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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有2.91億農民工。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發，疫情對農民工群體造成了哪些影響?農民工家庭的特殊需求是什么?他們需要怎樣的支持?

　　每個人在災害面前都會有脆弱的一面，但在同樣的災害風險面前，有一些人卻比另外一些人更加脆弱。新冠肺炎疫情中，農民工群體受自身經濟條件、社會保障、信息獲取能力、社區支持等因素的影響，成為疫情中的高風險高脆弱人群。

　　本次疫情對脫貧攻堅有一定的影響，其中主要一個就是農民工打工受影響。2019年中國有2729萬建檔立卡貧困勞動力在外務工，這些家庭三分之二左右的收入來自外出務工。要防止因疫返貧，需要保證農民工能夠出去打工增加收入。

　　因此，做好農民工家庭的災害管理工作，不僅事關該群體的切身利益，也關系到社會的長期穩定與發展，農民工家庭的生存與發展需求亟待得到實質性的回應。

　　成立于2003年、長期關注城市化與流動人口問題的社會工作服務機構北京市協作者社會工作發展中心(簡稱北京協作者)是當年第一個針對非典疫情開展農民工救援的社會組織，并曾針對2008年金融危機開展農民工應對金融危機干預項目，積累了豐富的農民工災害管理經驗。今年1月22日，北京協作者緊急啟動“農民工抗疫救援行動”，從需求監測、信息救援、物資救援、生計救援、能力建設和政策倡導等多個角度，為困境農民工家庭提供救援服務。在救援過程中，北京協作者對311個農民工家庭(其中143個為困境農民工家庭)開展了問卷調查和部分個案訪談，圍繞農民工家庭的基本情況、健康情況、社會保障、疫情信息獲知情況、疫情信息識別能力、疫情心理影響、疫情對工作和生活的影響、幸福感、疫情后規劃等十個方面進行調研，最終形成了包含一個主報告、4個階段性監測報告、26個個案口述實錄的調研報告——《脆弱與潛能——疫情下農民工家庭調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總字數接近18萬字。

　　2020年8月30日，北京協作者攜手北京三一公益基金會、北京楊孫西公益基金會聯合舉辦了“脆弱與潛能——疫情下農民工家庭調查報告發布會”，同時召開 “災害管理視角下的農民工長期服務機制建設發展論壇”，來自政府、社會組織、學界和企業等多方代表出席了論壇并開展對話。現場同步進行網上直播，將近18萬人次在線觀看。

　　農民工由“單兵作戰”向家庭式遷移轉變，抵御風險能力一直偏弱

　　目前，中國有2.91億農民工，有調查稱，進入21世紀以來，因需求由就業拓展到子女教育、健康、居住、社區融入等多元全面的訴求，農民工群體的構成正在由單身外出務工向家庭式遷移轉變。

　　農民工家庭相對于單身打工者在城市就業與居住更加穩定，但流動成本更高，生活壓力更大，個性化需求很容易被忽視。特別是因為家庭成員患有疾病、喪失勞動能力、單親等原因而深陷困境的農民工家庭，其主要勞動力普遍年齡偏大，受教育程度低，多從事非正規就業，游離于社會組織之外，缺乏社會保障，同時還承擔著養育子女等壓力，抵御風險的能力極其脆弱，而疫情有可能演變為對已經處于高脆弱性的農民工家庭生計的致命打擊。

　　目前，工資性收入已成為農民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主要來源。《報告》顯示，困境農民工在就業市場上缺少競爭力，就業選擇面狹窄，很多只能靠拾荒、打短工、建筑工、裝修工、做小生意等“臟、亂、累”的方式維持生計，“工作有一份做一份”，且大都是非正規就業。和普通農民工從事的技術工人、銷售人員、管理崗位等職業相比，僅有3.50%的困境農民工從事有技術要求的工作。68.17%的受訪農民工家庭主要勞動力打工月收入低于4000元，其中困境家庭農民工收入明顯低于普通農民工家庭。

　　疫情爆發后，非正規就業的農民工難以享受到國家及地方層面出臺的各種穩崗措施，也難以通過申請失業保險尋求保障，醫療保障不足的家庭同樣很難減少家中醫療的支出。農民工復工困難，收入減少甚至中斷，意味著家庭面臨手停口停的風險。49.20%的受訪農民工家庭存款不足以維持2個月以上的家庭生活，34.27%的家庭僅能維持1到2個月，23.08%的家庭存款不足以支撐1個月基本生活。到疫情中期，一些家庭存款也消耗殆盡，部分困境家庭主動向自己的非正式支持網絡求助，和親戚朋友借錢周轉，也有部分家庭嘗試通過透支信用卡、網絡借貸的方式緩解手頭拮據的情況。

　　在南京打工的大朕說：“人家小區里面有了防控措施，進不去，我廢品也收不了，經濟來源被阻斷了。”右眼失明、左眼白內障的劉興，最擔心的是可能會失去工作：“我們不上班了就得吃老本，沒錢吃啥老本啊。疫情來得突然，我擔心不上班不掙錢，沒工資，沒錢給孩子交學費。”

　　疫情防控常態化后，非正規就業競爭加劇，進一步削弱了困境家庭抵御風險能力。同時，由于非正規就業農民工通常游離在社會組織之外，很難獲取社會救助方面的信息和幫助。《報告》顯示，62.9%的困境農民工家庭主要勞動力沒有和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而普通農民工僅為33.93%，在簽訂了勞動合同的困境農民工中，81.8%的雇主沒有為其繳納醫療保險。同時，有71.38%的受訪農民工家庭表示不了解農民工社會保障政策。

　　外出打工成為符合社會救助標準的農民工家庭難以獲得社會救助的原因之一。現行的社會保障通常要求有穩定的勞動關系，對非正規就業的農民工來說門檻較高。同時，由于各項政策法規和社會福利較為依賴城鄉戶籍二元化特征，各地參保標準、要求、政策法規各不相同，對于流動性、變動性高的農民工來說并不完全適用，又因為外出打工后受回家成本高、家鄉聯系缺失等因素，導致回老家辦理困難。此外，因為游離在穩定的社會關系組織之外，農民工家庭缺乏主動搜索有效信息的能力，大多數時候只能被動接受社交媒體上龐雜的信息，沒有建立起真正有效、可信任的社會信息分享網絡。

　　農民工紅琴2002年因結婚負債，陪丈夫到北京打工。紅琴身體不好，只能在家帶孩子，后來家中唯一的勞動力丈夫也查出了糖尿病。從疫情開始，靠拉板車賺取家用的丈夫無法繼續工作，紅琴說：“我的病耽誤得嚴重了，可能要吃上很長一段時間的藥。我真心希望政府和社會多多關注我們這樣的農民工家庭，讓我們這些有大病、慢性病的人，也能吃得起藥，看得起病，讓這些家庭的孩子有學上、生活有保障。”

　　子女教育成為未來選擇關鍵因素，但仍缺乏兒童視角

　　《報告》顯示，受訪農民工家庭主要勞動力受教育程度以初中為主，高中文化程度和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總共占不到三成。其中困境家庭的受教育程度明顯低于平均水平，超過八成的困境家庭主要勞動力受教育水平在初中以下，還有7.69%的困境農民工完全沒有上過學。

　　不少農民工已經意識到，正規就業者和非正規就業者之間存在明顯的收入差距，受教育水平和工作經驗是影響工資的主要因素，所以格外注重子女教育。對七成以上選擇留在城市繼續打工的農民工家庭來說，教育是影響未來選擇的關鍵因素，他們打算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子女教育方面，希望下一代有更好的生活。不少受訪家庭都表達了類似的想法：在城市掙錢多少不說，主要是想供孩子上學，總比老家的教學質量好一些，也不要求成績多好，以后出頭機會更多，能改變自己的命運。

　　本次疫情中，教育的中斷對困境家庭的影響在于，上學是兒童學習的最主要方式，缺乏設備和良好的互聯網條件形成學習障礙，并給家庭帶來額外經濟負擔;網課時間短、互動少，兒童專注力受到挑戰，缺少學校教師的輔導和支持;對于家長而言，一方面因為迫于生計而容易忽視兒童的需求，另一方面需要承擔因自身能力有限無法輔導學習、完成兒童人格素質的培養等多方面的壓力。

　　由于缺少兒童視角，部分家庭沒有和兒童一起正確認識疫情，困境家庭親子互動較普通家庭更少，37.76%的困境家庭兒童會通過刷手機的方式打發時間，明顯高于普通家庭，近五成的家長自己也在刷手機。在珠海一家物業公司做清潔工的阿連說：“孩子經常跟我頂嘴、鬧別扭，沒白天沒黑夜地玩游戲，甚至最近作業也做不完，我沒什么辦法，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交流。”

　　在論壇主旨發言中，國務院婦兒工委辦公室一級巡視員宋文珍圍繞“疫情下的兒童保護”主題，結合“十四五”規劃、《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21-2030年)》，以疫情下困境兒童關愛的角度，分享了兒童福利與保護工作體制機制應該如何建立，如何做好困境兒童的基本生活保障、相關權益維護等內容。宋文珍指出：“我們要以兒童為本，要在尊重兒童的權利視角下，去標簽化，保護兒童、做好服務提供、注重兒童參與三者并重，保護是目的，服務是保護的基礎。”

　　建立農民工災害管理與社會救助長效機制需社會多方聯動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對農民工家庭的返鄉返城、生活、生計、子女教育、情緒心理和未來生計及計劃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57.56%的受訪農民工家庭比預期延遲了返城打工，對比2008年金融危機，本次受訪者返城意愿更低，長期艱苦的打工環境導致外出務工信念下降。一方面，農民工家庭覺得與在老家的生活對比，在城市打工的日子太苦了;另一方面是失去了在城市通過打工奮斗改變命運的信心和勇氣，部分人干一番事業的想法有所減弱。

　　《報告》顯示，68.17%的農民工家庭表示受疫情影響明顯，尤其是收入降低導致生活受到影響，近七成受訪者對個人發展的預期低于對社會發展的預期。困境農民工家庭較普通家庭對目前生活的滿意度更低，雖然信心逐步恢復，但仍然缺少改善條件的動力和規劃，近一半的困境家庭對未來兩年生活完全沒有規劃，仍處于走一步算一步的狀態，災害意識管理有待加強。

　　案例21的受訪者表示，孩子說媽媽你要不就別打零工了，歲數大了做生意輕松一些，但她有更多顧慮：“我不想改變，負擔重，壓力大，一改變害怕更不好，尤其歲數大了，改變也沒用。”

　　從災害管理的角度看，農民工家庭的脆弱性其實先于疫情而存在，且在疫情之后依舊存在，脆弱性的背后，既有個人意識和能力的問題，也有長期的制度性缺失問題，需要持續性、系統性地介入。《報告》從制度建設、服務提升以及文化建設三個方面就建立農民工災害管理與社會救助長效機制提出了具體

　　建議：

　　制度建設方面，農民工政策制定需建立“家庭”視角;建立健全非正規就業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體系;構建城鄉一體化的社會救助體系，構建社區、社會工作和社會組織“三社聯動”機制;構建政府、市場和社會的三方聯動機制。

　　服務提升方面，在災害預防階段：推動社會組織和專業社會工作人才介入農民工服務;發揮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的專業服務功能，協助困境農民工家庭提升擺脫困境的能力;整合教育部門、社區服務部門和社會組織力量，提升教育服務的供給和質量。在災害救助階段：災害發生時，以社區和社會組織為主導，識別困境農民工家庭，從疫情防護到生活需要，做好監測和救助工作;在保障基本生活和醫療需求的基礎上，為農民工家庭提供必要的就業幫助，包括以工代賑和提供公益性崗位等方式;救災政策和服務落實時，充分考慮農民工群體的多樣性，增強適用性、可及性和人文關懷。

　　文化建設方面，建立尊重、接納、包容的社會文化;構建有利于新老市民交往的社區文化環境，社區應優化農民工社會交往網絡，社區服務應鼓勵農民工家庭的參與，完善城鄉結合部流動人口聚集區的公共文化設施建設和服務安排，讓農民工家庭可以便捷地獲得公共文化資源。

　　今年是脫貧攻堅的收官之年，論壇上，原國務院扶貧辦規劃財務司巡視員任鐵民結合脫貧攻堅工作和疫情常態化，分享了如何防止農民工“返貧”：“針對貧困家庭在疫情下遇到的重大問題，采取措施，強化監測幫扶，應扶盡扶，對脫貧不穩定戶、邊緣易致貧戶以及因疫情或其他原因收入驟減或支出驟增戶加強監測，提前采取針對性的幫扶措施。強化掛牌督戰，突出重點。強化就業扶貧，外出務工、公益崗位、就地就業三管齊下。強化消費扶貧，解決賣難問題。最后是財政金融保障。”

　　破解農民工脆弱性的問題是一個系統的工程，需要服務體系、救助體系、社會保障體系、城鄉融合體系等不同方面政策體制的完善。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一級巡視員趙長保針對疫情中暴露的農民工家庭的脆弱性，尤其是非正規就業的農民工的情況，提出了關于農民工服務長效機制建設的幾點意見：“首先要以解決生計問題作為切入點，核心還是就業，再統籌做好其他相關工作。一是持續支持實體經濟，穩定崗位，擴大就業;二是促進鄉村產業的發展，帶動農民增收;三是統籌城鄉，完善人力資源市場的銜接，確保農村就業人員能享受城鎮的就業津貼與援助;四是賦予農民就業與創業的機會，開放非正規就業的渠道，比如地攤經濟，讓農民工有更多選擇的機會。”

　　經過本次疫情，如何引導和支持社會工作者和社會工作服務機構更好地參與到農民工家庭、困境兒童等困境人群的服務?民政部慈善事業促進和社會工作司一級主任科員張靜表示將從積極推動社會工作納入《突發事件應對法》、加強部門間溝通協作、推動相關領域人才隊伍建設、繼續實施國家支持計劃、研究制定《重大自然災害和突發事件社會工作服務規程》等方面做好工作。

　　為更好發揮社工組織專業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法學院副院長陳濤寄語：“農民工以及我們要去關心、幫助的這些人才是主體，不是我們想做什么，而是他們確實有自己的需要，我們所做的事情是支持性的，只有我們最深入、密切地走進他們的生活，才能夠去感受它的脈搏。”

　　北京市協作者社會工作發展中心主任、創始人李濤在《報告》定稿時，在封面上增加了一句話，也是對“為什么要關注農民工家庭”這個問題的回應：“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流動人口。我們在該群體身上的任何服務創新和治理突破，都將惠及每個人。”因此，需要集合多方力量，持續性、系統性地介入，建立農民工災害管理長效服務機制，推動農民工家庭災害管理意識和行為改變，提升社會公共服務的彈性與質量，真正降低農民工家庭的脆弱性，支持他們可持續地生存與發展，更有尊嚴地行走在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