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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秭歸縣熊家嶺村。為了讓臍橙“下山”，十幾年來村民動議修路3次，最終都因無法協調而擱淺。去年短短一個月時間，所有問題迎刃而解。路通了，柑橘產業紅紅火火，大伙都說多虧了“村落夜話”平臺。

　　浙江省桐鄉市匯豐村。一張八仙桌、幾條板凳，司法所工作人員、老黨員、老干部共同“坐堂問案”，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最終讓村民老沈主動關停了經營十幾年的榨菜廠，大家再不受污水侵擾，這一切都是“板凳法庭”的功勞。

　　山東省平度市小灰埠村。又是一個兌換日，村民們三五成群，興高采烈地拿著自家的道德積分去兌換獎品。做好事贏積分，小村莊吹起向善向美文明新風。這樣的景象，得益于今年5月村里“道德銀行”的開業。

　　從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從東海之濱到西北高原，砥礪奮進中，黨建引領各地鄉村崇德向善、見賢思齊的社會風氣加快形成，干部群眾同心同向、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圍日益濃烈，一幅充滿活力、和諧有序的鄉村善治新圖景愈加清晰。

　　鄉村治，百姓安，國家穩。鄉村治理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也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基石。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強調要推進鄉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現代化，讓農村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

　　2019年6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鄉村治理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同月，全國加強鄉村治理體系建設工作會議在浙江寧波市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組長胡春華出席會議并講話，強調要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三農”工作的重要論述，按照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全面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夯實鄉村振興根基。

　　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和指示批示精神，積極發揮牽頭抓總作用，會同相關部門抓好鄉村治理各項重點工作，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取得了新成效。

 

以黨建為引領，凝聚奮進動能

　　農村工作在黨和國家事業全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辦好農村的事情，實現鄉村振興，關鍵在黨。只有始終將黨管農村工作要求貫穿到鄉村治理全過程，才能有效整合資源調動力量，凝聚起鄉村振興強大動能，確保沿著正確方向前進。

 

　　一年多來，通過出臺黨管農村工作重要法規、建立全國加強鄉村治理體系建設部際聯席會議制度、提高村級組織運轉經費保障標準等強有力舉措，健全了鄉村治理的組織領導機制，夯實了推進鄉村治理的組織基礎。

　　——強化頂層設計，把好新時代黨管農村工作方向。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強化頂層設計，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戰略新舉措，制定了多項具有突破性的黨內法規，重農強農持續響鼓重錘，黨管農村工作更加堅強有力。

　　2019年8月，由中央農辦起草并經中央審議印發的《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把黨領導農村工作的傳統、要求、政策等以黨內法規形式確定下來，提出了黨的農村工作必須遵循的重大原則，強調要完善黨領導農村工作體制機制，明確了新時代黨的農村工作主要任務，并要求各級黨委完善保障措施。

　　中央農辦主任、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在解讀《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時指出，“專門制定關于農村工作的黨內法規，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還是首次，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農村工作的高度重視。《條例》對堅持和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全面領導作出了系統規定，是新時代黨管農村工作的總依據。”

　　只有加強和改進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才能夯實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鄉村治理才能“蹄疾步穩”。新修訂實施的《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緊密結合農村實際，總結基層創造的好經驗好做法，對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工作作出全面規范，是新時代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基本遵循。中組部把黨建引領鄉村治理作為市縣鄉黨委書記抓基層黨建述職評議考核重要內容，壓實了各級黨委特別是縣級黨委的主體責任。

　　“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察也。”兩個《條例》的施行，標志著新時代黨管農村工作有了法規遵循，建強農村基層黨組織有了根本指引，將推動黨的“三農”事業不斷開創新局面。

　　——選優配強“領頭雁”，抓實建強農村基層戰斗堡壘。

　　“要堅持加強和改善黨對‘三農’工作的領導，落實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責任，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 ，中央農辦副主任、農業農村部副部長韓俊說，“要把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擺在重要位置，貫徹落實好《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抓實建強農村基層黨組織，進一步鞏固黨在農村的群眾基礎。”

　　采訪組走進河北邯鄲市復興區康莊鄉石坡村，看到街巷道路干凈整潔，家家戶戶庭院里綠美潔凈。三年前，這個村還是全區人居環境評級最差的“三類村”。轉變，源于村支書李蟠的上任。原本在北京做生意的李蟠，2017年回鄉任村支書后，帶領村民推進庭院綠化和環村林帶建設。石坡村美了，引來了投資熱，真正走上了康莊大道。復興區委書記潘利軍告訴記者，他們通過狠抓農村黨組織書記隊伍建設，創新推行組織建設、工作重心、權力監督“三下沉”工作機制，提升了農村基層黨組織組織力，夯實了基層基礎，加快了鄉村發展。

　　“給錢給物，還要建個好支部”，一個堅強有力的基層黨組織是農村發展的主心骨。各地在改善鄉村治理過程中的工作謀劃和著力點雖然不同，但抓實建強農村基層黨組織有共同特征，就是選優配強村黨組織書記這個“領頭雁”。

　　“拿起鋤頭是農民，放下鋤頭是干部。”為了改變村黨組織書記“兩頭兼顧”的狀態，2019年11月，甘肅省公開選聘一批優秀大學畢業生，專職擔任軟弱渙散村黨組織書記，為決戰脫貧攻堅、實施鄉村振興提供了強有力的組織保證。

　　河南商丘市創新運用“一封信”工作法，致信軟弱渙散村的聯村縣級干部，要求入村開展整頓工作，推動229個軟弱渙散村黨組織全部完成整頓;江蘇無錫市建立村書記后備力量儲備機制，每個村至少儲備2名35歲以下后備力量……

　　——創新基層黨建引領機制，架起黨群連心橋。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農村經濟社會結構和群眾思想狀況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加強農村基層黨建，既要在思想上不動搖、不含糊，也要在實踐中找辦法、創新路。

　　河北省邯鄲市峰峰礦區是全國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示范單位，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全區牢牢織密片區、鄉鎮、村、小組、胡同“五級網絡”，確保“不漏一戶、不漏一人”。區委書記陳珍禮告訴記者，“網格化管理，就是要讓黨員站出來發揮先鋒模范作用，帶動群眾一起建設好農村的環境、維護好鄉村的秩序，推動鄉村振興更快實現。”

　　一個黨員一面旗。發揮好先鋒模范作用，需要讓黨員找到角色位置，激發動力活力。廣東江門市設立黨員“紅色指數”評估體系，圍繞參加組織生活、服務群眾等設置評價指標，把“紅色指數”值作為黨員年度評星定級的重要參考依據;陜西寧陜縣掛牌“共產黨員戶”“黨員示范戶”，要求黨員佩戴黨徽，讓全縣3389名農村黨員在亮身份中獲榮辱、存敬畏，積極履職盡責……

　　近年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各類社會組織大量涌現，夯實農村基層基礎，發揮黨員模范作用，必須完善村黨組織領導鄉村治理的體制機制。山東省廣饒縣創新開展村級各類組織負責人向村黨組織述職工作;貴州省黔西縣發動全縣364個村黨支部領辦了724個合作社，組織引導19.81萬戶群眾加入合作社;青海省貴南縣在村民小組、農牧民專業合作社、家庭農牧場中設立黨支部黨小組，為促進農牧區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堅強的組織保證。

　　建強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發揮基層黨員帶頭作用，就是給鄉村治理裝上了動力強勁的“火車頭”，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充分調動起來了，干群向心力不斷增強了，猶如攥緊的拳頭，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將廣大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斷轉化為推進鄉村振興的動能，朝著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美好愿景闊步前行。

 

以自治增活力，筑牢民主之基

　　農民是鄉村的主人，也是治理的主體。實現鄉村治理有效，最基礎最根本的就是要發揮好農民群眾的主體作用。以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為重點，不斷健全黨組織領導的村民自治制度，由村民依法辦理自己的事情，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

 

　　怎樣讓農民更好地管好自己的事情，進一步增強自治的活力和效率，各地緊緊圍繞激活主體、創新機制、搭建平臺等方面，于變局中開新局，積極作答。

　　——在激活主體上下功夫，農民的事農民辦。

　　為了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基層干部群眾基于鄉村實情，創新自治形式，提升治理水平，迸發出無窮活力。

　　浙江省象山縣的“村民說事”制度已經有11年了，村民從原來“要我參與”“不愿參與”，變成“我要參與”“積極參與”，“有事，坐在一起好好說”成了老百姓的口頭禪。2019年，象山“村民說事”被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遴選為首批全國鄉村治理典型案例。如今，這項帶著泥土芬芳的“村民說事”制度，已成為助推鄉村振興的重要手段。

　　湖南新化縣油溪橋村曾經是省級特困村，近年來積極探索村級事務積分考評管理，村里大小事務都通過“積分制”得以體現，村民的參與度越高，所得積分就越多，還能拿到更多村集體收入分紅，“小積分”激發了主體活力，實現了基層治理與村級發展的互促互進，賦予了鄉村社會治理新動能。

　　“鄉村治理的核心，就是要突出農民群眾的參與”，農業農村部農村合作經濟指導司司長張天佐認為，“要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充分調動和發揮好廣大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組織和引導農民群眾廣泛參與，讓農民自己‘說事、議事、主事’，做到村里的事情村民商量著辦，形成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的治理格局。”

　　——在操作機制上下功夫，人人都有“發言權”。

　　落實和完善村民自治，需要機制保障。健全農村基層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機制，提高自治質量成為各地探索的重要內容。

　　“凡是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事情，都要讓村民一起來參與決策”，上海市金山區漕涇鎮護塘村黨總支書記沈銀歡說，這是村里的“程序清單”的基本要求。2017年，漕涇鎮創制了村居自治“程序、責任、制度、考核”四張清單，既讓村民對村干部行使權力放心，也讓村干部有了合理合法行使權力的依據。

　　作為一個移民搬遷村，寧夏吳忠市紅寺堡區柳泉鄉沙泉村村民來自同心縣、隆德縣、彭陽縣等地，信任缺失成了辦事的“攔路虎”。鄉村治理如何取信于民，選好群眾“代言人”?紅寺堡區創新民主選舉機制，綜合考慮村組巷道布局、姓氏家族等因素，按照每5到15戶推選1名代表的標準由農戶自行推薦，并將代表信息在村組張榜公示。代表選得公開民主、干得公平公正，群眾的心自然凝聚在了一起。

　　——在平臺搭建上下功夫，協同治理“動力疊加”。

　　我國村民自治可以溯源至1980年，廣西河池市宜州區屏南鄉合寨村的群眾自發選舉成立村民委員會，開啟了“村民自治”新紀元。斗轉星移，時變勢遷。在廣袤的農村大地上，紅白理事會、村落理事會、百姓參政團等，發育于農民群眾內部的民間組織，日益成為村民自治的有效載體和有益補充。

　　“村里落實秸稈禁燒效果好，鄉里自來水改造涉及的占地施工異常順利，關鍵在于各自然村的協商理事會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安徽銅陵市義安區胥壩鄉重新村黨支書徐尚文說起村里成立的自然村協商理事會，感觸頗多。義安區自2017年底列為首批“全國農村社區治理實驗區”以來，各鄉鎮村因地制宜建立村企聯治理事會、協商議事會等多方共治平臺，有效化解了農村社區管理缺位和治理失靈問題。

　　在甘肅山丹縣，每個村都有“百姓參政團”“百事服務團”，不同形式群眾參政議政方式的出現，讓原來村干部唱“獨角戲”，變成了村民“大合唱”，實現了“大事一起干、好壞大家判、事事有人管”。

　　40年前，村民自治破土而出，帶著泥土的芬芳，在中國數十萬個村落間扎根、成長。40年來，這項發端于田野的民主制度，為村民共建美好家園提供了保障。進入鄉村振興新時代，基層的創新層出不窮，民主協商的形式越來越豐富，自治的廣度與深度不斷拓展，鄉村治理更加有效且富有活力。

 

以法治強保障，提升治理效能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強化鄉村治理，需要發揮法治的保障和規范作用，保障鄉村安定有序，促進鄉村健康發展。著力推進法治鄉村建設，教育引導農村干部群眾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加緊補齊工作短板。

 

　　2020年3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印發了《關于加強法治鄉村建設的意見》，對推進社會主義法治鄉村作出全面部署。各部門各地區深入貫徹中央精神，切實加強農業農村法治建設，不斷創新方式普法，推動依法治農、依法興農、依法護農。

　　——織密農業農村法治建設一張網。

　　近年來，我國加快完善農業農村法律法規體系，積極推動農業農村重點領域立法，圍繞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加快土地制度改革、農業綠色發展、鄉村建設等領域的制度建設。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是農民最重要的財產，也是最容易出現糾紛的領域。為適應農村生產力發展新要求，新修訂的《農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相繼實施，為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深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保護農民合法權益、維護農村社會穩定提供了法律保障。

　　目前，我國現有涉農法律26部，含有涉農條款的法律79部，涉農行政法規76部，地方性法規1300多部，農業農村法律法規體系基本建立，鄉村治理總體上實現了有法可依。

　　各地農村法治建設的探索創新層出不窮：浙江諸暨“楓橋大媽”“紅楓義警”“藍天救援”等一大批社會組織成為諸暨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安徽省積極構建縣鄉村三級監督網絡，建立“小微權力”清單制度，鄉村法治體系不斷健全，農村社會越來越和諧。

　　——優化服務打通鄉村法治最后一公里。

　　多年來，農村受傳統習俗、文化素質、政府執法資源不夠等因素影響，法治難以到達鄉村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近年來，司法部深入推進規范村(居)法律顧問工作，創新機制，將法律服務送到村里，成為破解這一難題的“及時雨”。

　　寧夏銀川市大新鎮聯合轄區內的大新法庭，著力構建“一站式”解紛機制、創建“無訟社區”。大新法庭法官每周前往各村(社區)協助化解矛盾糾紛，并列席社區、村委會綜合治理會議。同時，與大新鎮司法所對接，派駐1名人民調解員駐法庭開展訴前調解，真正實現了“矛盾糾紛不出村”。

　　在廣東省惠州市農村，一旦發生矛盾糾紛，鄉親們就認村里的“法制副主任”。10年前，惠州市探索推行駐村“法制副主任”，從那時起，500余名法律工作者陸續走進鄉村，送法下鄉，實現“法制副主任”行政村(社區)全覆蓋。廣東在全省推而廣之，統一定名為“一村一法律顧問”，2019年被遴選為首批全國鄉村治理典型案例。

　　目前，全國64萬多個村、社區基本實現法律顧問全覆蓋，共有近20萬名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參與，成為鄉村法治人才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

　　——接地氣走好普法宣傳教育“特色路”。

　　要保障法治到達鄉村，讓農民群眾知法懂法用法是前提。農業農村部把普法作為推進鄉村法治建設的基礎性工作來抓，積極組織開展“憲法進農村”“送法下鄉”等普法宣傳活動;司法部實施農村“法律明白人”培養工程，重點培育了一批以村“兩委”班子成員、人民調解員、網格員、村民小組長等為重點的“法治帶頭人”。各地把農村作為“主攻陣地”，把農民作為主要對象，不斷創新形式，吹響了普法宣傳教育的“集結號”。

　　江西省崇仁縣創設的一戶一位“法律明白人”制度已推廣到全省。崇仁縣委書記程新飛深有感觸：“以前一些農民逢事必鬧、十分蠻橫。通過一戶一位‘法律明白人’活動，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講法比‘講蠻’好!”

　　“農村的承包田是可以流轉的，但是要根據法律要求，辦理相關手續。這樣一來，哪怕以后出現糾紛，大家也不會相互扯皮了。”在浙江寧海縣岔路鎮梅花村舉行的鄉村法律課堂啟動儀式上，楊建員律師為村民上了一堂生動的法治課，并就大家關心的問題一一解答。這是該縣面向精品村、示范村、創建村精準普法的一個縮影。

　　隨著法治精神入腦入心，人人遵法守法、事事找法用法、干部帶頭依法的鄉村，如雨后春筍般遍布祖國大地。

 

以德治揚正氣，培育文明鄉風

　　法安天下，德潤人心。健全現代鄉村治理體系，必須以德治滋養法治、涵養自治，讓德治貫穿鄉村治理全過程。通過進一步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積極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推進農村移風易俗，推動社會風氣改觀，不斷提升農民思想道德水平，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

 

　　圍繞德治支撐，成風化人，各地將道德文化傳承、農村文化建設、鄉風文明建設融入鄉村治理實踐，增強村民對村莊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一個個和諧文明的鄉村遍地開花。

　　——革除陳風陋習，文明新風勁吹鄉野。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不光要看農民口袋里的票子有多少，更要看農民的精神風貌怎么樣。為了有效遏制農村陳規陋習，樹文明新風，2019年，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中組部、中宣部等11部門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推進移風易俗 建設文明鄉風的指導意見》，移風易俗行動如春風般席卷全國。

　　“你錢再多也要按村里的規矩來，你錢再少也讓你體面辦了事”，這是記者在河北省邯鄲市峰峰礦區臨水鎮東清流村看到的紅白喜事規則。該村修訂“村規民約”，出臺婚喪嫁娶指導標準，引導群眾自覺抵制講排場、比闊氣等不良風氣。如今，峰峰礦區157個村都成立了紅白理事會，簽訂了《移風易俗承諾書》，文明之風吹遍大街小巷。

　　我國許多村莊歷史積淀下來的風俗習慣、傳統道德等，能夠規范行為、凝聚力量。如何傳承發揚這些道德財富，賦予其新時代內涵?中央文明辦在推進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建設試點工作中，通過在縣、鄉鎮、村分別設立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所、站)，培育文明鄉風。

　　用積分兌換商品，是安徽金寨縣在推進新時代文明實踐工作中的一項舉措。村民做了好事，就能拿到積分獎勵，到村里開設的公益超市——振風超市兌換商品，行為不端者就會上鄉風文明“黑榜”，在群眾中產生了極大的激勵效應。

　　如今的農村，婚喪陋習、孝道式微、人情攀比等陳規陋習正在逐漸消失，好事大家傳、壞事大家管、歪風大家糾，誠實守信、崇德向善、孝親敬老的農村社會新風尚正在加速形成。

　　——聚集新鄉賢力量，嘉言懿行垂范鄉里。

　　新鄉賢作為鄉村中視野開闊、資源豐富的人士，已經成為德治的重要補充，充分發揮其在鄉村治理中的“潤滑”和“減震”作用，成為各地的共識。

　　老店子大院評理堂是重慶市永川區“德治”的代表。呂祥杰是衛星湖街道德高望重的新鄉賢，也是石龜寺村老店子大院評理堂堂主。作為家族長輩，呂老退休后主動帶頭樹立良好家風，在家庭團拜會上宣講、在家族清明會上傳播、在村組黨員會上動員，用家規家訓傳承和美家風，在以德服人、傳承家風、治理村落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為助力鄉村治理，安徽省宿松縣高嶺鄉在鄉綜治中心成立了新鄉賢工作室。通過自上而下尋找新鄉賢、自下而上推舉新鄉賢的方式，在各村推選出了50余位“五老”人員、優秀黨員干部、鄉村教師等，組成了工作群。土地、婚姻、鄰里關系、工程建設……兩年來，高嶺新鄉賢參與調處化解各類矛盾糾紛79件，及時將矛盾化解在源頭，使得“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

　　——深耕文化“軟實力”，增強農民幸福感。

　　為挖掘、再塑傳統文化資源，大力推進農村文化建設，中宣部會同農業農村部、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門聯合印發《推動鄉村文化振興工作方案》，繼續開展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活動;農業農村部加強對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已經認定了5批118項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其中15項被聯合國糧農組織認定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數量居世界首位。

　　實踐中，各地通過設立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專項資金，提高各級政府在農村文化建設中的投入比重，破解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不足問題。

　　在河南省三門峽市湖濱區會興街道東坡村，村級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每天迎來送往一批又一批村民。中心配備了戲臺、籃球場、農家書屋、培訓室、文化活動室等，是村里“扶貧、扶志、扶智”的重要平臺。

　　耕乃本，讀致遠。今年天津市靜海區獨流鎮的28個村街實現了農家書屋全覆蓋，為廣大村民送去了豐富的精神食糧。這項實施了13年的惠民工程，由中央文明辦、農業農村部等多個部門聯合發起，推動農村全民閱讀，成為鄉村振興的精神家園。

　　2018年秋分，“中國農民豐收節”隆重開幕，激發了億萬農民的榮譽感、幸福感、獲得感。這是我國農民第一次擁有自己的節日，匯聚起對山水田園、農民身份的情感寄托和深刻認同。

　　文明新風的吹拂、鄉土文化的浸潤、傳遞道德的傳承，為自治和法治激發了農民群眾發展的內生動力。

 

以善治領方向，逐夢美好生活

　　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善治是中華民族的美好追求。鄉村治理路徑萬千條，但目標方向只有一個，就是實現鄉村善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善治之路，核心在于打破自治、法治、德治的“單兵作戰”的方式，探索既解決短期現實問題、又兼顧長效公平的“三治融合”新模式。

 

　　善建者善為，善為者善治。全國上下積極謀劃、深入探索“三治融合”路徑，堅持齊頭并進、協調互補，以自治化解矛盾、以法治定紛止爭、以德治春風化雨，譜寫了中國特色的鄉村善治新篇章。

　　——高位謀劃合力推動，“三治融合”加速落地。

　　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明確了17項主要任務、4項保障措施涉及的37個部門分工。各部門各地區進一步創新理念、政策、機制、手段，不斷推進“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善治建設。為加強工作溝通，確保協同推進，經中央批準，還建立了全國加強鄉村治理體系建設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由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中宣部、中央政法委等15個部門組成，中央農辦為牽頭部門。

　　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從完善治理體制、健全治理體系、提升治理能力、實現治理有效等四個方面精選典型案例，供各地學習借鑒;聯合中組部、中宣部、民政部、司法部在全國開展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示范，為走鄉村善治之路探索新路子;開展全國鄉村治理示范鄉鎮、示范村認定，發揮其引領示范和輻射帶動作用，推動鄉村治理在基層落地生根;推廣運用積分制，引導農民群眾主動參與公共事務，激活鄉村發展內生動力。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將懲治基層小微權力腐敗作為整治農民群眾身邊的腐敗和作風問題的重點問題，對突出問題開展專項治理。

　　財政部、中組部加強村級運轉經費保障，從2020年起，將村干部基本報酬和村級組織辦公經費兩項合計由每村每年不低于9萬元，提高至每村每年不低于11萬元。

　　司法部、民政部在全國農村開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創建活動，明確了基層開展法治鄉村建設的抓手。

　　民政部、中組部、全國婦聯等7部門就規范村規民約出臺意見，指導地方制定或修訂形成務實管用的村規民約，不斷提升鄉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一系列符合農情重大舉措的出臺，一攬子可學可鑒創新路徑的推廣，從制度規范、組織保障、典型示范等方面推動了“三治融合”開展有力、落地見效，《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提出的2020年總體目標基本實現。

　　——善治之路越走越寬廣，群眾生活越來越和諧。

　　在中央的部署推動下，各地突出黨建引領，推動政府、社會組織、群眾等治理主體多方共治，努力創建適合本地的“三治融合”模式，取得了喜人成效。

　　浙江省桐鄉市在全國率先探索開展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基層社會治理模式，被寫入了黨的十九大報告。如今，桐鄉“三治融合”建設持續深化，建立了村規民約(社區公約)、百姓議事會、新鄉賢參事會、百事服務團、法律服務團、道德評判團“一約兩會三團”，以及“以社區為基礎，以社會組織為載體，以專業社工為骨干”的“三社聯動”工作機制，初步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壞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治理新格局。

　　構建部門聯動機制，全方位推進“三治融合”工作，是浙江省建德市近年來摸索的成功經驗。市司法局、組織部、宣傳部、民政局等部門，共同制定下發實施方案、建設指導標準、考核辦法及任務分解，各部門各司其職，將原來“分散用力”變為“合并施力”，發揮了“1+1>2”的整體效果。

　　村規民約是村民自治的重要民主管理制度，也是鄉村實現“三治融合”的有效載體。

　　村內道路干凈寬敞，青瓦白墻井然有序……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區盤江鎮雜木箐村讓人眼前一亮。近年來，村里將村容村貌整治、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宗族勢力等多項要求不斷融入“村規民約”，村里環境變美了，聚眾賭博、打架斗毆的人沒了。“村規民約”“約”出了鄉村和諧的新民風。

　　隨著“三治融合”在全國的鋪展，農民群眾的內生動力被激活，成為鄉村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主體。

　　——改革的硬骨頭啃下了，發展的步子邁得更大了。

　　鄉村治理是一項系統性、協作性很強的工作。農業農村部農村合作經濟指導司司長張天佐說，“鄉村治理必須堅持問題導向、目標導向，重點圍繞鄉村治理中的難點、痛點、堵點問題，針對農民群眾的操心事、煩心事，研究破解問題的辦法。從一些地方成功的實踐看，往往從問題突出的小切口切入，在有效解決這類‘小問題’的同時，農村很多其他問題也迎刃而解。”

　　宅基地制度改革因其“點多面廣”的復雜性，是農村改革中最難過的一關。然而，江西省鷹潭市余江區卻并沒有想象中的艱難，這是因為全區1040個自然村，村村都有“理事會”。有了這1000多個村民“和事佬”、干群“連心橋”，宅基地制度改革推進相當順利。

　　鄉村治理的核心就是要解決群眾心頭“急難愁盼”問題，提升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區結合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工作，大力開展“黨建+鄉村資產資源清理規范”工作，對集體資產資源發包進行了全面清理規范，共清理出問題合同3361份，收回資產面積5000多平方米、資源面積1.4萬多畝，集體資產資源發包合同期內總增收超1億元，年增收超700萬元。“通過鄉村資產資源清理規范工作，有效摸清了集體家底，壯大了集體實力，解決了群眾多年反映的老大難問題，促進了農村社會的公平正義，密切了黨群干群關系，打通了基層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為鄉村振興打下了堅實基礎。”渝水區委書記李虹對記者說。

　　改革發展與鄉村治理同頻共振，生動的案例還有很多：貴州省大方縣創新推行“鄉村治理督導員”機制，將實施鄉村治理工程與脫貧攻堅、產業發展等同步謀劃;浙江安吉縣余村通過“兩山議事會”，極大調動了村民參與美麗鄉村建設、集體經濟發展的積極性……

　　近年來，鄉村治理的種子結出了累累碩果，黨的建設得到加強，自治活力不斷釋放，法治思維漸入人心，道德風尚逐步形成，黨群干群關系更加融洽，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漸趨成型，農民富、農業強、農村美的鄉村振興新時代畫卷正徐徐展開。

　　凡是過往，皆為序章。今天，回看鄉村治理綻放的鄉風新顏，讓人充滿期待、欣喜滿懷。我們將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繼續走好鄉村善治之路，筑牢政治安全、社會安定、人民安寧防線，夯實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根基，向著美好生活奮力奔跑。

　　(采訪組成員：李永生 苑體強 徐剛 李春艷 徐明 周嶸 陳娜 付姓 鄒承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