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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村治理主體增加、體制機制強化對推動脫貧攻堅起到了重要作用。隨著脫貧攻堅工作深入推進，許多貧困縣陸續實現脫貧出列，主要工作也將從脫貧攻堅向鄉村振興有序推進。如何總結好脫貧攻堅工作中鄉村治理積累的經驗，進一步完善適合鄉村振興工作的鄉村治理體系，變得非常關鍵和緊迫。

　　為深入了解貧困地區鄉村治理現狀、存在的問題和下一步工作的方向，近日，我們深入湖北省來鳳縣三胡鄉安子村和革勒車鎮土家寨村調研了解貧困地區鄉村治理的實踐和創新做法。

　　安子村位于來鳳縣三胡鄉西南部，全村轄10個村民小組，共389戶1393人，其中勞動力844人，有建檔立卡貧困戶112戶372人。在所有農戶中，常年在村中居住的村民不足500人;土家寨村位于來鳳縣革勒車鎮東北方向，土家寨轄15個村民小組，共有農戶409戶1458人，其中，村內居住170戶419人。全村耕地面積3152畝，林地面積4600畝。

　　做法：人才為鄉村治理注入新鮮血液

　　從調研情況看，目前兩個村治理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展。

　　一是加強支部建設。“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在推進精準脫貧進程中，來鳳縣從解決“領頭雁”弱化的頑疾入手，全面調整優化村黨支部書記隊伍。2017年以來，全縣共調整村黨支部書記96名，調整比例達到51.9%，村黨支部書記平均年齡從51.8歲下降到47.1歲，高中以上學歷占比達到71.4%，其中大專以上學歷有51人。33名80后和5名90后生力軍挑起村黨支部書記的重擔。安子村吳言書記就是在此次調整中上任的，他原是來鳳縣商務局正科級干部，主動申請到安子村擔任村支部書記。

　　二是加強制度建設。安子村實行村干部輪流坐班制度，村干部每天一人坐班。這樣可以與村民勞動在一起，有共同語言，隨時掌握村民訴求，及時宣傳政策和化解矛盾。土家寨村實行定崗定責管理，對在職黨員確定為村級班子管理員、組織生活管理員、黨員隊伍管理員、黨建資料管理員、村級陣地管理員“五員”，對無職黨員確定為村務監督員、社會治安維護員、環境衛生監督員、勤勞致富帶頭員、移風易俗轉變員、政策宣傳引導員、就業信息收集員“七員”，固化每一項工作的質量標準、程序步驟、措施辦法，探索標準化規范管理。

　　三是發展新鄉賢新村民。土家寨村開展“聚鄉賢之力、謀土家寨發展”主題活動，召開在外鄉賢人才座談會，為本村發展收集建議和意見，并吸引數名在外務工的村民返鄉創業。積極吸引與本村發展民宿有關的能人成為本村新村民，目前已經吸引到荊州市一名能人到村發展民宿，她不僅個人投資30萬元修建其土家寨村第一間既有土家民居特色又具有現代理念的特色民居，更為村里提出“鄉建、鄉創、鄉居”為目標的一整套規劃，涉及鄉村產業發展、文化挖掘、生態治理、民居改造、創意產品設計、外部資源導入等方面，為土家寨村鄉村振興發展提供了一個切實可行的規劃藍本。

　　四是積極推動謀劃產業發展。“產業發展是農村治理的根本，產業發展了，農民富裕了，農民自然而然就對村干部更加信任，其他各項工作也更容易開展。”吳言說。在村“兩委”和駐村工作隊的努力下，短短幾年內安子村發展200畝藤茶基地，擴大1000畝水稻制種基地;在項目發展上，積極對接縣鄉有關部門，近兩年確定重大項目三個，涉及項目資金近1000萬元。土家寨村結合本村資源稟賦，積極推動水蜜桃、高山刺葡萄和大棚香菇等產業發展。截至目前，建設水蜜桃基地1243畝，建成桃子果酒加工廠，年產鮮桃6.5萬斤，桃子酒3.5萬斤;建設高山刺葡萄基地311畝，建成香菇大棚2540平方米。

　　五是積極發揮專業合作社的作用。安子村一直有水稻制種的傳統，近年來，村干部積極鼓勵支持本村制種大戶吳華明成立了來鳳縣富民種業專業合作社。經過幾年的努力，安子村的水稻制種由原來的分散制種向規模制種轉變，由原來的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由原來的手工勞作向機械化操作轉變。2015至2019年，合作社負責的水稻制種基地從800畝增加到4000畝，其中安子村2019年水稻制種1255畝，帶動141戶農戶，2016-2019年，安子村通過水稻育種脫貧的農民分別有39戶、46戶、52戶、55戶。2019年為安子村直接增收595萬元，戶均增收4.2余萬元。

　　六是積極推進鄉風文明教育。安子村和土家寨村利用會議培訓、資料發放、喇叭宣講等多種措施，積極宣傳黨的政策、推進村民社會公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教育，在本村弘揚真善美、傳播正能量。積極邀請州縣有關宣講團到本村開展各類美德宣講。例如邀請恩施州宣傳部宣講團宣講宣恩縣長潭河鄉芭葉槽村李金鳳向上向善、孝老愛親、重義受信、勤儉持家的高尚品德，因其發生在農村老百姓身邊的事跡，對村民觸動很大。

　　經過脫貧攻堅階段幾年的努力，兩個村子的發展和鄉村治理取得明顯成效，整治了軟弱渙散的村級組織，帶頭完成了重點貧困村的精準扶貧工作，并獲得了多項榮譽。其中，安子村獲得來鳳縣十佳紅旗村、恩施州委州政府表彰的精準扶貧先進工作隊、精準扶貧優秀基層黨組織等榮譽稱號;土家寨村獲得農業農村部全國最美休閑鄉村稱號，2019年土家寨村入選來鳳縣鄉村振興示范村。

　　思考：脫貧攻堅為鄉村治理注入新元素

　　從對安子村和土家寨村案例的調研情況看，脫貧攻堅為農村社會、鄉村治理帶來了許多新的元素、一定程度上奠定了鄉村振興社會治理機制的基礎，主要表現在：村黨支部、駐村工作隊提升了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扶貧產業發展壯大了鄉村集體經濟，為村莊發展提供了經濟基礎;眾多返鄉創業的產業帶頭人，為鄉村產業和文化的發展提供了人才支撐;脫貧攻堅的民主評議一定程度上喚醒了村民參與鄉村公共事務的參與意識，提高了大家的積極性。

　　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貧困地區要推進鄉村振興，鄉村治理機制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具體表現在：

　　行政力量在鄉村治理中還處于絕對支配的地位，其他新主體發揮治理作用的范圍和影響仍處于萌芽狀態，還存在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的各種約束，例如新村民如何融入村集體，如何在村級公共事務中合法發表意見和投票等。

　　農村實際居住人口數量、村民年齡結構等制約鄉村治理，從兩個村實際情況看，真正常年在村中居住的村民甚至不到50%，人口數量和年齡結構不足以滿足產業發展需要，更無法支撐起鄉村振興的治理機制。

　　鄉村治理中信息化手段運用不足，貧困戶檔案、村務信息公開、村民聯系渠道仍較為傳統，常年外出村民與本村基本隔斷聯系。鄉村振興在什么程度上、區域上振興還不明確，與其配套的治理機制需要在鄉村發展的過程中逐步建立模式。

　　建議：加快構建“多元共治”的鄉村治理體系

　　綜上分析，貧困地區從脫貧攻堅轉向鄉村振興的過程中，需要進一步完善鄉村治理體制機制，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完善改進。

　　進一步完善固化農村治理體制機制。在脫貧攻堅階段，各地都積極將各類新的元素，新的主體引入農村，發揮了不同的作用，也在自治、法治、德治等方面都開展了積極的探索，很多做法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在脫貧攻堅趨于結束的時候，基層對于這類做法、嘗試是否繼續還不太明確，例如是否繼續向每個村派駐村工作隊，選派優秀的干部到農村擔任村黨支部書記等等。建議加快梳理脫貧攻堅階段，各地區各部門在鄉村治理工作中做出的制度安排和創新探索，評估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問題，進一步完善有關做法，并通過一定的形式將其固化為一項項成熟的制度安排，穩定基層預期，促進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序銜接。

　　充分調動農民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性。從案例分析可以看出，貧困地區鄉村治理結構中普遍以村“兩委”及上級行政權力為主導，村集體經濟發展以及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供給對政府有強烈的依賴特征。從脫貧攻堅向鄉村振興過渡銜接過程中，鄉村治理機制轉換的關鍵是如何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充分調動和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使得以農民為核心的多元主體發揮積極作用，實現“自上而下”治理方式為主向“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雙向結合的治理方式轉變。

　　積極鼓勵更多主體參與鄉村治理。從案例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農民合作社，還是新村民、新鄉賢、農村能人，在推動農村善治方面都有重要作用。治理新需求要求構建政府機構、村級自治組織、市場主體、社會主體共同參與、協調合作的“多元共治”的鄉村治理體系，充分發揮上述不同主體在村級公共事務、產業發展、文化發展、人才資本要素引流等方面各自的作用。鼓勵更多主體參與鄉村治理，需要疏通要素在城鄉間雙向流動存在的體制機制障礙，例如不同區域社保醫保異地結算等;需要創新農村集體成員的分類及認定，例如新村民如何在不獲得宅基地、土地承包經營權等權利的同時，可以參與村莊公共事務決策等。

　　加強治理方式轉變，實現智能化信息化。加快推動數字鄉村建設，推進信息技術在村務管理、村務公開、網格化管理、脫貧攻堅、村民教育、農村黨建等鄉村治理工作中的應用。充分發揮信息技術在聯系外出村民，提供村莊產業發展，保障外出村民參與村莊事務管理等方面的功能，提高村民凝聚力。積極利用鄉村治理信息化平臺開展數據分析，提高農村經濟發展運行數據的及時性準確性。積極利用數字鄉村平臺向外宣傳推介，吸引城市人才、管理、科技、文化等各類元素和市場主體積極參與鄉村發展和治理。

　　加快形成跨村的鄉村片區治理機制。在每個村常駐居民不斷減少的背景下，要在每個自然村甚至每個村民小組實現與城市相同的公共服務水平是不現實的。要推動鄉村振興，一定程度上可以參考“城市群”發展的模式，通過規劃，圍繞中心村，逐步引導形成“村莊群”。在鄉村治理模式上，應該逐步形成以鄉村振興片區為依托的跨村治理機制，一方面充分調動片區內的各種要素利用水平，另一方面降低管理成本。

　　(作者單位：劉福江 農業農村部市場與信息化司，趙一夫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