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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村是國家治理的基石。鄉村治理的好壞不僅關系著鄉村社會的發展與穩定，更是關系到黨的執政基礎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在鄉村治理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因為實際情況不同，每個地方的鄉村在治理上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本刊開設“鄉村治理”欄目，將陸續推出一批在鄉村治理方面的典型經驗，以期各地在推進鄉村有效治理工作中有所借鑒與啟迪。

　　一個社區議事會，參與者熱情高漲，能讓民生項目快速落地，順利實施。

　　一個富有川西特色的農家樂，人氣滿滿，生意紅火。

　　一個社區黨群服務中心，把有限的辦公場所分出一大部分給社會組織、社區居民，社區服務有溫度，不打烊。

　　黨員身份亮出來，堡壘作用強起來，黨群關系更密切了，干群關系更融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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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番喜人的景象，來自四川成都。初春4月，記者行走在成都的鄉村社區，看到繁花似錦的田園風光，錯落有致的古樸院落，感受到黨員干部朝氣蓬勃的干勁和群眾流露出的滿足感、幸福感、獲得感。

　　基層的這般生機和活力來自哪里?這得益于近年來，成都以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目標，堅持黨建引領，構建了以黨組織為核心、“一核三治、共建共享”的新型農村社區發展治理機制。

　　強化黨建引領，統籌發展增合力

　　——著眼于基層發展實際，成都以組織創新強化黨組織總攬全局的作用，以制度創新和信息技術應用調動政府、市場、村民等多方力量，推進社區發展治理聯動高效民主決策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基層黨組織如何在基層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近年來，成都著力改進社區管理機制、探索改進基層黨組織領導方式，形成了符合基層發展實際的“一核三治、共建共享”的新型基層治理格局。

　　創設社治委，是成都基層治理的一項重要組織創新。2017年9月，成都率先在黨委序列設立市、縣兩級黨委城鄉社區發展治理委員會(簡稱社治委)，由黨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兼任社治委主任，干部和工作人員單獨設編、專職工作。

　　談起社治委的由來，成都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社治委主任胡元坤介紹了相關背景：隨著社會轉型發展，城鄉社區發展治理面臨群眾利益訴求復雜多樣、基層治理難度加大等問題。與此同時，社區發展治理“九龍治水”、缺乏頂層設計的問題日益突出。

　　為強化農村社區運行保障，成都市率先在全國專門設立社區發展治理專項資金，每年按照“25萬+4000元/百人”的標準向每個村(社區)下撥。在資金使用上，以社區黨組織為主渠道，堅持“民事民議、民事民定”，錢用在什么地方、怎么用，由社區黨組織帶領群眾議決，讓群眾明白惠從何來，讓群眾“知黨恩、感黨恩、跟黨走”。

　　成立以來，社治委逐步成為社區發展治理的中堅力量。充分發揮黨組織領導核心作用，堅持黨建引領城鄉社區發展治理，著力構建以黨組織為核心的城鄉社區發展治理體系，牽頭多個部門構建了城鄉社區發展治理政策體系，制定“五大行動”三年計劃并大力推進，2017年完成改造棚戶區22530戶、城中村7427戶、老舊院落920個，整治背街小巷1339條，打造特色街區(小鎮)131個，完成“兩拆一增”150處。2018年計劃實施的32961個項目已完成8794個、正在實施22080個。

　　創設村(居)民議事會制度，是成都的另一項重要制度創新。采訪中，基層干部和普通群眾，都說起了村(居)民議事會的好：村(社區)的事，光憑干部說了不算，還要村(居)民議事會說了算。

　　村(居)民議事會成員由村民推選，一般不少于21人，都是有威望的人。經村民大會授權，議事會行使村(居)務決策權。議事會的設置既彌補了村民大會難召集的問題，也擴大了代表的代表面，為基層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時，專門成立村監事會，主要對村務管理工作開展全面監督。如此一來，形成了村黨組織領導、議事會做決策、村委會負責執行、村務監督委員會進行監督的權力運行機制。

　　成都農村社區發展治理既充分發揮黨組織的領導作用，又有效調動群眾的內在積極性。成都邛崍市創設的“三問三審三投入”社區發展治理機制是典型代表。“以近日夾關鎮臨江社區建設茶葉交易平臺為例，在社區黨支部的統領下，議事會決定平臺可行性、監事會對平臺建設的全過程進行監督、居民對平臺建設提出建設性意見，政府投入土地資源、商會投入1000多萬元資金、居民投入精力。平臺建成后，參與各方紛紛以主人翁的精神主動維護市場運行。”邛崍市委常委、副市長楊釩介紹。

　　信息技術的應用創新豐富了村級事務管理機制，讓信息多跑路，村民少跑腿。成都多個基層社區依托微博、微信等陣地開展村務治理。在成都邛崍市桑園鎮黑虎村，村民足不出戶就能實時與村干部、其他村民進行交流互動，并對社區發展治理專項資金使用等村務進行監督。900多位村民在平臺進行實名注冊，“移動互聯網平臺的運用打破了村民參與村級事務的時間和空間限制，拉近了村兩委與村民的距離，促進村務在陽光下運行。”邛崍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社治委主任雷鳴有感而發。

　　胡元坤說，在新的治理格局中，黨委和政府一方面在做“減法”，即不再包攬村級事務，不再直接進行社區自治事務的決策、執行和監督，不再直接面對多元化的利益訴求，而是騰出精力做“加法”，專注于定方向、定規則，同時著力為居民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務。這種既做“減法”又做“加法”的方式，重新厘定了政府在農村社區發展治理中的定位，保證了社區居民自治的正確方向，為居民自治騰出了制度空間，形成了社區黨組織領導新模式。

　　服務經濟發展，富民強村增動力

　　——強化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功能、服務功能，著力提升基層黨組織服務經濟發展的能力，更好地發揮基層黨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

　　一幢幢輕盈精巧、樸素淡雅的川西民居，錯落排開，漫步村中小道，徜徉蔥蘢林盤，看到的每一眼都是醉心的田園風光：成都崇州市觀勝鎮嚴家彎灣村既古風濃郁又別具時代特色。春日里，這個原先“無人問津”的小村子，引得廣大市民紛紛前來觀賞。基礎設施的完善，少不了基層黨組織的心血，當地先后投入了400多萬元用于硬化道路、美化環境，并積極動員群眾投身到川西林盤的修復中。

　　過去選擇到外市打工的村民王春秀，2016年投入14萬元，將自家院落收拾得井井有條、整潔有序，安心地留在村子里，當起了生意興隆的“農家樂”女老板。營業半年多來，在與兒子、兒媳婦的共同用心經營下，王春秀不僅收回了成本，獲得了比打工高出50%的經濟收入，還享受到與家人團聚的溫馨。她也是在基層黨支部的多次動員下，在當地先進黨員的帶領下，才加入這一發家致富行列的。

　　美麗、富裕，嚴家彎灣村的變化，離不開基層黨組織的鋪路和先進黨員的帶路。這成為成都數千個農村社區發展的縮影，也是落實“一核三治、共建共享”的典范。近年來，成都制定出臺加強全市農村基層黨建工作實施意見18條，大力推進抓鄉促村，深入開展“蓉城先鋒”雙示范行動，規范農村基層黨組織設置，整頓提升軟弱渙散村黨組織，農村新型領域黨組織有效覆蓋全面加強，基層黨組織政治功能和服務功能大幅提升。全面實施農村黨員干部選育培養工程，不斷強化農村基層黨組織帶領群眾發展經濟、脫貧致富的能力。

　　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讓村民腰包鼓起來。“村黨支部將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貫穿全村工作始終，組建戰旗村集體產權管理公司，對集體資產、資源進行全面清理和股份制量化，通過村民自主協商議定入市方式和收益分配方式。”郫都區戰旗村黨支部書記高德敏介紹。目前，該村集體資產4600萬元，集體經濟收入462萬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萬余元，高于全區平均水平。郫都區的實踐，很好地詮釋了“千條理，萬條理，領著農民致富才是硬道理”的說法。

　　厚植鄉土人才成長沃土，讓產業興旺起來。蒲江縣明月村是成都三縣(市)交匯處的一個偏遠小山村，有2000多人，曾經是個出了名的“窮村”，人均純收入不到1000元。如今，村民人均純收入已超過2萬元，呈現出“產業興、農民富、村莊美”的新氣象。這得益于當地政府以明月古窯修復項目為契機，吸引了100多名藝術家、投資家、創業青年來村創業，并為他們提供了良好的創業環境。這些鄉土人才大都已成了村里的“新村民”，成了撬動農村發展的生力軍。許多村里出去的青年人也紛紛被吸引回來創業就業。村子在短短幾年內，聲名鵲起，成為遠近聞名的文創田園村，鄉村旅游之花也靜靜綻放。

　　黨組織發揮領導核心作用，黨員發揮先鋒模范作用。在臨江社區有一面黨員身份展示墻。楊大柱，魚壩村5組，黨員致富帶頭人，現任夾關天官茶葉協會理事長，為1000余畝茶園提供統防統治服務，幫助茶農提高了管理技術，促進了茶農增收。羅夾祥，臨江社區3組，黨員致富帶頭人，帶動村民按照有機茶標準種植茶葉，為社區茶葉產業發展做出了貢獻……這些群眾身邊的黨員不但帶領群眾發家致富，也進一步融洽了黨群關系。

　　突出多方參與，共建共治共享增活力

　　——基層黨組織在強化政治引領，堅持全面領導的基礎上放手、賦權，發揮社會組織在基層治理中貼近實際、創新力強的優勢，把政府管不過來、管不好的公共服務事項交給社會組織，有效滿足社區發展治理需求，激發社區活力

　　在每月的社區院落環境衛生評比中，新文軒公益創造性地讓兒童擔任評委，為環境最好的院落插上小紅旗。月花村通過發動和引導少年兒童用自己的“小手”牽起身邊的“大手”，由少年兒童帶動家長，由家庭帶動社區，形成了人人講衛生、處處見文明的良好風尚。月花村，這個集中了當地5個村子2252位村民的農民集中居住區環境衛生情況大為改善，鄉風文明也得以涵養。

　　新文軒公益，2017年在新津縣社治委和民政部門的孵化下，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到月花村開展社區營造活動。入駐月花村黨群服務中心半年多來，新文軒公益依托專業社工團隊，根據社區實際，創造性地策劃開展了“月花氏族清明祭”、婦女編織、兒童教育培訓等社區營造活動。

　　讓居民“走得進來，坐得下來，留得住”，經過一段時間積累，社會組織積極發揮作用，提升了居民的社區認同感和歸屬感。“社區營造能取得成效來自于三方面合力：社區黨組織統籌指導，把控活動方向;社會組織和社工發揮專業優勢，策劃組織活動;居民發揮主體作用，投入時間和精力。”新津縣委常委、組織部部長、社治委主任馬誠說。

　　邛崍市夾關鎮臨江社區居民不出社區，就能獲得專業的法律服務。鎮黨委書記陳未殘介紹，社區專門成立了由鎮司法所專職司法律師和社區德高望重的鄉賢聯合組成的司法調解室，幫助村民解決司法糾紛，及時有效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層。

　　基層黨組織做好引領協調工作，成都社會組織蓬勃發展。成都充分認識并挖掘了社會組織的特點，調動社會組織的積極性，按照“政府引導、社會協同、多元參與”的原則，探索建立了“社區發現需求、社會組織開發項目、社工提供專業服務、政府予以財力保障”的“三社聯動”經驗，有效地完善了社區發展治理結構。

　　把社會組織“引進來，留下來，樹起來”。為更好引導社會組織發揮作用，成都市重點做了兩個方面創新。堅持培育發展和監督管理并重，深化社會組織服務管理體制改革，引導社會組織主動作為，為社會組織開展社會服務、社會救助等公益活動創造開放性的環境。同時，堅持政府購買服務，為社會組織發展提供資金支持。今年4月份，成都市出臺了《成都市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實施意見》，明確規定政府新增公共服務支出中，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安排的部分，應當向社會組織傾斜，購買的比例原則上不低于30%，并將搭建全市統一的信息對接平臺，促進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更加陽光透明。

　　據統計，成都市級財政近年來共投入“三社聯動”專項資金1.4億元，資助項目1150個。截至目前，全市共有登記社會組織1.1萬個，年增幅超過10%。全市社工人才總數達10890人，較上年增加18%。這些社會組織中，既有成都本土的，也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其中一些還孵化成立了社區居民自組織。

　　成都推進農村社區發展治理的模式順應了時代潮流：它以黨的全面領導為核心，構建黨建引領多元主體主動參與的發展治理格局;以發展經濟為重點，將農村改造成宜居宜業宜游的美麗家園;以各類組織為重要輔助力量，將城鄉社區打造成居民的生活共同體。

　　社區是城市治理的基石、市民生活的家園、城市文化的窗口、黨建引領的陣地、共建共享的平臺。“未來，我們將以基層黨組織建設為統領，以居民需求為導向，以改革創新為動力，加快構建社區發展治理的政策體系和制度體系，加速推進落實，讓城市文明之花在農村持續綻放。”成都的干部群眾充滿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