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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重揚，男，1927年生，江蘇寶應人。1950年畢業于金陵大學農藝系，曾任農業部副部長。20世紀80年代開始接觸對臺農業交流，組建并主持中國農業交流協會工作十年之久，是海峽兩岸農業交流合作事業的開創者、推動者和見證者之一。他根據中央對臺工作方針，積極開拓，與臺灣農村發展基金會建立聯系，廣交臺灣農業界朋友，為開啟海峽兩岸農業界的交流合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之際，記者采訪了相老，請他為我們講講對臺農業交流早期的人和事兒。

　　記 者：相老，我們都知道，1988年底，兩岸農業界人士首次在香港會晤，為海峽兩岸的農業交流打開了序幕。能不能請您給我們講講，在此之前，兩岸的農業交流是什么狀況?

　　相重揚：1949年5月，臺灣省政府主席陳誠頒布《臺灣省戒嚴令》，宣告在臺灣省全境實施戒嚴，兩岸往來被隔斷。一直到1987年7月由蔣經國宣布解嚴為止，共持續了38年之久。戒嚴令期間，兩岸人民的往來基本斷絕。但兩岸都是一家人，大家都有親戚朋友，往往還會通過第三地來進行交往。關于第三地交往我舉兩個例子。

　　一個是陳立夫老先生的長子陳澤安，臺灣大學農學系畢業后到美國深造，后來在美國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大學做教授。1982年，他由美國到臺灣，從臺灣再到大陸訪問，當時我們安排的接待人是瞿寧康，因為瞿寧康與陳澤安是中學同學、金陵大學同學，是老相識。中央對這次接待也非常重視，中央領導也見了陳澤安，當時何康部長也參加了。陳澤安來了很多次，為當時兩岸之間的溝通也做了一些事情。

　　另一個例子是1985年，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先生給農業部何康部長寫了封信，他的兄長李崇道先生(曾擔任臺灣“農業復興委員會主任委員”)想與何部長見面談談兩岸合作的事情。這里還有一個小故事，何康部長與李崇道先生，以及時任香港漁農處處長的黃成達先生，都是廣西大學農學院的同學，三人還曾住在同一個宿舍，何康部長與李崇道先生是上下鋪，關系非常好。收到這封信后，何部長向上級請示，得到批準后就準備這次見面。他們三人后來見了面，老同學重逢，暢談兩岸合作，一時傳為佳話。

　　在1988年前，兩岸農業的交往幾乎沒有，但通過第三地有聯系，彼此之間的情況都了解。在蔣經國先生解除戒嚴令之前，1979年，全國人大發表《告臺灣同胞書》。1981年，葉劍英委員長發表對臺工作九條建議，建議國共兩黨對等談判，促進祖國統一。1982年，廖承志同志發給蔣經國先生公開信，“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說理動情，感人至深。1987年，臺灣當局廢除戒嚴令，開放臺灣民眾到大陸探親，臺灣當局從“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微調為“不鼓勵、不支持、不壓制”的新“三不政策”，兩岸民間交流往來呈現松動。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兩岸雖未“三通”，兩岸農業界人士仍有同行、師生、同窗的情誼，希望促進彼此的交流，所以這種同學朋友之間的交往溝通也是有的。

　　記 者：1988年的這次會晤您參加了嗎?當時是什么情形?

　　相重揚：這次我沒有參加，不過當時的情形我很了解。剛才我也提到了，當時兩岸三地的農業部門負責人，何康、李崇道、黃成達都是同學，關系很好，都希望促進交流。在黃成達先生的幫助下，1988年11月28日-12月3日，在香港大學嘉道理農業研究所內舉行了首次“海峽兩岸及香港農業技術研討會”。這次會晤結束了兩岸農業界四十年的隔絕，啟動了兩岸農業交流之門，具有歷史性意義。

　　大陸方面選了十位同志參加了這次研討會。由顧慰連(中國農學會副會長、沈陽農業大學校長、顧毓繡先生之子)任團長，成員有瞿寧康(中國農業交流協會秘書長)、阮德成(江蘇農科院畜牧專家)、王前忠(中國農學會高級工程師)、倪嘉立(女，北京農校校長)、范乃滄(南京農大農機系教授)、俞承浩(中國種子公司專家)、周大榮(中國農科院植保所研究員)、陳惠彬(女，河北水產所專家)等十人，由北京出發至深圳，經羅湖口岸赴港，轉乘地鐵到達嘉道理農業研究所，住在該所招待所內，避免外界干擾。

　　臺灣方面由黃正華(臺灣中華農學會會長，臺灣農業行政部門顧問)帶隊，成員有趙元桂(臺灣原“農林廳”副廳長、雜糧基金會顧問)、嚴奉琰(臺灣大學農學院教授)、王次庚(臺糖公司顧問)、邱克明(臺灣食品工業研究所主任)、闕壯狄(臺灣漁業技術顧問社董事長)、余增廷(臺灣合美種子公司總經理)、林光演(臺灣鹿谷鄉農會總干事)等共八人。抵港時，黃成達和瞿寧康前往迎接。他們來了之后為了保密，避免記者采訪，沒有住在臺資酒店，住的外資酒店。

　　研討會由黃正華和顧慰連輪流主持，參加者分別介紹本人本單位本專業的情況，溝通交流，尤其是晚餐后的聊天，大家都有相似的經歷，談笑風生，非常融洽。會見前心中的不踏實和疑慮，漸漸淡出。在臺方黃正華團長舉行的答謝宴會上，大家合唱抗日救亡歌曲，國家和民族的情懷，讓大家的心貼得更緊，氣氛熱烈。這次研討會達到了相互溝通、消除隔閡、推進交流的目的，非常圓滿。會后，香港產銷社團聯合會出版《漁農科技》，刊登了這次研討會的報告。

　　記 者：這次會晤之后，您擔任會長的中國農業交流協會開始與臺灣開展農業交流活動，剛開始主要是哪些方面的交流?

　　相重揚：臺灣的熱帶水果產業是比較發達的，比如香蕉、柑橘，都做得很好。開始的時候我們想合作搞項目，1988年第一次會晤時，雙方就有討論過先從海南島開始合作項目，因為海南島和臺灣都是熱帶，氣候比較相似。后來這個計劃臺灣方面沒有同意，不愿意做項目，我們就開始改變交流方式，召開研討會、講習班，進行雙向交流，擴大交流范圍等等。

　　第一種交流方式就是研討會。從1990年到1994年，兩岸共開了22次研討會，其中19次在大陸召開，3次在臺灣召開。第一次研討會，海峽兩岸農業技術推廣研討會，是1990年5月在南京召開的。為什么選在南京召開，因為南京是過去國民黨的首都，臺灣很多農業界人士都曾在中央農業試驗所工作過，就是現在的江蘇農科院。參加會議的很多人都曾在南京工作、生活過，讓他們來南京，故地重游，逛逛中山陵、夫子廟，走走江蘇農科院、南京農業大學，看看母校的變化，感受新中國成立后農業科研教育的發展與發達，大家都非常高興。1991年5月，海峽兩岸種苗業研討會在四川成都召開。之所以選在四川，是因為抗日戰爭時，很多臺灣農業界人士在重慶，所以安排他們到重慶看看新中國建設的成就。研討會時，有一首喬羽作詞的《思念》非常火，臺灣人士聽了之后都很喜歡，感受到大陸文化產業也很發達。最后臨走的時候，還用了李商隱的一首詩，“相見時難別亦難”，會議非常成功。22次研討會我都參加了，這些會議內容涉及農業的方方面面，品種改良、花卉、畜產品、蔬菜、農業機械、生物技術等等。開始時他們不愿涉及農業組織問題，后來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談話之后，農產品的市場化，農會、合作社等這些農業組織問題兩岸都有交流了。

　　第二種交流方式是講習班。為了不影響臺灣農民的利益，臺灣方面不愿跟我們搞項目，那我們就請專家來講技術。1992年，我們在福建省東山縣、浙江省金華市舉辦蘆筍、蔬菜生產技術講習班。1993年，在武漢的華中農業大學、北京農業大學分別舉辦農產品運銷和農產品加工講習班。我們在跟臺灣的合作交流中，既有交流也有競爭，他們不愿搞項目，但我們要學技術。技術交流是科學交流，是不受限制的。

　　第三個是雙向交流。剛開始的交流多是單向的，多是臺灣農業界人士來大陸。第一次實現雙向交流是1992年，中國農學會名譽會長盧良恕及夫人隨大陸杰出科學家訪問團赴臺考察，這是兩岸恢復往來后，大陸農業科學家首次正式應邀赴臺。1993年，我作為中國農業交流協會會長，與協會秘書長瞿寧康、蔬菜專家李樹德、畜牧專家阮德成4人赴臺訪問，這是第二次，當時臺灣的媒體還登了這次訪問的情況。1993年之后，大陸方面去臺灣的就比較多了。

　　第四個是廣交朋友。在與臺灣的交往中，不管是政界、企業界，還是合作組織，無論是專家、教授，還是普通農民，只要來了朋友，都不拒絕，以誠相待，廣交朋友。還要充分利用師生、校友的關系，廣泛聯絡，積極推動、促成海峽兩岸的農業交流與合作。

　　第五是擴大交流范圍。不僅有教學、研究單位參加，而且有基層同行的接觸。在人員方面，從老年、中年擴展到青年的交流。1994年，以北京農業大學教授曹錫璜為團長的大陸高校橄欖球代表團赴臺，進一步增進了兩岸青年人的友誼。

　　在大家的積極推動下，海峽兩岸農業界在各行業中較早地打開了科技交流與合作的良好局面。到90年代中期，農業交流已從初期的一般性、綜合性介紹到專題性研討會，由技術問題到農產品產銷方式探討，交流人員從學者、教授到企業家，從老年、中年到青年人，交流從單向到雙向，不斷發展。但交流也不是一帆風順的，1999年7月，李登輝提出了“兩國論”，說臺灣與大陸是國與國的關系，這以后交流就遇到了困難，開始走下行的趨勢。

　　記 者：您去臺灣參訪的時候是什么樣的情況?

　　相重揚：我曾三次去臺灣。第一次是1993年，應黃正華文教基金會的邀請。我與黃正華老先生是老相識了，之前我就跟他說過，我們也想去臺灣看看。他就以基金會的名義邀請了我們去了四個人。我、瞿寧康、李樹德、阮德成在臺灣待了近兩周，基本上農業相關的都看了，參觀了40多個單位，會見了150多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見到了臺灣農業方面的負責人。基金會安排的接待禮遇非常細致周到，把相關的負責人請到我們住的賓館來見面。這次我們還見到了陳立夫老先生。通過這次參訪，我們了解到臺灣的農業科研機構非常健全，當時對興農公司非常感興趣，這是一家賣農藥的公司，同時也做農業技術推廣服務，按現在的說法就是社會化服務，但在當時對我們來說，是非常新穎的。

　　第二次是1995年，應臺灣合作事業協會邀請，我和江蘇、福建等省對臺農業交流方面的負責人一共6人赴臺參訪。這次訪臺主要看了批發市場，看農產品如何產銷。還去了很多農會，了解農會是如何運作的，農村金融是怎么發展的。臺灣在這方面跟大陸不同，在我們的農村地區，銀行很多，農民組織沒有金融權，但臺灣農會有信用部，可以貸款可以存款。臺灣農村金融的發展過程中，農會的信用部起了很大作用。這次見到了臺灣經濟主管部門負責人趙耀東，他是江蘇淮安人，特別耿直，他跟我們說，“沒有農業，工業是建立在沙漠上”，我印象非常深刻。

　　第三次是1998年，應臺灣農村發展基金會邀請，我、任愛榮、劉北樺、陳良彪4人赴臺參訪。主要看了臺灣的農會，看農產品批發市場，看農民的組織形式。這次訪問中，我們對產銷班這種組織形式非常感興趣。所謂的產銷班就是產銷結合，十幾戶農民種一種作物，自己結合起來，統一生產，統一銷售，這樣既可以批量，也可以控制規模，非常實用。

　　三次訪臺的過程中，看到了很多臺灣農業發達的方面，也看到了一些問題。一是臺灣的整個農業生產在下降。20世紀80年代開始，臺灣的農業生產呈現負增長，農業面臨結構調整。曾經風光無限的“米糖產業”，產量都在下降。臺灣很多糖廠都關閉了，靠進口拉美的粗糖到臺灣來加工成精糖再出口。第二個問題是出現了豬口蹄疫，豬肉的出口停止了，養豬業受到沖擊，還影響到了飼料工業，這是個大問題。第三個問題是農地開放買賣。20世紀90年代，臺灣農地政策由“農地、農有、農用”改為“放寬農地農有，落實農地農用”，開放農地買賣，造成農地細碎化，“農地農用”難以落實。第四個問題是加入WTO臺灣農業面臨的沖擊很大，農產品進口增多，貿易逆差不斷擴大。對于這一系列問題，臺灣也有辦法。一是靠技術，臺灣中興大學的葡萄試驗場生產的葡萄，一年能收三季，就是靠的修剪技術。二是加強推廣，利用新技術加強推廣，解決矛盾。三是加強農民組織，產銷班剛開始是不能貸款的，后來也漸漸放活政策，產銷班也能到農會貸款，這樣就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這就是我三次訪臺的情況。

　　這里再講一個小插曲。在早期與臺灣進行農業交流的過程中，我們還是做了一個合作項目，就是福建永春的蘆柑項目。1997年-1999年，兩岸專家在福建永春進行蘆柑技術改造項目。臺灣專家的原則是相關的技術只做不講，不宣傳不張揚。實際上他們從實地調研到印發技術推廣小冊子，幫了我們很多忙，我們學到了幾項關鍵技術。一是疏植，過去我們種植柑橘都是密植，臺灣專家的做法就是要疏植，便于通風。二是大冠開心，果樹中間的花和果曬不到太陽，要盡量讓樹枝往外打開。第三是草生栽培。過去我們種果樹，把樹下的雜草除的干干凈凈，臺灣專家的做法是允許長草，用除草機整理到一定高度。第四是疏花疏果。第五是商品化處理。這個非常重要，過去我們的做法是果實成熟后大大小小一起賣，他們的做法就是將果實分級，每個果實單獨包裝，最后再用紙箱打包進行銷售。這幾項技術推行之后，永春的蘆柑產業發展得非常好，還帶動了當地的紙箱產業、運輸產業的發展，成果顯著。

　　記 者：在這些年的對臺農業交流工作中，您有什么感受嗎?

　　相重揚：第一個感受就是做對臺工作要有個好的團隊，當時的臺辦人很少，但大家任勞任怨，互相諒解，通力合作。第二個感受就是在對臺交往中要講人情，只要臺灣的朋友過來，都要認真對待，真誠接待。

　　還有一些推動兩岸交流的先行者值得我們懷念。一個是蔣彥士先生，他是浙江杭州人，1936年畢業于金陵大學農學院，后來留美，他當過臺灣行政部門和黨務部門的秘書長，我每次去臺灣，他都會抽空見我們。第一次去臺灣，我們住在國泰賓館，他過來與我們一起吃早飯，一起聊他的母校，問他的老同學的情況。第三次去臺灣的時候，他已經患了癌癥，還是堅持來見面，我們非常感動，蔣先生這些人是推動兩岸合作非常有力的力量。第二個是王友釗先生，他是福建泉州人，曾任臺灣農業主管部門負責人，也是農村發展基金會董事長，非常平易近人，與我們的交流中非常真誠，一開始只講技術不講農民組織不講金融，后來大陸也搞市場經濟了，就跟我們聊農民組織和金融問題。退休后他還帶著夫人、女兒一起來大陸。還有一個就是瞿寧康，農業對臺工作早期的負責人，他積極努力、善于交往，善于處理各種矛盾，工作非常細致。

　　當時在與臺灣農業界的交流中，雙方都認同的理念就是：坦誠——坦誠相見，開誠布公;理解——相互了解，才能有共識;諒解——能做的先做，一時做不到的相互體諒;推動——不斷克服困難，推動兩岸農業交流。

　　回憶過去，懷念先行者，更希望來者能繼續努力。兩岸的交流不是短期就能完成的事情，但人心所向是不可逆轉的。對臺交往中，既要靠經濟和軍事，更重要的是人心要統一在一起。希望來者能繼續努力，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