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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畢生致力于水稻遺傳育種研究，始終站在科學研究第一線。他長期奮戰在高等農業教育最前沿，培養了一大批高水平現代農業專家。他始終堅持共產黨員勤儉節約的優良作風，將880多萬元積蓄捐贈出來設立教育基金，將遺體捐獻給醫學研究和醫療教育事業。他就是為共和國燃燒奉獻70年的“布衣院士”盧永根。

　　有一種感情，70年從未改變，讓他步履鏗鏘;

　　有一種堅守，如大地一般厚重，讓他深深扎根;

　　有一種創新，著眼于更廣闊的未來，讓他奮力開拓。

　　我國水稻遺傳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華南農業大學原校長盧永根，他信念堅定，一生為黨和國家的事業奮斗不息;他治學嚴謹，走出育種研究的中國“稻”路;他勇于創新，培養出大批“三農”志士。他似一朵熾熱的火花，燭照著奮斗的青春。

　　2019年8月12日，盧永根永遠地走了，帶著他對黨和國家最深沉的眷戀，帶著廣大學子對他最不舍的呼喚。

　　“從70年前，舉右手宣誓時，盧院士就要做一名無產階級戰士，他做到了。他一心向黨，一心愛國，矢志奮斗，很令人感動。”華南農業大學黨委副書記鐘仰進說。

　　不忘初心、拼搏追夢的共產黨員，報國一生為“三農”

　　歲月無聲，成長，有跡可循。

　　盧永根“一心報國、矢志興農的家國情懷”從哪里來?

　　一個人的志向選擇，與宏觀時代背景、家庭教育和獨特的心路歷程息息相關。

　　“一名真正的科學家，必須是一名忠誠的愛國主義者，要把國家和人民的需要作為自己工作的動力。”“我的青春年華已經獻給黨的科教事業，我準備把晚年繼續獻給這個事業。”從他日記中，能清晰地刻畫出他高尚的內心世界。

　　這是怎樣一位不忘初心、忠誠堅守、奮力拼搏的科學家!

　　1930年，盧永根生于香港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從小在香港接受良好的中西方綜合教育，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對當時的社會苦難沒有認識。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來喲，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飯吃……假如那么的一天到來喲，人人有書讀，人人都是詩人，都是音樂家……我們的生活啊，就是詩境。我們的語言啊，就是音樂。”

　　16歲的盧永根寫的一首詩在華南農業大學農學院大廳展示。字里行間，透露著他對民生疾苦的關注。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攻占香港，父親將幾位兒女送回老家廣州花都鄉下避難。在花都，盧永根目睹了日軍的兇殘暴行。“日本兵稍不滿意抬手就是一巴掌，對孩子也不放過。也在那時，他有了對農村的初步認識，民族復興的種子也開始萌發。”盧永根的夫人、華南農大教授徐雪賓回憶說。

　　期間，父親托人捎來親筆寫的兩句家訓——身勞苦學;既買鋤頭又買書，田可耕兮書可讀，半為儒者半為農。他牢記在心。

　　兩年后，盧永根返回香港，主動選擇在培僑中文學校就讀，這是一所進步學校，愛國和民族思想活躍。在這里他成長為一名堅定的革命者。1949年8月9日，在時局還不穩時，盧永根作出了一個重要人生決定，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宣誓前，監誓人詢問，入黨有生命危險，您是否同意?”徐雪賓回憶說，“阿盧堅定地舉起右手，面向北方，誓言永遠忠誠于黨。”這一天成為他的新生，每年他都在這一天為自己過生日。

　　新中國成立前夕，盧永根受黨組織派遣，離開香港，前去廣州領導地下學聯，迎接廣州解放。“我為什么要拋棄安逸的生活而回內地呢?是中國共產黨指給我有意義的人生之路，只有社會主義祖國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盧永根說。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糧食產量很低，解決溫飽問題是當時民生頭等大事。在嶺南大學農學院(華南農業大學前身之一)學習農學的盧永根自覺將自我發展融入祖國的需要。1953年，大學畢業后盧永根留校任教，成為一名作物遺傳育種學助教。自此，他將革命時期濃濃的愛黨愛國之情轉化為扎扎實實的水稻研究，開啟了他與農業科學的一世情緣。

　　此后的近70年時間里，農業科學的春天里，疾步如飛的盧永根和百廢待興的中國，一起追趕著世界。

　　“雖然我現在疾病纏身，無法自由地行走，但是，我的意識是清醒的，我的牽掛是不變的，我的信仰是堅定的!”歲月時光無法磨滅盧永根的初心。

　　晚年住院期間，盧永根和老伴徐雪賓向黨組織鄭重申請：“我倆大半輩子都沒有離開過黨。這個時候，也不能沒有組織生活。”對此，校黨委決定，由農學院黨委書記等幾名黨員參與，每月在病房開一次黨員學習會。

　　“我全程看了黨的十九大開幕直播，聽完總書記的報告，熱血沸騰，備受鼓舞……”十九大召開第三天，在病房黨員學習會上，盧永根笑得格外燦爛，“仿佛回到剛入黨的那一刻”。

　　耄耋之年，他依然關心“三農”，主動學習最新政策。入院治療前，總是最早來到辦公室，回復郵件，拿起放大鏡讀書、看論文。作為農業領域的專家，他一直在關心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非常關注我國的糧食進口問題。

　　87歲高齡，為了鼓勵師生學農愛農，他捐出畢生積蓄8809446.44元，設立“盧永根·徐雪賓教育基金”，用于扶持農業教育事業。“黨培養了我，我將個人財產捐給國家。”在捐贈后，盧永根只說了這一句話。

　　盧永根的生前秘書趙杏娟回憶說，這不是盧院士第一次為“三農”捐款。多年來，他通過各種途徑，為希望工程、扶貧工程等捐款，每次他都捐得不少。2015年，他幾經周折，將廣州花都價值100多萬元的商鋪贈與當地羅洞小學作為永久校產。

　　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時刻，盧永根依然不忘黨員身份。他囑托夫人徐雪賓教授將一萬元特殊黨費交給學校黨委。

　　深扎泥土、身勞苦學的水稻科學家，為農夫溫飽盡責盡力

　　在廣袤的土地上，農民看天吃飯，如何提高水稻的育種品質?這是盧永根畢生科研的命題。

　　“這片野生稻太好了，我們沒白爬上來!”2001年10月的一天，廣東佛岡的一個山頂上，71歲的盧永根一手拄拐、一手扶樹，開心得像個孩子。

　　“因為山路很崎嶇，我們想把野生稻摘下來，或者拍個照片給老師看就好了。”盧永根的學生、華南農業大學農學院教授劉向東回憶說，“可是為了掌握一手資料，仔細觀察野生稻的生長環境，老師堅持拄著手杖、彎著脊背，穿過齊腰深的草叢中，攀爬到山頂。”

　　劉向東依然清晰地記得老師當時的諄諄教誨：“作為一名農業科學家，你必須把根深深扎在泥土里，一定要親自察看現場，不能遺漏一絲一毫的細節。”

　　野生稻，攜帶栽培稻不具備的抗蟲、抗病基因，是改良水稻的重要種質資源，大都生長在人跡罕至的偏遠地區。1962年以來，盧永根跟隨“中國稻作科學之父”丁穎教授在全國各地進行調研，搜集、整理野生稻資源。即便年過古稀，他也經常爬山涉水，不辭辛勞，前往山野之間，堅持實地考察。多年來，北至黑龍江漠河、西至新疆伊犁、南至海南島，他們的足跡遍及祖國南北的諸多偏遠、艱苦、荒蕪地區。

　　1964年，丁穎因病去世，留下7000份稻種資源和很多尚未整理的科研數據。怎樣保存稻種，傳承丁穎院士研究數據成了大家最頭疼的問題。

　　“當時也沒有像樣的實驗室，沒有保存稻種的條件。”劉向東介紹說，“相比在實驗室搞實驗和寫論文，這項工作學術成果‘顯示度’并不高，每隔兩年，要把土壤翻新，重新播種，工作量非常大，費力不討好，如果一般人就放棄了。”劉向東感慨說。

　　然而，盧永根始終牢記恩師的殷殷囑咐——“當為農夫溫飽盡責盡力”。在盧永根看來，一個人一輩子要做實實在在的事，要將論文寫在大地上。他動員學生去最艱苦的地方時說：“別人不愿去，我們必須去。只要國家需要，再艱苦的科研也要做!”

　　為此，在沒有專門經費支持的條件下，他主動和多位學者一起將丁穎教授留下來的稻種資源和數據小心保存，并總結和編寫了《中國水稻品種的光溫生態》一書，該書榮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

　　多年來，盧永根將丁穎留下來的稻種資源逐漸擴充到10000多份，成為我國水稻種質資源收集、保護、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寶庫之一。許多業內研究者利用該資源開展研究，其中一些研究者發表多篇高水平的學術論文，取得重要研究成果，盧永根從未收過任何費用或要求聯合署名。

　　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盧永根在研究栽培稻雜種不育性的基礎上，提出水稻“特異親和基因”的新學術觀點以及應用“特異親和基因”克服秈粳亞種間不育性的設想，被學界認為是對栽培稻雜種不育性和親和性比較完整、系統的新認識，在理論上有創新，對水稻育種實踐具有指導意義。

　　一人力量小，眾人力量大。作為一名老黨員、老教師，盧永根帶著對我國水稻研究深厚的感情，通過面談、書信等形式，邀請一批在國外留學的優秀人才回國到華農發展。他們與盧永根一道在水稻育種等方面拼命趕超。如今，我國多項水稻技術領先世界。

　　基于在水稻遺傳育種的理論和實驗研究方面作出的突出貢獻，1993年，盧永根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創新突破，砥礪奮進的教育者，架起“三農”人才成長階梯

　　盧永根是一位水稻科學家，同時也是目光高遠的教育家，他培養學生不僅是“授人以漁”，更是為了農業發展的未來、人才建設的未來、國家戰略的未來。

　　“先黨員，后校長;先校長，后教授”，這是1983年開始擔任華南農學院院長以來自己謹記的原則。這個簡單的原則是他對黨的教育事業高度負責、學校利益高于一切的高度責任感的真實寫照。

　　上世紀80年代，高校論資排輩風氣嚴重，年輕科研工作者難以“出頭”。怎么辦?1987年，盧永根牽頭開展人事改革，成為當時全國學校改革熱潮中最耀眼的亮色。

　　他頂住壓力，破格晉升8名中青年學術骨干，其中5人更是直接由助教破格晉升為副教授，打開了“三農”人才培養的新格局。如今，這些當年破格晉升的青年才俊，早已在各自領域耕耘出一片天地。

　　通過大膽改革體制機制，廣大科研人員的創新熱情和科研成果轉化的市場活力被大大激發，這樣的理念在華南農大深深扎根，孕育出以“溫氏模式”為代表的農業產學研結合成功經驗。

　　事實上，推進人才改革是他長期致力于為國家培養“三農”人才的一個縮影。

　　“他十分重視農業教育，將農業教育定位為農業、農村、農民之外的第‘四農’，夙夜思忖，大力推動。在國外訪學期間，他自費到牛津、劍橋等15所國外一流大學考察，深入研究其學科設置、人才培養機制、學校管理等問題，這為他推進學校改革積累了知識和經驗。”徐雪賓回憶說。

　　提拔人才與嚴格培養人才并舉。“堅持實事求是，提倡獨立思考;不敢浪頭，不隨風倒;有三分事實，作三分結論”這是盧永根時刻謹記的治學理念。多年來，他對學生和年輕教師既嚴格要求又循循善誘，要求學生不僅要掌握學術理論，還要了解生產實際，能夠親自動手，在作物育種和遺傳學領域，培養出一批學術骨干。

　　為了適應農業現代化對綜合性人才的需求，他打破單學科發展模式，按現代大學理念辦校，走以農業學科為特色的綜合性大學之路。1984年，“華南農學院”改名為“華南農業大學”，陸續加速了工程、理學、人文、食品和經濟等學科發展，為后來學校進一步綜合發展和擴大打下根基。

　　擔任校長12年來，他懷著培養“三農”人才的緊迫感和使命感，陸續發表了《重中之重 基礎的基礎——加強我省農業基礎性研究的意見》《沖破條塊分割 走聯合辦學的道路》和《從嚴治校 加強學生管理工作》等多篇富有思想性的文章。

　　身教勝于言傳。在廣大學子心里，盧永根既是校長、嚴師，又是一位可親可敬的長者，他以自己的高尚人格無聲地感染著身邊人。

　　他奉獻的多，索取的少。筆記本扉頁上，寫著四個“一點”：多干一點;少拿一點;腰板硬一點，說話響一點，時刻自勉。

　　他如慈父一般，關愛學生。辦公桌上的便簽紙上記錄著學生的生日，學生劉向東去香港大學進修，盧永根主動借給他1500元，還將自己出國用的行李箱與一套新西服送給學生。

　　他公私分明，秉公辦事。學生們經常能看到他背著雙肩包、頭戴遮陽帽，擠公交、換地鐵的身影;對于找他“走后門”接工程的親戚，堅決拒之門外;辦公室自備郵票，私人信件絕不花費公家一分錢。

　　他淡泊節儉，對物質生活要求很低。到了飯點，他常常拎著飯盒，和學生一起在食堂排隊打飯，吃得一粒米都不剩;把單面打印的紙張保留好，將反面用作草稿紙;辦公室和家中的陳設大都跟了他大半輩子，破損了修葺后繼續用;病危時堅持不搶救、不插管，不浪費國家資源……

　　盧永根，不忘初心、拼搏追夢的共產黨員，如一道亮眼的紅光，點亮了人們心中的燈。學校昭陽湖畔靜靜佇立的盧永根雕像前，自發來獻花的學生絡繹不絕，師生們以自己的方式向老師深深致敬。

　　“可能很多事情沒有為什么，因為心中有光，盧院士可以永葆青春矢志奮斗。從今天起，盧院士就是我心中的光。”“原本以為在電視劇里發生的故事，就真實地發生在我身邊。”“聽了盧院士的故事，每一次出國，就會更愛國。”……華南農業大學外國語學院輔導員黨林夕和學生們如是說。

　　“種得桃李滿天下，心唯大我育青禾。是春風，是春蠶，更化作護花的春泥。熱愛祖國，你要把自己燃燒。稻谷有根，深扎在泥土。你也有根，扎根在人們心里!”這是2017年“感動中國”組委會給予盧永根的頒獎詞。是的，人如其名，盧永根的愛黨愛國愛農精神將永遠扎根在人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