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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委農辦、省農業農村廳會同組織、宣傳、民政、司法等單位，對全省10個市州、20個縣市區、39個鄉鎮、50個村的鄉村治理情況進行了調研。調研發現，各地在鄉村治理中積極探索，創造了一批好的模式與典型，鄉村治理總體有效，鄉村面貌呈現可喜變化，但也面臨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完善和加強。

　　多措并舉，多維探索

　　近年來，湖南先后出臺了《關于全面加強基層建設的若干意見》《鄉村治理三年行動實施方案》，加快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各地積極探索，出臺了一系列舉措，取得了初步成效。

　　堅持黨建為綱，引領鄉村治理。各地將基層黨組織建設作為加強鄉村治理的重中之重。大力推進“五化”建設，提升建強基層黨支部;選優配強支部書記，推動“能人治村”;豐富黨建形式，加強制度激勵，充分發揮黨員先鋒作用，夯實基層戰斗堡壘，持續提升鄉村治理水平。如花垣縣“五興”互助推進基層治理，讓黨員與群眾組成互助小組，通過“學習互助興思想、生產互助興產業、鄉風互助興文明、鄰里互助興和諧、綠色互助興家園”，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組織、宣傳、凝聚、服務群眾的重要作用。婁底市選優配強駐村第一書記，對全市498個貧困村、190個軟弱渙散村、840個集體經濟薄弱村全部派駐第一書記，出臺政策引導高校畢業生、優秀農民工、退休黨員干部等到村任職。安鄉縣推行“網格+黨建”模式，將村劃為若干網格，推選黨員為網格長、村民代表為網格員，每5~10戶設立聯戶長，構建“村干部-網格長-聯戶長”的全覆蓋動態管理體系，實現了“大事全網聯動，小事一格解決”，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

　　堅持自治為基，激發群眾參與。各地突出村民自治，引導村民全面參與鄉村治理，做到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統一規范村務公開工作，抓好村級監督;完善村民自治和民主決策制度，提高民主管理水平;抓好村規民約的傳承創新，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壞大家評、事事有人管”的鄉村治理新格局。如石門縣探索開展“3+X”村民小區自治管理，以村黨支部、村民委員會、村務監督委員會為基礎，打破原自然村、小組概念，以400~500人為單位就近整合自治小區，建立黨支部或黨小組，設立自治小區理事會，下移自治重心，形成了鄉村自治的新格局。邵東市靈官殿鎮推行“院落長”制度，以鄉村院落為單位推選“院落長”，閑暇時組織村民召開“院落會議”，起到政策宣講、糾紛調解、衛生監督、移風易俗勸導、文明家風倡導、留守老幼照看、治安防控和民意收集8個方面的突出作用。新化縣油溪橋村開展村級事務積分考評管理，通過登記、審核、公示、講評、獎懲等環節，以“積分制”對村里大小事務進行處理，村民根據積分參與村級集體經濟分配，提高了參與自治的積極性，該村由十年前的貧困村蛻變為資產上億的富裕村。

　　堅持法治為本，夯實保障基礎。各地圍繞法治鄉村、平安鄉村建設，積極開展平安創建和民主法治示范創建，加強農村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健全農村矛盾化解機制，加強法制宣傳教育和法律服務供給，引導廣大農民學法守法用法，加強小微權力約束和監督，群眾安全感進一步增強。如漣源市建立村級小微權力風險防控機制，科學確權，將村級權力“瘦身”至27項;嚴格限權，給每項權力繪制運行流程圖并建立制度;陽光曬權，利用“互聯網+監督”平臺、微信群等公開村級事務管理情況。邵東市率先在全國推行“一村一輔警”制度，2017年以來，521名駐村輔警協助調解矛盾6235起、化解“民轉刑”案件240起、排查安全隱患5569起、協破刑事案件587起、走訪群眾46萬多戶(次)，全市刑事立案、命案、盜竊發案、110報警等不斷下降，社會治安明顯好轉。臨武縣萬水鄉開展“農家懇談”活動，針對原來社情復雜、治安差的鄉情，各村調委會每周開展矛盾糾紛排查，做到“四清”：底數清、環節清、情況清、問題清，及時將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全鄉群防群治，架起了密切黨群干群關系的連心橋，群眾滿意度多年位居全縣前列。

　　堅持德治為先，培樹文明新風。各地充分發揮德治的融合、引導等功能，大力宣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縱深推進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共建，廣泛開展“推動移風易俗，樹立文明鄉風”主題活動，舉辦“最美鄰里”“身邊好人”“好媳婦”等體現傳統美德和優良風氣的評選，弘揚正能量，引導形成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圍，鄉風民風煥然一新。如宜章縣成立“好人協會”，以“排難解憂、見義勇為、幫貧扶困、助學助殘”為宗旨，組織開展多方面的幫扶解難公益活動，建立了19個鄉鎮分會、3個行業分會、246個村工作站、13個社區工作站，形成了縣鄉村(社區)三級聯動網絡格局，會員達1.5萬余人，全縣“好人效應”不斷凸顯。岳陽樓區麻布村鄉賢治村，由老黨員、退休教師和退休干部等鄉賢成立“和樂驛站”，參與移風易俗、道德評比、糾紛調解、村務監督、人居環境整治等工作，帶動了村民共同參與鄉村治理。

　　堅持以人為本，優化鄉村服務。各地積極轉變管理思路，樹立服務理念，深化“放管服”改革，將行政審批、服務事項下沉到鄉村，切實提高了服務基層、服務群眾的能力，提升了服務質量。如岳陽樓區發展“互聯網+政務服務”，每個村都設立了專門的服務窗口，將服務從“線下”拓展到“線上”，群眾可通過政府門戶網站、12345熱線、自助服務一體機等平臺，在線查詢68項業務的辦事流程，絕大部分事務“跑一次路、進一道門、找一個人”就能辦成。瀏陽市加強鄉鎮服務能力及政務服務標準化建設，擴大鄉鎮政府服務管理權限，依法將直接面向群眾、量大面廣、鄉鎮服務管理更方便的28項縣級管理權限下放鄉鎮政府;規范鄉鎮政府職能職責，明確了服務對象、職權范圍和辦事流程;實施站所管理體制改革，設立了綜合行政執法局;推進“最多跑一次”改革，推進鄉鎮服務能力水平提升。

　　直面問題，破解低效

　　全省各地鄉村治理有明顯改進和加強，同時也面臨一些問題，部分地區還存在治理低效甚至失效現象，突出表現在以下方面：

　　基層黨建仍需加強。調研發現，一些村黨組織軟弱渙散現象突出，黨建基礎薄弱，服務群眾、帶領群眾的能力明顯不足。少數農村黨員乃至村支部書記的宗旨意識、奉獻意識等弱化，黨員先鋒模范作用沒有充分體現。多位村支部書記還反映，村干部工作任務重、要求高，還要坐班制，而待遇甚至沒有同村的輔警高，干起事來心不安穩。一些農村黨員在大是大非面前，認識甚至沒有群眾高。有的黨支部書記軟弱怕事，毫無威信。如石門縣某村村霸打了村支部書記，掃黑除惡行動被抓捕后，自己承認打了人，而村支部書記卻不敢作證。

　　鄉村人才嚴重缺乏。一方面，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多，對村里的事不關注、不參與，有力無心;留守人員受限于身份、年齡、智識，對村組事務也有心無力，導致移風易俗、人居環境整治等工作推動乏力。另一方面，農村黨員干部“老化”“斷代”問題凸顯，村干部政治地位與經濟待遇吸引不了有能力的人才扎根農村。如安鄉縣安豐鄉全鄉黨員平均年齡達59.6歲;攸縣某村“六牙”治村，村支書自嘲“支部3個人加起來只有6顆牙”。

　　農村信仰意識淡薄。對農民的教育沒有跟上，加上國內外環境日益復雜、信息良莠不齊，導致一些地方封建迷信抬頭，西方宗教甚至邪教向農村滲透。一些地方主流文化缺失，賭博盛行。一些村祠堂、教堂修得漂亮，公共設施無人問津。意識形態陣地在一些地方受到侵蝕，給黨在農村的執政地位帶來沖擊，阻礙了文明鄉風、淳樸民風、良好家風的形成，造成了新的不穩定因素。

　　集體經濟總體薄弱。至2018年底，全省村集體經濟經營性收入5萬元以下的村有11095個，占總數53.73%。如岳陽縣釋迦寺村，村級組織年運轉經費25萬元，加上公路、溝渠塘壩維修和環境整治等費用，每年缺口近50萬元。“手中沒把米，叫雞都不來”，村集體經濟的弱化，大大降低了村級組織的號召力和集體組織成員的凝聚力。

　　鄉村法治建設有待加強。一些地方推進鄉村法治的責任落實不到位，制度機制不健全，未形成合力。部分鄉村干部“重經濟，輕法治”問題突出，法律知識缺乏，法律意識不強。司法所力量配備薄弱，律師和法律工作者愿意服務農村的不多，依法治村力量不足。村民法律意識淡薄，信訪不信法、霸蠻不講法、選擇性信法。個別地方宗族、家族勢力強大，影響把控鄉村事務。一些地方普法宣傳不到位，“一村一法律顧問”“農村法律明白人”培養等沒有有效落實，農村法治文化場所缺失。

　　德治土壤養分不足。基層普遍反映，“德治”是當前鄉村治理的難點。老人威望不再，能人美德不足，德治機制不全，拜金主義、唯利至上等思想，對農村傳統的勤勞、節儉、忠孝、誠懇、互助等美德帶來沖擊。政府強農惠農政策背景下，有的村民等靠要思想嚴重，享受權利成理所當然。鄉村文化“養分”不足，文化工作人員不多不專，文化基礎設施薄弱，農村文體活動單一，送戲(影)下鄉、文化大篷車等活動開展有限，滿足不了群眾需求。

　　健全體制，構建新格局

　　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必須把促進農村和諧穩定作為根本目的，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現代鄉村治理社會體制，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農村社會治理新格局。

　　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推動黨的領導向下往細延伸。一要強化村黨組織的領導地位，推行村黨支部書記兼任村委會、集體經濟組織主要負責人，黨員擔任村務監督委員會、紅白理事會等村級組織的主要負責人，進一步加強黨對基層組織的領導。二要延伸管理末梢，加強組級黨小組建設，實行院落、屋場網格化管理，把黨的領導和鄉村治理下沉到群眾身邊。三要細化黨員考核激勵，建立健全面向黨員的評比考核制度，引導黨員在遵守村規民約、移風易俗等方面發揮先鋒模范作用，推動鄉村治理各項舉措落實。四要強化黨員基礎教育，豐富黨建活動方式，持續加強黨員意識教育，深入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牢樹 “四個意識”，做到 “兩個維護”，筑牢黨在農村的思想堡壘。

　　充分發揚基層民主，發揮群眾鄉村治理主體作用。一要完善村規民約。各有關部門指導各村因地制宜制定完善村規民約，確保合理合法，增強村民自我管理、服務、教育、監督的意識與能力;組織開展優秀村規民約評選活動，打造樣板典型。二要突出民意導向。要充分借助村組會議、微信群、意見欄等舉措，建立行之有效的民意歸集處理回應渠道，真正讓村民參與村級事務的決策監督評議。三要強化“一事一議”。環境整治、公益事業建設等工作政府不大包大攬，要充分發揮群眾的積極性，運用“一事一議”籌資籌勞等制度，多說服教育、民主協商，變“要我做”為“我要做”，引導群眾積極參與，履行應盡義務。

　　大力加強鄉村法治建設，充分發揮法治保障作用。一要加強鄉村治理立法。結合新形勢下鄉村治理實際，進一步完善涉農領域立法，加大鄉村治理法治供給力度。二要加強鄉村法治機構隊伍建設。整合部門資源，加強鄉鎮司法所及執法機構隊伍建設;深入實施農村“法律明白人”培養工程，提高鄉村干部運用法律解決問題的能力;將培訓向村民小組和農戶延伸，提高培訓的針對性。三要加強農村法治示范宣傳。分層級開展“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區)”創建，發揮典型的示范引領作用;創新開展 “送法下鄉”“法治宣傳教育月”等活動，切實提升普法實效。加強農村法治文化陣地建設，推出群眾喜聞樂見的鄉村法治文化作品，營造濃厚法治氛圍。四要加強平安鄉村建設。加大農村違法犯罪行為打擊力度，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守護老百姓身邊的安全;加大對非法宗教、邪教的打擊力度，培植健康、向上、向善的信仰土壤。五要加強法律服務。落實“村(社區)法律顧問”制度，發揮其在法治鄉村建設中的作用;暢通直達農民身邊的法律工作人員聯系機制，讓群眾便捷享受法律服務，維護自身權益;建立政府購買服務機制，盡可能減免貧困群眾的法律服務費用。

　　加強思想道德引領，培育鄉村文明新風。一要筑牢思想信仰基礎。加強農村意識形態的教育宣傳，用黨的路線方針、優良傳統文化、健康信仰思想武裝農民頭腦，減少杜絕邪教、不良風氣、低俗文化等在農村的生存空間，特別要加強對留守老人、婦女、兒童的關注關愛力度。二要弘揚社會美德。通過宣傳、演出等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弘揚社會美德，傳播正能量，從心靈深處激發群眾的道德之美;組建村(社區)志愿者隊伍，宣傳道德規范、優秀傳統民俗、先進典型榜樣;通過鄉賢會、紅白理事會等村級自治組織，積極發揮“五老”等在鄉風道德方面的引領作用;積極開展“新鄉賢”評選活動，構建弘揚新鄉賢文化。三要加強文明創建。廣泛開展文明家庭等創建活動，弘揚尊老愛幼、耕讀傳家、勤勞節儉等良好家風;開展文明村鎮創建，推進移風易俗，倡導文明新風尚，提高村民素質和文明程度;整合村文化大院、活動中心、公開欄等現有農村基層陣地，因地制宜打造規范化新時代文明實踐站(所)。四要豐富文體活動。多層次組織豐富多彩、形式多樣的文娛活動，豐富農村精神文化生活。

　　加大人才培養激勵力度，提高治理主體的工作熱情和能力水平。一要拓展鄉村干部成長空間，加大從機關事業單位選派優秀黨員干部擔任村黨組織第一書記力度，作為干部基層鍛煉的重要內容;建立機制，選拔優秀村黨支部書記進入鄉鎮機關隊伍;對有村黨支部書記經歷的優秀鄉鎮黨委書記，優先提拔進入縣級領導班子或市級部門領導崗位。二要適當提高村干部工資或基本報酬，建立與村干部收入掛鉤的考核獎勵機制;允許在村集體經濟組織兼職的黨員村干部，根據生產經營情況經集體研究同意后領取績效和創收獎勵。三要加大人才培訓力度，省市縣鄉四級統籌開展對村干部的輪訓，提高其政治意識、文化素養、管理能力、致富本領，切實發揮“能人治村”的重要作用;積極從大學生、退伍軍人等群體中擇優選拔、提早培養村級后備黨員干部。

　　突出示范帶動，大力推廣好的鄉村治理模式機制。一要抓好鄉村治理試點示范，開展全國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縣、全國鄉村治理示范村鎮創建，探索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二要學習借鑒省內外治理經驗，認真學習新時代“楓橋經驗”、浙江象山“村民說事”等先進經驗，學習“20個全國鄉村治理典型案例”的好做法、好典型;加強省內“黨建引領互助五興”“積分制”“網格化”“小微權力整治”等好的治理模式的總結宣傳。三要鼓勵基層鄉村治理模式創新，充分尊重基層首創精神，重視培育和扶持地方社會治理模式創新，協調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建設，鼓勵自然村、村民小組、片區、院落在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下實施各種不同范圍、不同層級的自治，真正調動群眾的積極性。

　　(湖南省鄉村治理專題調研組：袁延文、劉益平、唐瑛、史鋒、陳蘇寧、鄒達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