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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進鄉村綠色發展，要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的整體觀，系統規劃，綜合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開展生態環境保護，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綠色發展體系。

　　生態文明建設是事關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是增進民生福祉的優先領域。中華民族向來尊重自然，綿延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孕育著豐富的生態文化。我國黃河以北地區廣泛流傳的“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勾畫出無比壯闊的山河景色和生機勃勃的綠色生態。朱熹在《觀書有感》中寫道，“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生態意境躍然紙上。辛棄疾在《西江月·夜行黃沙道》寫道，“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如果沒有良好的生態，枝頭的鵲兒、鳴唱的知了和稻田里的青蛙能如此鮮活嗎?流傳千古的絕句“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還”等，都是良好生態的真實寫照。

　　長期以來，我國積累的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矛盾十分突出，新老環境問題交織，區域性、結構問題環境風險凸顯。生態環境遭破壞成為民生之患、民生之痛，成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制約。轉變發展方式，推動綠色發展，刻不容緩。

　　山水林田湖草綜合治理面臨的問題

　　——田

　　田的治理，就是治理、改造、修復土壤，核心是解決自身污染和外源污染兩大問題。我國土壤環境污染有一個演進過程。上世紀80年代及以前，影響土壤環境的主要是礦區、污水罐區等點源局部，污染物主要是重金屬，耕地污染主要是農藥殘留，主要污染物是六六六和滴滴涕，帶來的后果是少部分食物鏈遭到污染。進入21世紀以來，點源、面源、區域、流域污染全面爆發，造成耕地污染、地下水污染及人居環境污染。在國外，污染源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有不同的成因，在我國，多種成因同期疊加，增加了治理難度。

　　我國耕地的污染物種類高達100多種。土壤被污染后，通過作物吸收傳導到食物鏈，通過水平遷移傳導到地表水，通過垂直遷移傳導到地下水，通過顆粒物傳導到大氣，四個渠道構成生態環境風險。原環境保護部和國土資源部發布的《全國土壤污染調查公報》(2017年)顯示，“全國土壤環境狀況總體不容樂觀，部分地區土壤污染較重，耕地土壤環境質量堪憂，工礦業廢棄地土地環境問題突出。土壤總體點位超標率16.1%，其中耕地超標率11.4%，林地超標率10%，草地超標率10.4%，未利用地超標率11.4%。總點位超標率中，鎘超標7%，鎳超標4.8%，砷超標2.7%，六六六超標0.5%，滴滴涕超標1.9%，多環芳烴超標1.4%”。化學革命帶來了農產品產量的大幅度提高，但使用不當或超量使用會帶來負面影響。近20年來，我國的化肥施用量(折純)從3800多萬噸增長到6000多萬噸，增加的主要是復合肥，使用強度達到359公斤/公頃，國際公認的安全使用強度上限為225公斤/公頃。地膜覆蓋是農業的“白色革命”，由于后續技術革新和回收管理滯后，“白色革命”帶來的負面影響已經顯現，殘膜積累侵害地力，阻礙土壤水分疏導，成為土地板結、土地污染的一大公害，對“白色革命”需要進行“再革命”。

　　——水

　　我國水治理面臨三大問題：

　　水供需矛盾突出。雖然大江大河通過治理基本形成了防洪工程體系，防洪能力得到提高，但防洪工程體系的建設標準相對于生產力發展水平仍顯偏低。少數大江大河水利樞紐可以達到抵御百年一遇以上洪水標準，但多數大江大河的大部分堤防只能防御20年一遇左右的常遇洪水。目前，占我國國土面積約11%的受洪水威脅的防洪區范圍內，聚集了占全國35%的耕地、90%的大中城市和80%的工農業產值，隨著工業化的推進，人口、資源持續向防洪區聚集，防洪區單位面積上的財富大幅度增加，同等規模洪水潛在的經濟損失和社會影響劇增。另一方面，我國又是水資源相對短缺的國家，人均水資源量2100立方米，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8%，在全世界192個國家中排名第127位。耕地畝均水資源量300多立方米，為世界平均水平的50%。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對水資源的需求增長很快，全國用水量已由4400億立方米(1980年)增加到6200億立方米(2018年)，正常年份缺水500多億立方米。全國有400多座城市缺水，其中100多座城市嚴重缺水。根據我國水資源總量限制，到2030年，全國用水量控制在7000億立方米以內，2018年的用水水平與之僅相差800億立方米。今后，工業及城鎮化發展、農業灌溉面積擴大、能源需求增長、生態環境改善等都要增加水資源需求，水資源供需矛盾將進一步尖銳化。

　　水污染嚴重。全國廢污水排放量不斷增加，一些河流的污染物入河量遠遠超過其納污能力。一些地方工業污染水源重大事件頻繁發生。全國黑臭水體整治進展不均衡、污水收集能力存在明顯短板。生物多樣性受到威脅，瀕危物種增多。農業面源污染加重，一些地方的飲用水水質存在安全隱患。全國水土流失面積占國土面積的31%，經濟高速增長，每年因開發建設等人為新增水土流失面積超過1萬平方公里，平均每年高達40~50億噸泥沙進入江河、湖泊，增加了水流含沙量，造成了河道、水庫的淤積。

　　水超采與水浪費并存。由于地表水資源量不足，再加之地表水源的污染，不少地方過量開采地下水。目前，全國有各類地下水取水井近億眼，地下水利用量超過千億立方米，占全國總用水量的18%。北方地區65%的生活用水、50%的工業用水、33%的農業用水抽取地下水。全國地下水超采地區面積23萬平方公里，地下水超采量159億立方米。另一方面，水浪費嚴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比較粗放，再加之水價形成機制沒有充分反映水資源的稀缺性、市場供求、生態環境損害成本和修復效益，導致我國水資源利用存在嚴重浪費現象。我國農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數為0.545，低于0.7~0.8的世界先進水平(據水利部)。

　　——林

　　根據第八次全國森林資源清查結果，我國有林地面積46.5億畝(其中國有林地面積18.6億畝，集體林地面積27.9億畝，在集體林地中，集體統一經營的林地6.17億畝，占集體林地的22.81%)。森林蓄積量和森林覆蓋率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的102.6億立方米和12%，增長到151億立方米和21.66%(2018年)。在林地林權管理、公益林保護、林業科技創新等方面，建立了較為成熟的管理制度。但是，林業生態環境建設依然面臨諸多挑戰：森林資源總量少，分布不均。我國人均占有森林面積和蓄積量只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1%和12%，森林覆蓋率比26.6%的世界平均水平低近5個百分點，植樹綠化的任務艱巨。在林業生態環境建設、基本林地保護、森林生態補償、森林資源管護與可持續發展、林農利益保護等制度還需要完善。

　　——草

　　草原生態系統是由草原地區植物、動物、微生物和非生物環境構成的，是進行物質循環與能量交換的基本機能單位。草原生態系統具有發展草原畜牧業和防風、固沙、保土、調節氣候、凈化空氣、涵養水源等功能。我國有草地面積60億畝，占國土面積的40%(2018年)。我國草原由于長期超載放牧和人為開荒，積累問題不少：退化、堿化、沙化問題突出，中度、重度退化面積占三分之一以上;草原在利用方式、承載力水平、管理方式等方面距離國際先進水平差距大;草原生態受病害、蟲害、鼠害以及高溫、干旱、暴風雪等極端天氣影響大，草原生態系統脆弱;草原畜牧業轉型升級任重道遠，生態設施投入不足，原始的放牧飼養方式占主導地位;南方草原確權登記進展緩慢，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保護主體缺失。

　　法治保障

　　良好的生態環境是農村最大優勢和寶貴財富，推進鄉村綠色發展，恢復綠水青山、藍天白云，還人民一個美麗家園，打造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發展新格局，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把山水林田湖草作為一個生命共同體，進行統一保護、統一修復”。“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推動鄉村自然資本加快增值，實現百姓富、生態美的統一”。推進鄉村綠色發展，要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的整體觀，系統規劃，綜合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開展生態環境保護，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綠色發展體系。

　　——落實土壤污染防治法

　　一是堅持防治并舉，防字當先，建立廢水、廢氣、固廢、顆粒物排放、地膜覆蓋的風險管控機制，管理存量，減少增量，嚴防污染物進入農作物、地表水、地下水和大氣，截斷傳播路徑。二是加強農業面源污染防治，開展農業綠色發展行動。實現投入品減量化(2020年化肥農藥施用量實現零增長)、生產清潔化、廢棄物資源化、產業模式生態化，推進有機肥替代化肥、畜禽糞污處理(2020年綜合利用率超過75%以上，規模養殖場糞污處理設施裝備配套率達到95%以上)、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病蟲害綠色防控，推進廢棄農膜回收、推廣全生物可降解地膜、研發地膜溶解技術。三是加強土壤污染修復。開展土壤污染治理與修復試點示范，建立土壤修復基金，支持修復產業發展。聚焦重金屬污染區域、聚焦鉛鋅銅礦采選及冶煉，聚焦涉鉛、涉鎘行業，重點監控、整治。嚴厲打擊涉重金屬非法排污企業，切斷鎘等重金屬污染物進入農田的鏈條，降低糧食鎘等重金屬超標風險。嚴格管控重污染耕地用途，禁止種植食用農產品。四是建立完善土壤治理標準體系，及時制定發布防控標準和技術規范，加強土壤污染治理的科技支撐。完成土壤污染狀況詳查，為實施農用地分類管理、推進安全利用提供依據。五是明確生產經營者土壤污染防治主體責任，明確政府特別是縣鄉兩級的監管責任。到202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達到90%左右，污染地塊安全利用率達到90%以上。

　　——落實水污染防治法

　　一是落實“河長制”。建立重要江河、湖泊的流域水環境保護聯動協調機制，加強流域水污染防治與生態保護，加強水污染聯合防治，落實地方政府保護水環境和水資源的主體責任。二是強化重點領域水污染防治。在工業廢水管理方面，對工業集聚區廢水實行集中處理，嚴格排放要求;在地下水污染防治方面，采取防滲漏等措施，加強地下水水質監測;在農業和農村水污染防治方面，要統籌規劃、建設農村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制定與水環境保護相適應的化肥、農藥等產品的質量標準和使用標準，推廣測土配方施肥技術和高效低毒低殘留農藥，對畜禽糞便污水進行分戶收集、集中處理利用，禁止有關工業廢水排入農田。三是加強飲用水水源保護。開展飲用水水源污染風險調查評估，加強飲用水水質監測，保障全過程飲用水安全。四是合理布局水產養殖空間，深入推進水產健康養殖，開展重點江河湖庫及重點近岸海域破壞生態環境的養殖方式綜合整治。五是實施國家節水行動、完善水價形成機制。推動節水型社會建設，全國用水總量控制在6700億立方米以內(2020年)。六是強化企業防治污染的主體責任，對水環境違法行為加大法律制裁力度。到2020年，全國地表水I—III類水體比例達到70%以上，劣V類水體比例控制在5%以內，近岸海域水質優良(一、二類)比例達到70%左右。

　　——修改森林法

　　立法思路：一是將黨中央關于林業工作的決策轉化為法律規范。2003年黨中央、國務院制定《關于加快林業發展的決定》，2008年黨中央、國務院制定《關于全面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意見》，2009年黨中央召開全國林業工作會議，對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作出全面部署，2015年黨中央、國務院印發《國有林場改革方案》和《國有林區改革指導意見》。通過修法，將黨中央關于林業改革發展的政策措施轉化為法律規范。二是對森林功能重新定位，明確以生態建設為主的林業發展戰略。生態事關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美麗中國建設，林業經濟不是一般的產業經濟，堅持森林生態效益、社會效益優先的原則，堅持把林業生態功能放在首要位置。將林業發展置于“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建立嚴格的林地保護制度，加大對森林生態保護的投入，多渠道籌集公益林補償金基金，為林業發展向以生態建設為主的方向轉變提供制度保障。繼續實施林業生態建設重大工程。堅持整體保護、系統修復、區域統籌、綜合治理，繼續推進天然林保護全覆蓋和防護林體系建設、京津冀風沙源治理、退耕還林還草、濕地保護修復、生物多樣性保護等重大生態工程，堅持不斷開展大規模國土綠化行動。結合國有林區、國有林場改革，引導社會力量投入森林生態建設和保護。三是確認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成果。全國有27億畝集體林地完成了集體林權制度改革，8981萬林農拿到了林權證，通過修法，確立林農享有的林地承包經營權和林木所有權，對林農享有的權益實行物權保護。建立林地經營權和林權流轉以及融資擔保制度。四是確認國有林場和國有林區改革成果。明確國有森林資源是全民自然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明確所有權行使主體、規定經營者的權利義務，明確國有森林資源資產的保值增值責任。按照政企分開、企社分開、森林資源行政管理和企業經營利用分開的原則，明確功能定位，建立責權利統一，管資產、管人、管事相結合的管理和經營體制。逐步建立全民自然資源有償使用制度。五是建立林業分類經營、分類管理制度。按照公益林和商品林的不同特點，采取不同的管理制度。公益林以發揮森林生態效益等生態功能為主要經營目的，實行嚴格保護;商品林以生產木材和其他林產品為主要經營目的，依法自主經營。六是以確保森林資源永續利用為基本原則，健全完善森林管理制度。包括森林采伐的范圍、條件、限額及許可程序;發展森林保險，落實森林保費補貼;建立森林資源資產評估制度，發展林業產權交易平臺;扶持林業專業合作社發展，促進林業規模化、標準化、集約化經營。七是明確國家對森林生態建設的扶持政策。包括財政、金融、保險等支持措施，推動建立森林生態建設和保護的長效機制。八是推進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優化整合各類保護區，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管理體制。支持發展森林生態旅游產業鏈，促進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互補共興。九是明確法律責任。林業發展目標是，到2020年，森林覆蓋率達到23.04%以上。

　　——修改草原法

　　立法思路：一是完善草原產權制度。劃為重點功能生態區的全民所有制草原由中央政府行使所有權，其他全民所有制草原由地方政府行使所有權。二是賦予農牧民長期而穩定的草原使用權，保護其占用、使用、收益的權利。三是逐步建立健全草原有償使用、有償流轉的管理制度。四是建立完善基本草原保護制度。對基本草原范圍作出界定，依法對基本草原實行用途管制和征占用總額控制，確保基本草原面積不減少，生態用途不隨意改變。五是加大草原建設投入，建立健全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制度。建立政府主導、社會資本多元參與的草原生態投入保障機制，持續加大草原生態設施建設力度，扶持后續產業發展。將經過實踐檢驗的草原生態獎補政策轉化為法律，依法明確禁牧補貼、草畜平衡獎勵、牧草良種補貼、牧民生產資料綜合補貼的實施對象、范圍和經費保障途徑，推動形成穩定長效的草原生態補償機制。

　　——修改漁業法

　　立法思路：強化漁業資源保護，建立漁業船網工具指標控制和捕撈許可制度，完善監管和處罰措施，完善漁業生態補償;強化水產品質量安全監管，建立完善水產養殖投入品管理、產品質量監測、市場準入等監管制度;強化對水域灘涂養殖權保護，保護漁民利益;強化對水產苗種的管理，防止重要水生生物種質資源流失和生物入侵，保障引種用種安全;強化漁業生產安全監管和風險保障，建立漁業政策性保險制度，扶持漁業互助合作保險組織發展。

　　——修改環境保護法及相關稅法

　　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就是發展生產力，堅持誰開發誰保護、誰受益誰補償和政府主導、市場參與的原則，積極探索推動生態產品購買、森林碳匯等市場化補償制度，擴大市場交易方式和范圍，鼓勵社會力量介入公益性補償，推動建立市場化、多元化的生態補償機制。確定合理的補償標準，在加大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力度的同時，綜合考慮生態保護成本、發展機會成本和生態服務價值，落實完善生態保護成效與資金分配掛鉤的激勵約束機制，使受償地區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并保持合理增長。統籌考慮生態補償與生態建設、環境綜合治理，將落實農業功能區制度與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產業發展戰略以及支持欠發達地區轉型發展相結合，形成補償、保護、建設和發展有機結合的工作格局。完善配套制度體系，依法對受償主體的產權、受償范圍、補償依據和標準作出界定，在受償地區生態環境監測評估、生態績效評估、保護者和受益者的權利責任等方面作出法律規范。建立完善水、土地、礦產、森林、海域、海島使用等資源稅費征收使用管理制度，推動建立與市場化多元化生態補償協調一致的稅收機制。健全生態環境保護經濟政策體系，在價格、財稅、投資、金融、保險等方面出臺激勵和懲罰措施，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

　　久久為功建設生態宜居美麗鄉村

　　鄉村生態建設另一個載體是建設生態宜居美麗鄉村。美麗鄉村建設不要走城鎮建設的路子，不搞千村一面。要以農村生態網絡建設為基礎，構建集生態、景觀、游憩、風貌和文化于一體的美麗鄉村，加大具有鄉村綠色特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將生態網絡與人居環境融為一體，有機結合田園景觀、人文景點、自然風貌、農事體驗、農耕文化等，增強人民群眾對美麗田園的認同感、歸屬感，讓綿延的地方歷史文脈遵從綠色生態軌跡得以傳承和發展。

　　持續開展農村人居環境綜合整治行動，實現全國行政村環境整治全覆蓋，為人民群眾留住鳥語花香的田園風光。就全國大多數地方而言，建設美麗鄉村是以舊村改造為主要形態，不搞“大拆大建”。舊村改造要聚焦全面推進垃圾處理、污水治理(改廁)和村容村貌提升三大革命，多措并舉、綜合整治農村人居環境。到2020年，農村人居環境明顯改善，村莊環境基本干凈整潔有序，東部地區、中西部城市近郊區等有基礎、有條件的地區人居環境質量全面提升，管護長效機制初步建立，中西部有較好基礎、基本具備條件的地方力爭實現90%左右的村莊生活垃圾得到治理，衛生廁所普及率達到85%左右，生活污水亂排亂放得到管控。要落實村支部、村委會和農民的主體責任，落實好縣鄉政府的總體規劃職責，激發、調動和引導農民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辦自己的事情。從地方的實踐看，采取社區、企業、政府合作的方式，或政府以獎代補的方式，收效較好。鼓勵各類社會組織、企業參與美麗鄉村建設，創造生態產品，發展生態產業，讓生態文明的建設者成為受益者。

　　2003年6月，浙江省啟動了“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是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推進綠色發展的成功實踐。浙江省堅持全域規劃理念，城鄉協同編制規劃體系，形成以縣域美麗鄉村建設規劃為龍頭，村莊布局規劃、中心村建設規劃、農村土地綜合整治規劃、歷史文化村落保護利用規劃為基礎的“1+4”縣域美麗鄉村建設規劃體系。從農村實際出發，抓住農村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兩個關鍵，探索適合農村特點的“戶集、村收、鎮運、縣處理”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處理方式，推進垃圾減量化、無害化、資源化分類處理。對生活污水不能納入城鎮污水管網的村莊，就地自建集中型、區域型、聯戶型、單戶型生態化污水治理設施，建立“五位一體”的設施運行維護管理體系。以“規劃科學布局美、村容整潔環境美、創業增收生活美、鄉村文明身心美，宜居宜業宜游的農民幸福生活家園、市民休閑旅游樂園”為目標，建設美麗鄉村，逐步實現城鄉關系、人與自然關系改善和歷史文化傳承與現代文明發展有機融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的命脈在田，田的命脈在水，水的命脈在山，山的命脈在土，土的命脈在樹”，揭示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唇齒相依的理念。要統籌考慮自然生態各要素，對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陸地海洋以及流域上下游進行整體保護、系統修復、綜合治理，推動建立生態保護修復新模式。只要遵從生態發展規律，鄉村生態振興會離我們越來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