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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五姑家弟弟結婚，據說新娘人很好，就是有點“貴”。弟弟無奈地說：“爺爺結婚半斗米、爸爸結婚半頭牛、我結婚半條命，娶了新娘，榨干親娘，到底要哪個‘娘’?”我問：“多少錢，這么嚴重?”姑姑攤開右手。我猜5萬，姑姑憤憤說：“50萬，市場價，還不打折!”我頓時呆若木雞：“這是雞窩里要養金鳳凰啊。”屢屢聽說天價彩禮導致“婚不起”，農村婚姻動輒幾十萬，媒體也炒了五六年，國家也有所動作，我以為早已風淡云散。如今這種例子發生在自己家，逼著我去分析這個市場。

　　娶個新娘要多少錢?

　　作為內蒙古中部的一個普通鄉村，距縣城80公里，既沒有山水可觀，也沒有富礦可采，種地、養殖是主要的經濟來源，2018年人均純收入不足1.5萬元，以三口之家計，家庭收入不足5萬。這樣的地方娶個新娘要50萬，這市場價是怎么出來的?

　　姑姑講，現在鄉里流行“一動不動”，弟弟的“一動”配輛小汽車12萬，“不動”縣城買套房首付21萬，三金必備(金耳環、金戒指、金項鏈)共計2.1萬，定金1萬，彩禮11.8萬，婚紗照0.43萬，新人衣服1.2萬，現場禮儀0.3萬，酒席0.8萬，總開支50.63萬，扣除禮金2萬，要掏48.63萬。姑姑村里有三間大瓦房，縣里買啥房?姑姑講：“現在的女孩，不要村里平地走，就想城里爬爬樓。”

　　弟弟有3個發小，都是近兩年結婚，花費基本在48~60萬之間，我梳理了一下，發現一些規律，雖然樣本量有限，但仍能說明一些問題。

　　一是家庭越貧困彩禮越高。趙龍和劉彩和算是村里腦子比較活的年輕人，再加上父輩勤快，是遠近聞名的殷實家庭，上門說親的多，用他們的話說，“5萬彩禮也能找到老婆，8~9萬就是挑挑揀揀的代價”。幾個做岳父的老鄉也說，“姑娘找個好人家最重要，彩禮少個幾萬不打緊”。而王小帥母親是智障，父親是老實巴交的農民，村里人說“他家有‘窮根’，姑娘跟了準受罪”。好不容易娶了遠處的姑娘，女方開口就是天價，丈母娘想給姑娘多點保障，真是“脫貧不易，小康更難;喜結良緣，毀于一旦”。

　　二是家庭越富結婚花費越大。現在城里買房是農村婚姻的標配，“干在鄉村睡在城”是一種流行趨勢，甚至城里房空著也要有一套，保障價值大于使用價值。富裕點的家庭為給子女創造優越的條件，越買越大，成為結婚花費節節攀高的重要推手。同時，子女婚姻作為父母半生成就的總結，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從禮儀、餐飲到新人服飾都很舍得投入，趙龍父親說：“一輩子就一次，花就花了。”這也導致家庭越富，投入越高。

　　三是普通農村家庭結婚基本會負債。弟弟講，他準備明年進城打工，好好干三五年還上12萬。村主任講，村里3年結了6對，5對結婚都負債，少則幾萬，多則幾十萬，對于一般家庭來說是挺難，但基本可以承受，現在農村政策好，就是兩代人加油干七八年的事，如果趕上征地或者是大面積承包，騰出勞動力進城打工，幾年之內還清債務不成問題。但貧困戶前途堪憂，王小帥結婚一年，2018年收入還利息都不夠，24萬怎么還他自己也不知道。

　　是什么讓農村婚姻如此“重金”

　　媽媽講，她們那個年代結婚時彩禮流行“三轉一響”，即手表、縫紉機、自行車、錄音機，國營企業正式工半年工資就能結個婚。我初步估計了一下，20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80年代，結婚對大部分農村家庭來說算不上是負擔。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婚姻消費開始上漲，數額相當于一個農村勞動力年毛收入的三四倍。也就是說，一個勞動力不吃不喝，需要勞動兩三年才能結得起婚。從2000年開始，婚姻消費可謂飛漲，花費幾乎需要一個勞動力不吃不喝勞作3年至5年才負擔得起。近幾年，大概需要6年到8年才付得起。如今這水漲船高的結婚消費增長，是怎么形成的?

　　一是男女比例失衡，供需形勢相對緊張造成的。我國平均男女比例是104.81:100，從數據上看比前幾年男女比例有所下降。但實際上在農村是“一家女，百家求”，供需關系極度失衡。同時與女性地位提高、人口流動加快有直接關系。女性獨立性增強，涌入城市尋找幸福有更大動力，大量貧困地區女孩在城市工作戀愛。雖然成年男子也在流動，但受“父母在不遠游”“一根獨苗不走遠”等傳統觀念影響，男子在本地就業完婚比例較高，這就造成了婚姻配置出現結構性失衡。據弟弟介紹，1985年-1995年，村里男女比例大概是3:1。趙龍講，“這樣的供需配置，價格不漲都不符合經濟規律”。

　　二是攀比心理加重，社會保障不高導致的。“別人有的我也要有”“我要風光嫁女”“我要風光娶親”，這種心態在女方推高了彩禮價格，高彩禮是女兒“價值”的量化標準;這種心態在男方推高了婚宴花費，大操大辦能賺回風光和面子。以前彩禮核心是“禮”，隨著市場經濟對農民價值觀的沖擊，讓淳樸厚道的傳統受到侵蝕，一切向“錢”看的拜金主義，推高了彩禮價格。另一方面，從女方角度看，“養兒能防老”，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不全，保障水平不高的情況下，彩禮錢是生女養老的必要保障。

　　三是基礎教育功能缺失，教育觀念落后推動的。進入2000年，大學生就業難，讓“讀書無用論”在村里悄然興起。天價彩禮的存在替代了農村人對孩子的教育投入，只要看到孩子成績不是很好，就有早讓他們輟學的念頭，家長不愿意去冒風險投入教育，萬一孩子學無所成，積蓄花光了拿什么來娶媳婦兒。索性將目標定位為掙錢、買房、娶媳婦、生娃。本就舉步維艱的基礎教育，由于村民不重視，從“村村有校”變成“鎮里獨苗”，基礎教育功能的缺失影響新一代村民知識的獲取、眼界的開闊和觀念的轉變，使得先進文明的社會觀念無法進入，導致村內男青年在婚姻市場的競爭力不斷下降，唯有通過拿出高彩禮提高婚姻成功率。王小帥講，“書讀的少，字都認不全，只有一股子蠻勁，沒幾個女孩能看得上，多出彩禮也是沒辦法的辦法”。

　　高價婚姻傷害了誰

　　“金錢驅動下的婚姻”讓農村人的婚姻價值觀發生扭曲。2017年1月河南湯陰縣因彩禮糾紛發生的新婚夜殺妻案，雖然有些極端，但不是個案，高額的彩禮以及高價的婚姻花費正在對社會和家庭造成越來越大的傷害。

　　對社會的傷害：一是“光棍”問題愈演愈烈，已經成為社會重要不穩定因素。我們村45歲以上的“光棍”有5個，都是家里窮，娶不起媳婦，后來父母去世也就沒人管了。村主任講：“這些人沒家庭，整天游手好閑，偷雞摸狗，扶貧也重點關注過，但爛泥扶不上墻，白天在家睡不夠，晚上串門攆不走。有些光棍攢點錢，全用來破壞別人家庭了。”鄉里估計，全鄉5年內45歲以上“光棍”增加了30多個，增速明顯加快，2018年隔壁鄉就傳出過“光棍”搶劫強奸的案件，對社會造成的不安定性將持續增大。二是農村離婚率攀升，沖擊傳統道德觀念。去年村里有2對夫妻選擇離婚，以前離婚是新聞，現在大家都愛聞不聞。由于農村男多女少，社會誘惑增加，女人離婚再嫁已不是難事。近幾年，女性地位提升，社會倡導女性獨立自主，選擇幸福的思潮不斷強化，從一而終的傳統觀念變淡，女性對婚姻的依賴感降低，加之，人口流動加大，外來新娘人文水土不服選擇離婚，也推高了農村離婚率。

　　對家庭的傷害：代際剝削加大，家庭矛盾加深，民間講“父債子償”，如今結婚是“子債父還”，父母為兒子的婚事傾其所有，還背一身債務。孝順父母的小夫妻會主動承擔房貸，而有甚者兩手一甩住進樓房，由老人扛著高額的債務一點點還，病不敢生，累不敢歇，“養兒防老”更不敢想，婆媳矛盾、父子矛盾愈演愈烈。

　　如何解決高價婚姻問題

　　彩禮和婚姻花費的增長，從側面反映出我國經濟水平的提升，在合理區間內增長是一種必然趨勢，但如果任由天價彩禮乃至高價婚姻無序發展，社會的公序良俗和家庭的安定幸福將受到不斷的沖擊和破壞。我國的農村在很長的時間內都是一個禮治秩序的社會，“禮”作為農村社會公認的合適的行為規范，制約著農村人的生活與行為，它從教化的層面上養成了個人的敬畏感。現代社會發展，“財”對“禮”沖擊越來越大，要將農村婚姻花費控制在合理區間，讓彩禮回歸到“禮”的本源。

　　一是大力發展農村經濟，統籌城鄉發展。“筑得金窩在，不請燕自來”，解決男女配置性失衡的關鍵是讓村民的腰包鼓起來。抓住產業扶貧的發展黃金期，以縣為單位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研究地區特色產業，通過扶持龍頭企業和合作社，建立完善產業鏈，通過土地入股、扶持資金入股以及家庭生產環節承包等方式，建立小農和新型經營主體的利益聯結。加大基礎設施投入，完善道路、水電管網建設，通過完善的配套設施，推動產業的發展。

　　二是加大鄉村治理力度，宣傳正確的婚戀觀。全面推廣行政村設立“紅白理事會”“鄉咨委”等組織，實現區域全覆蓋。建立完善村規民約，制定婚宴花費和彩禮額度限制標準，借助村規民約的力量，倡導婚事簡辦，移風易俗，要求黨員帶頭執行，建立農民相互監督機制。組織宣傳“反對高額彩禮，倡導婚嫁新風”，確保把新思想傳播到各家各戶每個人。反對結婚消費浪費之風，反對結婚消費攀比之風，真正做到引導民眾改變以往的結婚消費觀，樹立積極健康的結婚消費觀。

　　三是加強教育投入，提高農村男青年競爭力。堅持志智雙扶，加強基層教育建設，保障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適齡兒童必須接受教育。大力普及農村成人教育，連接技校、中專和大專的各項技能培訓專業，確保農村青年有文化有一技之長。比如利用農閑時間開辦種植培訓班、養殖培訓班、農村生態園管理培訓班等。幫助所有農村青年成為有技能、有文化、懂經營、能管理的新型農村青年。

　　另外，樹立正確生育觀，完善立法、嚴打“兩非”，加快城鎮化進程，推動戶籍制度改革，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立農村網絡婚戀平臺等，都有助于限制高價彩禮以及婚姻花費。

　　(作者單位：中央農辦秘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