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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以來，好評如潮，各地政府鼓勵多方力量參與鄉村振興。鄉賢，一個模糊的名字逐漸變得清晰起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呼喚新鄉賢參與振興鄉村、精準扶貧與基層治理。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治理體系里重要一環，基層穩定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與繁榮的前提。 因此，“請賢、招賢、留賢”要成為各級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高度關注的議題。

　　基層社會人才流失較嚴重

　　長期以來，廣大基層尤其是農村地區，不僅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貢獻了大量勞動力，還通過高考選拔等方式為城市發展與建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高素質人才。但少見這些流向城市的人員返鄉投身“三農”建設，更難見城市居民反向流入基層參與基層社會治理與建設。一般而言，在發達地區立足下來的人不會選擇返鄉工作與創業，原因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地區差距過大，我國東部經濟發展提供的就業與創業機會多，中西部的勞動力去東部務工能取得更高報酬，并且東部發達地區更能留住人才，能提供與之適合的崗位、薪酬待遇與工作環境，同時由于馬太效應使得東部發展優勢越來越明顯;二是城鄉差距過大，城鄉二元結構是世界普遍現象，但城鄉二元體制并不多見，我國實行較長時間的城鄉二元體制導致城鄉發展不均衡與不充分，甚至一度出現城鄉分割的局面，戶籍制度帶來的便利與福利吸引農民通過各種渠道涌入城市;三是行業差距過大，毋庸置疑，收入高的行業大多在城市與發達地區，人往高處走是人之常情，也是“用腳投票”的結果。說到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與不充分是基層人才偏少的主要原因。

　　五類人士可以成為新鄉賢

　　“鄉賢”一詞始于東漢，指有較大作為、享有崇高威望、為社會做出貢獻的致仕官員或者社會賢達人士。明清兩代州縣均設有鄉賢祠以表彰與紀念對本地產生過影響的人物。在面臨社會與經濟危機時，鄉賢須義不容辭挺身而出為基層人民謀福祉、圖生存。

　　新時代的鄉賢，與古時候意義和內涵不一樣，我們可以稱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新鄉賢”，即以下五種類型：

　　一是退休返鄉的體制內工作者。包括官員、教師、醫護人員等，他們掌握了一定的社會資源和專業技術，帶著資源與技術回到故土參與當地基層建設事業，比如時任新疆軍區后勤部部長的甘祖昌將軍解甲歸田，率全家人返回江西老家農村，做了一名“將軍農民”。

　　二是德高望重的基層干部。這一類人是基層社會治理的主心骨，是基層發展的穩定器，他們有德有為有位，在位時為老百姓謀福利，退位后發揮余熱，比如楊善洲退休后在22年間帶領大家植樹造林建成了5.6萬畝、價值3億元的林場，并無償捐贈給國家。

　　三是可耕可讀的賢人志士。這些人都是當地模范人物，在認識與見解上有一定高度，為百姓排憂解難，他們敢于仗義執言、主持公道、扶正祛邪，尤其在百姓關心的“紅白喜事”上具有很大的話語權，在百姓心中享有崇高威望，是新時代的社會賢達。

　　四是反哺桑梓的各界精英。這類人是重點引進的新鄉賢，他們是經濟建設的能手，掌握了先進的管理技術，能有效地改造基層現有的經濟與產業現狀，比如浙江省龍泉市蘭巨鄉的練書文放棄在外的事業并于2015年回到仙仁村投資并承包300余畝的長壽桃基地，用練書文的話說是，“我是一名黨員，早先出去學了一圈拼了一回，現在回鄉為鄉親們干點實事，大家互幫互助，日子就會一天天好起來的。”

　　五是愿意為鄉村振興出錢出力與建言獻策的優秀典范。這類新鄉賢對基層社會治理并不一定親力親為，可以通過投資、“金點子”、現代通訊等手段與基層建立聯系以提供意見與建議。筆者在湖南省洞口縣月溪鄉調研新農村建設時，發現廣大新時代的新鄉賢廣泛參與其中，例如新鄉賢曾水平積極支援國家扶貧大業，目前月溪鄉項目區安置易地扶貧搬遷貧困人口約350戶，已入住200多戶。總之，新鄉賢的“新”，在于“以人民為中心”，在于致力于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在于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基層治理能力現代化。

　　新鄉賢如何參與基層治理

　　思路決定出路，新鄉賢在人財物等資源、觀念與經驗等方面具有一定優勢，各地方要積極引入新鄉賢參與基層治理現代化事業上來，建立鄉賢人才庫和聯誼機制，打好親情牌、鄉情牌、產業牌、文化牌與生態牌，鼓勵新鄉賢在社會、經濟、文化與政策等方面做出貢獻。

　　一是積極參與基層社會建設。基層社會建設一直是我國社會建設領域的短板，新鄉賢要成為基層社會建設強大的智力支撐，扮演為基層出謀劃策的智囊與顧問角色，在化解沖突與矛盾中起到積極作用，但鄉賢在參與基層社會建設過程中不可越位，要做好“綠葉”，為基層政府與基層百姓分擔憂愁。例如：浙江上虞通過新鄉賢擔當“矛盾調和劑”的“鄉賢治理”新模式已成為成熟典范，即以新鄉賢為主要成員的五個民間調解機構有效地進行基層治理。在各地，要根據當地社會發展情況以及存在的突出問題，制定符合當地實際的新鄉賢治理模式，在安全防控、基本公共服務、生態治理維護以及社會矛盾沖突等方面發揮積極效應，對癥下藥解決問題，為鄉村振興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

　　二是鼓勵參與基層經濟建設。經濟建設是其他建設的基礎，無論是鄉村振興還是精準扶貧，都要有相應的產業作為支撐，否則絕非長久之計。在基層，要打造讓新鄉賢的資源優勢可以發揮出來的舞臺，支持“能人經濟”、培育“企業家精神”與鼓勵“工匠精神”，基層政府要提供優質的產業配套服務，加速土地流轉，在資金支持上要鼓勵政策性金融積極支持新鄉賢。比如：延長農產品產業鏈以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加快物流業發展以促進農村商品快速流通，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發展，樹立富有特色的“一村一品”“一鄉一品”品牌，拉長旅游產業鏈，推進農業現代化等，用新鄉賢洪文龍的話就是“鄉村要吸引外面的人來體驗和消費，就要善于挖掘，培育品牌，才能拉長產業鏈。”

　　三是有效參與基層文化建設，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預示著人民對高質量文化的需求進一步提升。抓好基層文化建設，營造濃郁的基層文化氣氛，對于解決“三農”問題與推進“三農”建設具有重大意義。新鄉賢在基層文化建設上責無旁貸，文化對人起著春風化雨的教化作用，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新鄉賢是道德楷模，是先進模范，他們的言行會影響著身邊的每一位人，新鄉賢又是黨中央大力提倡的家風建設的基層表率，同時，鄉賢自身也是鄉賢文化的踐行者。

　　四是做好黨的理論與政策的傳播者，促使黨的政策宣講常態化，適當情況下可以與基層黨建工作聯系到一起。新鄉賢在國家政策的解釋和傳達過程中起到樞紐與橋梁作用，成為基層貫徹落實黨和政府重大決策部署的堅實力量，以團結、穩定、發展與繁榮為宣講目的，增強黨的政策傳播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新鄉賢要配合村委會、社區等基層組織，積極引導百姓群眾領悟黨的政策與維護黨的地位，并引領他們主動進行自我管理、監督、教育和服務，鼓勵與推動基層社會治理的開放性，如此，能有效輔助基層政府解決“最后一公里”的治理問題。積極引導廣大新鄉賢成為黨的政策與主張的傳播者、社會進步的推動者、時代變遷的記錄者、公平正義的呵護者，努力實現十九大報告描繪的“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基層美好生活畫面。

　　(作者系深圳大學博士后，中共深圳市寶安區委黨校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