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亚洲日韩在线播放更多,精品无码成人网站久久久久久,久久亚洲精品中文字幕无码

　　2020年，中國將消除絕對貧困步入全面小康，與此同時也將邁入解決相對貧困的新征程。我們將拿出怎樣的治理之策，破解這道時代課題?

　　浙江，這個率先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的沿海省份，先行先試，于2003年展開解決相對貧困的探索實踐，于2015年全面消除年家庭人均收入4600元以下現象，自此實現了從解決絕對貧困向解決相對貧困的歷史性躍遷。

　　近日，記者踏上之江大地，沿著重點縣域、村莊和脫貧人群的足跡，探尋解決相對貧困的浙江密碼。

　　理論到實踐的生動轉化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深印在基層干部和廣大群眾的頭腦中，植根在廣袤的之江大地上，進而轉化為解決相對貧困的生動實踐

　　馬克思曾說，理論一經掌握群眾，就會變成強大的物質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期間，留下許多重要理論和重大謀劃，不僅轉化為歷屆浙江省委、省政府的戰略指引，而且轉化為各級政府和人民群眾脫貧致富奔小康的生動實踐。

　　在浙江，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調研、親自謀劃、親自推動了“山海協作”等扶貧工程。如今，這一工程已轉化為縣域經濟的加速器，“飛地經濟”“飛柜經濟”顯著帶動薄弱村集體發展和低收入農戶增收。

　　在浙江，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八八戰略”已融入浙江發展的主動脈，轉化為與時俱進的浙江精神，成為浙江發展的總綱領，在浙江告別絕對貧困，解決相對貧困，進而實現高水平全面小康過程中發揮著重要引領作用，走出了一條富有浙江特色的反貧之路。

　　在浙江，習近平總書記創新性地提出了“不能把貧困村、貧困人口帶入全面小康社會”等戰略要求。如今，浙江全省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9876元，實現了從農村溫飽到步入小康，再到全面小康、高水平全面小康，浙江成為人群貧困解決最好、區域發展差距最小、全面小康實現最高的省份之一。

　　特別是2005年8月15日，習近平在浙江余村考察時首次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一理念早已扎根之江大地，落地山水之間，深入百姓心田。

　　綠水逶迤去，青山相向開。穿行在浙江千姿百態的美麗鄉村，低收入農戶依托農家樂、民宿等業態盡享生態紅利的創富例子到處可見，“千萬工程”帶來村莊環境的不斷改善，美麗山水變現為蓬勃發展的鄉村旅游。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豐碩成果，是浙江解決相對貧困的重要指引”，浙江省農業農村廳廳長、省扶貧辦主任王通林說，“這不僅培育了百姓增收致富的產業，而且激發了廣大農民的創新創業，同時也壯大了農村集體經濟，可以說實現了生態保護和扶貧開發一個戰場、兩場戰役的雙贏。”

　　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轉出了產業興旺。

　　產業扶貧是穩定脫貧的根本之策。

　　詩畫江南，山水浙江。抓住了“山水”，就抓住了百姓脫貧致富的產業。對于浙江的加快發展地區來說，優勢是“綠水青山”尚在，劣勢是“金山銀山”不足。浙江通過對山水資源進行高質量轉化，實現了經濟建設與生態建設同步推進，也實現了產業發展與環境優化一起提升，有效破解了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兩難”悖論。

　　景寧作為全國唯一的畬族自治縣可謂風景旖旎，森林覆蓋率達81%，但過去的景寧人背靠綠庫過得卻是窮日子、苦日子，因此也成為全省扶貧開發的主陣地。如何讓貧困群眾吃上“生態飯”?景寧通過創立“景寧600”區域公用品牌，發展在海拔600米以上種養的特色農產品，搭建產銷加一體化服務平臺，幫助低收入人群增收，高山農業變身“海拔經濟”。“景寧600”展銷中心負責人蘇承波介紹，他不僅建起300畝高山蔬菜種植基地，還配套物流網絡，對接了20余個村莊1000多農戶，發展訂單農業。在“五統一”的模式下，高山養殖、高山茶及畬藥種植得到強勁帶動，形成了高山特色產品集群。2019年以來，“景寧600”通過“山海協作”進入上海等長三角地區，“飛柜經濟”助力品牌銷售額達到6.1億元。

　　擁有“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稻魚共生”農耕傳統的青田縣，在綠水青山和文化遺產的疊加中，統籌發展了“五個一”特色產業——“一粒米(稻魚米)、一條魚(青田田魚)、一籃梅(楊梅)、一桶油(山茶油)、一片葉(茶葉)”。青田縣縣委書記周和平介紹：“通過統籌推進特色種養、農旅融合等產業，實現了生態產品價值轉換，持續推動農民增收致富。”

　　依托對綠水青山的轉化，浙江的新產業新業態齊頭并進、孕育壯大，成為鄉村經濟新增長點。“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發源地安吉縣余村經歷了從賣石頭、到賣風景，進而到賣文化、賣品牌的跨越發展，三次產業實現了從單向演進向深度融合的升級，鄉村產業體系逐步完善，“美麗風景”蛻變為“美麗經濟”。

　　浙江圍繞城鄉產業聚合、三次產業融合，統籌推進布局優化、業態培育、平臺打造。浙江省農業農村廳副廳長、扶貧辦副主任劉嬪珺介紹，浙江省先后出臺財政專項資金切塊、扶貧貸款和其他支持政策，推動特色種養業、鄉村休閑旅游業加快發展，不斷拓寬農民增收路子，未來還將持續健全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的長效機制，加快構建現代鄉村產業體系，大力發展美麗經濟。

　　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轉出了創業活力。

　　綠水青山引來了游客，更招來了創客;既成為農民創業的源頭活水，也成為低收入農戶的“綠色銀行”。

　　作為全國首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試點市，浙江麗水在全國率先用科學方法量化“綠水青山”的價值。在景寧大均鄉伏葉村，宿葉民宿客房的價格表中醒目標注“含生態價400元”，給游客留下深刻印象。返鄉創業的民宿創始人吳聰介紹：“單獨列出生態價格，是因為我們不僅賣客房、賣服務，更是賣風景、賣環境。”

　　吳聰在外工作多年發現家鄉的山水恰是事業的土壤。“我們幾個合伙人租了兩處農民的房子，加上裝修改造一共投資上千萬，十年后再把裝好的房子還給農民。”吳聰介紹，一棟民宿一個周末的營業額在2萬元以上，餐飲、客房服務則需要雇用3-5人，為當地低收入農戶提供了就業崗位。

　　近年來，浙江通過健全科技進鄉村、資金進鄉村，鄉賢回農村、青年回農村的“兩進兩回”長效機制，深入推進“千企結千村”等行動，源源不斷地為鄉村振興注入資源要素，形成了“百萬能人創業帶動千萬民眾就業”的生動景象。

　　莫干山腳下的德清縣仙潭村，是青山綠水掩映下的一顆明珠。該村通過“無中生有”發展農家樂，“騰空換鳥”改建高檔民宿，全村已有近百家農家樂，年接待游客十多萬人，營業收入可達上千萬元。“鄉村發展最大的優勢就是返鄉青年”，仙潭村能人沈蔣榮返鄉后當選村黨支部書記，他將自家房屋建成民宿，還成立了“返鄉創業協會”，6年時間共帶動100多名青年返鄉創業。

　　浙江省不斷創新和完善創業服務，引導農民轉變創業方式，并以政府扶持資金量化、農戶產權入股等形式，帶動低收入農戶參與創業就業，共享收益。在浙江的綠水青山之間，形成了“時時處處無閑人”的充分就業格局和“戶戶人人有收入”的普遍增收局面，低收入農戶工資性收入占總收入比重穩定在40%以上。

　　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轉出了集體經濟的強勁。

　　厚植集體經濟根基，讓低收入農戶在致富路上“有船可乘、有車可坐”，浙江不遺余力。

　　2017年，浙江啟動實施消除集體經濟薄弱村三年行動計劃，即消除全省6920個年收入10萬元以下、經營性收入5萬元以下的集體經濟薄弱村。2017-2019年，省財政安排資金4.1億元，市縣財政安排超100億元，扶持薄弱村發展。

　　永嘉縣在全省“消薄”中，跑出了“永嘉速度”。依托楠溪江資源，永嘉縣推動重點幫扶村、集體薄弱村大力發展鄉村旅游，實現了一產變六產，鄉村旅游連續六年保持20%以上增長。永嘉縣縣長林萬樂介紹，通過建設“紅色小鎮”鄉村振興示范帶，帶動了周邊16個村、1100多名低收入農戶人均增收5000元。

　　在發展過程中，浙江非常注重讓廣大農戶、村集體直接經營或參與發展，使他們成為最主要的參與主體和受益主體，通過門票收入、停車收費、持股分紅等給村集體帶來可觀收入。

　　“一個村就是一個大企業，家家戶戶都是小引擎。”天臺縣后岸村村集體通過成立農家樂協會和寒山旅游公司，實施以村辦農家樂為龍頭、戶辦農家樂為集群、公司化運作的集約經營模式。從2011年到2019年，村集體經濟從10萬元躍升到503萬元，人民純收入從6000元增至5.1萬元。據介紹，后岸的鄉村建設與鄉村經營齊頭并進，不僅打通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轉化通道，還打造了“生態文明+共同富裕”的后岸模式。

　　好生態帶來了好“錢”景，村民保護綠水青山的意識也越來越強。為了給子孫后代守好這一江綠水，景寧縣大均鄉放棄20億元投資規模的水電站項目，加大了對綠水青山的保護力度，全鄉域河流均達標一類水質。大均鄉鄉長吳名標介紹：“正是看中這一點，前不久，浙江省把水上救援基地放在了這里，并建起水域救援科教館，在旅游經濟和培訓經濟的帶動下，優質的水資源給我們帶來了近千萬元的收益。”

　　“不負綠水青山，方得金山銀山。”浙江的成功實踐，為建立生態扶貧長效機制，解決相對貧困提供了有益探索。這啟示我們，在擁有綠水青山卻相對貧困的地區，如何滿足在全面小康階段人們對良好生態環境質量和服務的迫切需求?答案就是更加注重資源環境要素的保護和高效利用，在堅守“綠水青山”新風景中做大生態長效資本，實現產業生態化、生態產業化，讓生態紅利永續造福于民。

　　選擇與重構的漸次躍遷

　　——根據階段變化及時調整扶貧目標和政策體系，浙江走出了一條與低收入農戶需求同步、與時代發展同步、與“四化”進程同步的精準扶貧之路

　　“七山一水兩分田”的自然資源稟賦讓浙江一直面臨著較重的扶貧任務。1978年，浙江貧困發生率達到35.1%，比全國還高出4.7個百分點。浙江省委省政府一任接著一任干，始終以問題為導向，審時度勢選擇戰略打法，不斷重構和優化工作體系，向解決貧困的更高要求不斷進發。

　　回顧浙江走過的扶貧之路，可謂步步為營，久久為功。

　　1997年，在“八七”扶貧攻堅計劃指引下，浙江以8個貧困山區縣為重點區域，以區域內全體農民為對象，著力消除縣域絕對貧困，成為全國第一個沒有貧困縣的省份;2002年，通過實施“百鄉扶貧攻堅計劃”，浙江101個貧困鄉鎮農民人均收入超過1500元，成為全國第一個沒有貧困鄉鎮的省份。

　　這期間，搬遷扶貧立下不小的功勞。“我原本是住在不通公路的高山村。搬遷下山后，不僅生活方便了，還新租賃了6畝茶園，一年收入近20萬元!”松陽縣泉莊新村的孟盛偉說。據統計，浙江搬遷農民的人均收入較之前增加2倍以上，真正做到了讓搬遷農戶“挪窮窩，換窮業，拔窮根”。

　　這個階段，縣域發展“水漲船高”與重點鄉鎮“攻堅拔寨”形成良性互動，浙江初步構建起了新時期扶貧工作總體框架和制度體系。

　　消除貧困縣和貧困鄉鎮后，浙江扶貧的下一塊“硬骨頭”在哪里?

　　2003年，浙江在時任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以農民收入低于全國平均的361個鄉鎮為重點，啟動“山海協作”工程，安排專項扶貧項目資金10.5億元、實施項目6500個，深入推進浙東沿海和浙西山區結對幫扶。

　　隨著一聲鳴笛，一列滿載貨物的海鐵聯運班列，從麗水火車站駛往寧波舟山港，這標志著“麗水—寧波舟山港”班列順利開通，靠山不靠海的麗水“擁有”了自己的港口。一條鐵軌連接了“山”“海”，更是讓低收入農戶搭上了致富增收的快車。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階段，浙江的扶貧目標中有了“縮小相對差距”的要求，提出了“361個鄉鎮人均純收入年增長幅度要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到2007年底，“山海協作”讓361個鄉鎮農民收入達到了4500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80%以上鄉鎮農民收入超過全國平均水平，浙江區域性絕對貧困得到基本解決。

　　浙江通過區域協作補短板，這一階段的特點是，突破單純解決人口貧困的打法，重構區域與人群互促共進機制，扶貧的舉措更加豐富、領域更加廣闊、體系更加健全、力量更加強大，為相對貧困的解決打下了堅實基礎。

　　2008年，農民“發展貧困”“能力貧困”問題日益凸顯出來。浙江在扶貧工作中發現，一些素質較低、能力較弱、積累較少的低收入農戶成為增收難度最大的群體，與其他人群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為破解這一難題，浙江把扶貧對象下沉到戶，實施“低收入農戶奔小康”工程，系統開展產業開發幫扶、培訓就業幫扶、下山搬遷幫扶、基礎設施幫扶、社會救助覆蓋、區域協作促進、金融服務支持、社會援助關愛“八大行動”。

　　“多虧有‘政銀保’幫我解決了資金難題!”景寧畬族自治縣東弄村村民藍蔥和說。“政銀保”是景寧推出的“政府貼息、銀行貸款、保險投保”扶貧小額信貸項目，主要對低收入農戶發展生產進行金融幫扶。截至目前，政銀保共幫助低收入農戶15437戶次，貸款總額7.89億元，未發生一筆不良貸款記錄，極大解決了低收入農戶“最不想貸款、最難貸到款”的問題。

　　2015年，浙江全面消除年家庭人均收入4600元以下現象，實現淳安等26個欠發達縣一次性“摘帽”，全省絕對貧困得到全面解決。經過這一階段的發展，浙江初步形成了專業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的大扶貧格局。

　　“摘帽”以后，新的問題又擺在面前：城鄉之間、區域之間、農民群體內部收入差距拉大怎么辦?

　　“在浙江整體完成絕對扶貧任務之后，持續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和生活質量仍然是一項長期的任務。”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副院長張紅宇說道。繼續沿著總書記的指引，在消除絕對貧困之后探索解決相對貧困，成了浙江的必然選擇。

　　浙江扶貧工作全面進入以促進協調發展、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的解決相對貧困新階段。“我們現在的目標是進一步聚焦人的全面發展和省域一體化高質量發展，著力破解發展不均衡不充分問題。”王通林說。

　　2019年底，浙江已全面消除家庭人均7600元以下現象，低收入農戶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2546元，與全省農民收入之比從2018年的2.46:1縮小至2.38:1，所有行政村集體經濟收入達到10萬元以上，全省低保標準提高到814元/人/月，上好學、就好醫、住好房、喝好水惠及千家萬戶。

　　消除絕對貧困、轉入減緩相對貧困，既是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跑好“最后一公里”，又是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扶貧沒有完成時。”紹興市委常委、組織部長(原德清縣委書記)王琴英說：“隨著農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接下來我們將重點提升低收入群體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每一次選擇，都是對相對貧困戰略部署的順勢調整。浙江從低收入農戶的實際需求和面臨的問題出發，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階段，不斷調整優化扶貧目標和政策體系，一步步縮小貧困“包圍圈”。

　　每一次選擇，都是向農村全面小康邁進的梯次跨越。從小康到全面小康再到高水平全面小康，都與低收入農戶需求同步，與時代發展同步，與農業現代化、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進程同步。

　　每一次選擇，都是低收入農戶幸福感的持續提升。抓住低收入農戶增收這一關鍵點，著力培育低收入農戶技能、素質，增強低收入農戶自身發展能力，極大提升低收入農戶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

　　扶貧與振興的有機銜接

　　——面對解決相對貧困這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作為“先行省”，浙江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實踐和經驗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進入減緩相對貧困新階段，意味著扶貧的主要目標已不是解決溫飽和生存問題，而是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斷緩解和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讓低收入農民同全體人民一起進入高水平全面小康社會。浙江將解決相對貧困問題納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統籌安排，探索構建解決相對貧困長效機制。

　　——解決收入更“穩”的問題。

　　解決低收入農戶穩定和持續增收問題，是防范大面積返貧的重要保障，也是緩解相對貧困的前提基礎。

　　浙江始終把解決農民收入問題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從“低收入農戶奔小康”，到“低收入農戶收入倍增計劃”，再到“低收入農戶高水平全面小康計劃”，農民收入水平越來越高，越來越穩。2020年，浙江將持續促進低收入農戶增收，全面消除8000元以下農戶，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持續推進26縣加快發展。

　　磐安縣烏石村，仍保存著歷史悠久的建筑群落。2006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到烏石村考察農家樂發展時說：“你們要保護好、利用好老祖宗留下的寶貝，搞好鄉村旅游，帶領村民致富，建設美麗鄉村。”

　　通過村集體投資、實行“統一對外促銷、統一接團分客、統一收費標準、統一結算賬目”的管理模式，如今的烏石村已然成為“金華市農家樂第一村”，從2005年首批4戶農家樂發展到2019年的173戶，農民人均純收入從2004年的3000元提高到2019年底的6.7萬元。

　　目標是增收，路徑是發展。浙江將著眼點放在提高扶貧對象同步融入“四化”進程的能力上，形成了以低收入農戶為核心的“戶-村-縣”相互聯動、有機銜接、互促互融的增收發展機制。

　　在低收入農戶發展上，確保有勞動能力家庭至少一人就業，抓住產業扶貧、就業創業兩大重點，讓低收入農戶主動參與市場，培育自我發展能力;

　　在重點幫扶村發展上，首先健全將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的長效機制，加快構建現代鄉村產業體系，將鄉村產業打造成持續增收的“長效之源”，不斷縮小收入差距;

　　在縣域發展上，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大力發展生態農業、特色產業。持續深化小縣大城戰略，規范有序推進扶貧異地搬遷，不斷優化生態環境、發展環境。

　　——解決跑得更“快”的問題。

　　跑得更快，本質上是縮小區域發展差距，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浙江解決相對貧困的過程，實際上就是26縣“加快發展”的過程，就是“促均衡”“求協同”的過程。2018年，浙江提出打造“山海協作”升級版，進一步發揮山海協作工程的機制優勢，促進浙西南山區與東部沿海地區的交流與合作，加快推進全省區域平衡協調發展。

　　“‘山海協作’對我們是極大的機遇。”青田縣副縣長陳海民說。

　　在浙西南的青田縣與杭嘉湖平原的平湖市“山海協作”項目中，青田先后組織265個經濟薄弱村自主集資、1萬余戶低收入家庭廣泛籌資，“供土地指標、供錢投資、供人管理”，由平湖“保障落地、保障招商、保障收益”，建起一座“產業落地在平湖，扶貧增收在青田”的“飛地產業園”。

　　飛地產業園運行后，青田經濟薄弱村年均增收7.4萬元，低收入農戶年戶均增收1000~2000元，給青田經濟發展和低收入農戶增收按下了“加速鍵”。

　　“飛地消薄”“飛地消困”讓浙江山海相連，互促共進。浙江提出，到2022年，在浙西南山區高標準建設一批互聯互通基礎設施項目，高水平建設一批綠色產業發展平臺和項目，高質量建設一批人才、科技、社會事業和群眾增收合作項目。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正在之江大地逐漸形成。

　　“我們要跑得更快，要帶著低收入農戶一起跑。跑不動的，我們就把他們背起來。”景寧畬族自治縣副縣長毛華慶說。

　　——解決動力更“足”的問題。

　　解決相對貧困問題，關鍵在于發揮“內生動力”的驅動作用。

　　永嘉縣橋下村“來料加工一條街”，無論老人小孩、男人婦女都圍坐在門前桌子旁，紐扣成型、發夾包裝、鞋面貼標，他們飛針走線、分工有序，轉眼之間成品堆成了小山。

　　“為了激發低收入農戶參與來料加工的勞動積極性，政府按工資的20%給予低收入農戶補貼，并給訂單介紹人也補20%。”永嘉縣來料加工協會會長潘佰歡說，“來料加工工藝簡單、時間靈活，坐在家里就能增收，工資還有補貼，低收入農戶動力很足。”

　　2008年，浙江在實施第3輪欠發達縣加快發展政策時，就把不斷增強低收入農戶的內生動力作為主要任務之一。通過以技能培訓提升農民能力，以政策激勵支持農民發展，激發低收入農戶的發展愿望，讓低收入農戶獲得長久“脫貧之技”，走上穩定脫貧之路。

　　“自從當了‘月嫂’，孩子的學費、生活費都不發愁了!”“畬鄉月嫂”雷梅珠說，她是一位單親媽媽，生活過得很拮據，了解到景寧縣舉辦免費的“畬鄉月嫂”培訓班，毫不猶豫就報了名。

　　為了提高低收入農戶發展能力，景寧縣探索培育“畬鄉月嫂”品牌，為畬族女性提供免費技能培訓，已促進當地近4000名農村留守婦女轉移就業。如今雷梅珠工資每月近萬元，已在城區買了新房。對未來的生活，她充滿信心。

　　——解決保障更“寬”的問題。

　　寬，就是建立多重保障機制，為低收入群體構建一張安全可靠的生活保障網。

　　“進出大山全靠腿、運送物品全靠挑、生活來源僅靠筍”。這曾是武義縣上夫山村的真實寫照，2000年村民年人均純收入不足500元。2003年，上夫山村整村移居東皋，村民們住上了“聯排別墅”，武義縣出專項資金為新村建好了基礎設施。光有住房還不行，村“兩委”瞄準電商產業，村民紛紛出租自家房屋用于電商辦公、倉儲，投身“淘寶”事業。2018年，村民年人均收入達2.5萬元，每位村民都享受了從住房到教育、醫療更為全面的社會保障。

　　“我們的日子已經跟城里一樣了!”這是上夫山村農民對異地搬遷后生活保障政策最大的認可。

　　浙江始終聚焦低收入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建設更高水平“兩不愁三保障”，推進公共服務城鄉同類、同標、同質提升，實現從“解決溫飽問題、保障基本生活”向“實現共建共享、防止兩極分化”的轉變。

　　特別是針對低收入群體和重點區域，浙江正逐步構建起從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社會事業、基礎設施以及農民健康等以保障性扶貧政策為主的多重防范體系，促進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等事業均衡發展，著力縮小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群體之間的基本公共服務差距。

　　在金華，全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全市統一，貧困人員醫療費用實際報銷水平最高達98%以上;

　　在臺州寧溪鎮，“愛心營養餐”“雨露計劃”“圓夢計劃”等助學政策幫助低收入農戶解決就學難題;

　　在永康，1000多名低收入農戶收到扶貧專項意外保險“紅色保單”，極大降低了他們因病返貧、因傷返貧的風險。

　　——解決制度更“遠”的問題。

　　相對貧困、相對落后、相對差距將長期存在。解決相對貧困，根本在于長效機制的建立。浙江正加快建立健全緩解相對貧困的政策體系和工作機制。

　　精準識別相對貧困人口是建立解決相對貧困長效機制的基礎。浙江把區域經濟發展、農民收入增長、民生水平等作為重要參數，因地制宜、因時而異地適時調整扶貧標準，逐步實現對扶貧對象的參數化、動態化精準管理。

　　考慮到區域發展的差異性，以縣為單位，以當地上年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1.5倍或上年度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0%為依據，確定低收入農戶的識別標準。此外還參照低保水平最低縣的標準，每年設定扶貧“托底線”，2018年、2019年分別為7200元和7600元，解決了平均數掩蓋最低數的問題。

　　2019年，浙江以“最多跑一次改革”為牽引，一舉打通扶貧相關部門之間的數據壁壘，實現省內低收入農戶20多類財產信息和73家商業銀行存款的實時聯網核對，同時建立扶貧對象動態調整機制，實現應調盡調，應進盡進。

　　在精準識別扶貧對象上，浙江實現了從區域整體認定到單人單戶精準認定，從主觀判斷到個人財產信息聯網比對，從一次認定管幾年到動態調整，從個人信息紙質人工管理到無紙智能管理的轉變。

　　在制度設計上，更加突出人群、村域、區域的協同性、系統性，不斷健全從源頭認定開始的全過程銜接機制，構建起“三位一體”整體聯動的解決相對貧困對象管理體系。

　　浙江堅持用指標體系、工作體系、政策體系和評價體系，切實推進扶貧工作取得實效。同時，安排財政專項經費，對在考核中表現優異的地區給予獎勵。

　　身處之江大地，基層干部的發展緊迫感令人印象深刻。“每個村都像‘打仗’一樣。村‘兩委’要團結，要將村民利益放第一。”永嘉縣源頭村村主任陳小靜說。

　　浙江之所以取得一個又一個攻堅勝利，實現一批又一批低收入農戶致富脫貧，歸根結底在于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和對浙江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于遵循實際、無縫銜接的政策制度，在于干部群眾對脫貧致富的強烈向往和不甘落后的發展緊迫感，在于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我們將自覺踐行習近平總書記對浙江提出的‘干在實處永無止境，走在前列要謀新篇，勇立潮頭方顯擔當’新期望，忠實踐行“八八戰略”、奮力打造“重要窗口”，以新時代‘三農’工作‘369’行動為路徑，持續推動解決相對貧困工作走在前列。”王通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