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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防控新冠肺炎，社會按下了暫停鍵。一時間，吃飯、吃菜就成了大問題。而且，小康來了，人們吃主食少了，副食的菜肉魚則呈剛性增長，而且天天不能少。為解決城市群眾買菜難問題，政府組織農業產區、供銷企業建起無接觸配送鏈，蔬菜基地直供社區，社區團購分銷市民，有效保障了城市的剛需。

　　而農村封村后，老鄉的蔬菜供應又是如何解決的，電視上少有宣傳，似乎這不是一個問題。可細細想來，農民因為住居分散，與集市都有不短的距離，政府要包起來肯定比城里困難得多。不過，中國農民似乎有著與生俱來的憂患意識，他們想盡辦法開辟田地種菜，以備不時之需。這就是疫情期間他們的自救辦法——利用面積不大的小菜園，解決一日三餐的新鮮蔬菜供應，滿足自己的“口福”。

　　我的老母親，也經營了一塊小菜園。她種的紅苕，收獲了100多斤。我每天早上吃稀飯，總能伴著那甜蜜的紅苕大塊朵頤。園子里隨時可食用的蔬菜還有芹菜、大白菜、小白菜、大蒜、蘿卜等等，它們在田地里，綠白相間，自在舒展，光是在那存在著、生長著，就能讓人生出擁抱美好生活的憧憬。最讓我驚喜的是白蘿卜，母親告訴我，她種的蘿卜有一個很美的名字叫“白玉春”，每棵都在3斤以上，大的甚至有5~6斤，這在北京的菜攤上很少見到。母親是村里有名的莊稼老把式，她種的菜產量高、顏色好。我們除了自己吃的很少一部分，絕大多數菜都送給了左鄰右舍的老鄉及親友。有意思的是，這次疫情期間，幾乎每天早晨打開門都能見到門口擺著一堆新鮮蔬菜。看出我的疑惑，母親如數家珍地笑著跟我介紹說：這是哪位鄰居送的、那是哪位親戚送的……平凡的生活，總能讓人體味出別樣的溫暖與感動，鄉親們這種主動相互贈送，使抗疫的生活也有滋有味起來。我深切感受到，這一家一戶的小菜園，就成了村民生活的“小超市”。

　　“小菜園”是農民的自留地。這一做法是1955年全國農業合作化中推出的。人民公社剛成立時，由于存在與“一大二公”相矛盾的問題，自留地收歸集體;1960年以后才逐步恢復;文化大革命時期，自留地又作為“資本主義尾巴”被“割掉”;1978年之后，自留地全部納入承包經營的土地范圍。這么算起來，自留地是真正見證過大時代風雨的，它的歷史如果要細說，不知又要占去多少筆墨。自留地帶著鮮明的時代色彩和國情特色，從出現到不斷地調整變化，記錄了共和國走過的曲折變遷和社會主義農業的艱辛探索。由于它與農民生活息息相關，所以始終保持了旺盛的生存能力。

　　小菜園，方寸天地，功高能多。農民對它的愛是平靜的、深沉的。無論它規模多小，農民總是用心精細地管理著，竭盡所能使用土雜肥，保證它的綠色原生態，這樣才能使種出來的蔬菜味道鮮美、吃得放心。小菜園一般離墩上(村子)比較近，農民空余時間就可以收拾照料它，很是省事;像我母親，快90歲了，每天都能到菜園里關照一下她的“寶貝們”。母親把到園子做事，作為自己每天生活的一個寄托，既可以練練身子，也可以豐富與我們交流的話題。母親講，到了菜園，心里就舒坦，五顏六色，生龍活虎，它們長起來的樣子，比草坪好看多了。在這次抗擊疫情的日子里，小菜園時時讓我感到欣喜和振奮：雖小、卻“五臟俱全”的它，確保了農村蔬菜不斷供，成為鄉村穩定的一個有力手段。

　　人們對小菜園的刻板印象，大多是將它與小農經濟掛鉤。其實不然，發達的西方國家也有小菜園。兩年前，我有機會到荷蘭訪問，瓦赫寧根大學的同事帶我們到她家位于海牙郊區的小菜園參觀。當地的情況是大約每家半畝地，種的多是時令的蔬菜水果。怡人的田園風光，給時尚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

　　時下，我國正在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在美麗鄉村規劃和農業產業布局中，請不要忘記給“小菜園”留點空間。這次疫情，“震中”始終在城市，而低密度及生態化的農村，在物理條件上，天生就具有阻斷疫情傳播的優勢。回想我駐村抗疫的幾十天，相對好的自然環境和充沛的自給自足的生活物資保障，讓我少有焦慮情緒，每天都在靜心讀書寫作、操持家務、傾聽母親嘮叨，心靈得到凈化。那段日子里，每當我抬頭望見窗外的園子，便覺它有一種自我蓬勃的精神，更有一種可退可守的格調，讓人安心、踏實。我相信，疫情過后，將會有更多的城里人向往農村，寄居鄉下;也會有更多的打工青年返回農村，建設家鄉。期待我們的“小菜園”帶著新時代的氣息，更加興旺，更加有吸引力，成為鄉村振興的一抹亮色，成為現代化新農村的一個標識，為造福更加美好的生活發揮小中見大的奇妙作用。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農業科學院原黨組書記、國家食物與營養咨詢委員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