍提升和源源不斷推出更新更好的品種，為中心保持鮮食玉米研發國內領先地位提供了有力的支撐。農科玉公司借此一躍成為國內第一的鮮食玉米種業公司。京科糯2000也成為國內糯玉米第一大主推品種，占我國糯玉米總面積的半壁江山。從審定到現在十多年，它一直是我國種植面積最大的鮮食玉米品種，每年栽培面積達幾百萬畝，其產品也叩開了日韓及歐洲等國家的大門。

　　科企合作

　　探索聯合育種新模式

　　“企業有創新和推廣的動力，科研機構有人才優勢，科企合作共同育種，實行育繁推一體化，才能使育種的社會效益達到最大化。”通過京科糯2000的合作，趙久然對此深有感觸。

　　這一合作模式在京科968玉米品種產業化開發上被趙久然發揮到了極致。2011年，京科968通過國家審定，在國家東北、華北區域試驗和生產試驗中均列第一位。當時國審品種數量少，但含金量高。“靠一家公司很難把一個新品種推廣成遍布全國的主導大品種，而我總是希望把精心培育的品種面積做到盡可能大。”為此，趙久然跟多家種子企業挨個兒打電話，介紹京科968的優良特性，希望他們聯合開發。“對于企業，購買新品種開發使用權是一項風險投資。如果新品種不好推廣，種子公司就賠大了。為此，種子企業一般也是看準了才投。”趙久然解釋。“中種集團跟我們簽訂轉讓協議之前，專門召開董事會討論，討論結果是讓我們簽訂附加的保證協議，除了要保證京科968的優良性狀以外，還要保證每畝制種產量能達到800斤以上。”出于對京科968品種易制種、廣適性這一特點的自信，趙久然以專家個人名義簽字保證，才打消了中種集團的疑慮。

　　一家一家簽署，最后玉米中心同中種集團、北京德農、登海種業、北京屯玉、河南現代、順鑫農科等6家骨干種業公司簽訂了授權技術轉讓協議，每家一次性支付400萬品種權使用費。一次性品種權轉讓費2400萬，再一次刷新了業界單一品種轉讓費的紀錄。“很多業內同行都說沒想到轉讓費能達到這么高，原本預期只有五六百萬。”趙久然認為聯合多家公司共同開發推廣達到了多方利益的最大化。他在2011年11月底的博客中寫道：“目前已經完成該品種技術轉讓合同的簽約，下一步我們將全程提供技術服務和持續技術支持，將京科968推廣為全國面積最大品種之一，至少每年1000萬畝以上。”

　　2012年初，在北京市科委的大力支持下，玉米中心聯合這幾家企業成立了“京科玉米品種研發聯合體”，共同開發京科968。“轉讓一個品種，跟賣一件衣服大不一樣，企業不能直接買走穿上，還有很多后續技術開發等問題。成立開發聯合體，企業向我們支付品種權使用費，作為技術核心單位，我們則提供全程的后續技術支撐，每年向他們提供高純度的原原種，提供配套技術和試驗推廣建議等。這樣容易形成合力，發揮集群效應，實現社會效益最優。”趙久然說。數據證明了這一點，2016年，該品種年種植面積就已經超過了2000萬畝。京科968成為目前我國玉米面積位列前三的主推大品種之一。

　　在內蒙古通遼市，京科968絕對是個熱門詞匯，播種面積達到1000多萬畝。“當地農民反映，用了京科968，畝增產300斤。”趙久然認為，聯合育種和產業開發，能夠造福更多的農民。

　　“除了聯合育種，我們還根據企業的需求，進行訂單選育。目前，我們跟十多家企業簽訂了訂單選育協議，為他們提供育種材料和選配的優良組合，企業試驗通過多點鑒定篩選出優良組合，申請參加國家試驗審定，這種模式大大加快了玉米新品種的選育和提高了產業化的效率。通過這種模式，我們跟合肥豐樂合作，選育出了國審品種豐樂303;跟德農種業合作，選育出了德單1266等。企業每年給我們幾百萬科研經費，我們可以獲得穩定持續的研發經費。”趙久然告訴記者。

　　斗智斗勇

　　品種維權艱難多

　　就像硬幣的兩面，有品種保護，就會有品種侵權。與之伴隨的就是維權打假。

　　因為京科968銷路較好，市場上侵權者甚多。有的公司套取京科968種子，換上其他名稱的品種包裝，高價販賣;有的未經授權許可非法生產京科968種子……早在成立京科968的研發聯合體之初，聯合體就安排專人進行市場維權和打假。

　　喻少帆原本在北京農林科學院玉米研究中心從事品種示范推廣工作，從2015年起開始專門負責京科968的維權打假。“我每年有3、4個月都是在外地。春天開始播種的時候，要去各地種子市場上進行摸底調查;4月底到6月，要去各大制種基地巡查。”喻少帆所說的制種基地主要是新疆天山北麓和甘肅河西走廊一帶。那里光照充足，晝夜溫差大，有利于提高制種產量。

　　一旦發現其他公司或者個人進行京科968的制種，喻少帆就舉報給公安局、法院、種子管理部門、農業綜合執法大隊等相關部門。“不過，發現是一回事兒，能否坐實是另一回事兒。像這樣非法制種的案例非常多，但取證特別難。我們每年發現的有上百條線索，但3年多來坐實的也就十幾起。”喻少帆對此表示無奈。

　　“即使坐實了，相關懲罰力度也比較輕。2016年7月，我們在甘肅張掖一個村里發現有人大量繁制‘京科968’雜交種子，制種面積200多畝。我們以嚴重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為由上訴到法院，法院于2017年6月判決，判得比較輕，只罰了10萬元，外加賠付調查訴訟費用5萬元，一共15萬元。”喻少帆介紹，這種案件一般被認定為民事案件，罰款依據是非法收入的1～5倍。“并且，非法制種公司也不愿受到懲罰，會想盡各種方法逃避法律懲罰。例如把責任轉嫁到個體員工身上，讓公司非法生產行為變成個體員工瞞著公司非法生產。這樣，就可以逃避并減輕懲罰。”喻少帆調侃這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自己每天的工作都是跟這些侵權公司斗智斗勇。

　　“目前，行業執法和懲罰力度偏弱，我們的維權更多地是起威懾作用。行業維權環境的改善有賴于更加規范合理的制度和政策。張掖目前非法生產的案例大大減少了，就是因為規定所有的制種基地都要登記在冊，每個制種基地提前申報自己所用品種。”喻少帆告訴記者。他希望這種規范管理的制度能夠盡快從制種核心區推開。

　　惟其如此，育種市場上才不會發生“劣幣驅逐良幣”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