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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6日，是北京入冬以來最冷的一天。

　　上午11時許，手機上突然跳出孟富林主任前秘書陳春來的名字，便有一種不祥之兆。果然，春來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孟主任走了。

　　國慶假期我回合肥，到省立醫院去看望孟主任，當時他已經病危，醫生正在準備轉往重癥監護病房。工作人員告訴我，前兩天精神狀態還不錯，新任省委書記到病房來看望的時候，他還提前起床穿好衣服，坐在沙發上等著，盡管已經不能說話了，還堅持在紙上寫下一段話，表達感謝之情，祝愿安徽經濟社會建設取得新的成績。

　　我認識孟主任是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那時，我在安徽工作，是農民日報社安徽記者站的站長。當時，三農工作上有一個很突出的問題，就是糧食連年豐收，農民負擔逐年加重。鄉村里，時常發生農民因為繳不起農業稅和“三提五統”，而自尋短見的惡性事件。可以說是自人民公社解體之后，農民怨言最多的一個時期。

　　記者站經常接到農民的電話，有時剛說兩句，就聽到電話那頭哇哇大哭。面對農民的訴求，我也時常搞一些調查報道。正在這個時候，大約是2001年初春，有一天快下班的時候，省人大辦公廳打來電話，征求我的意見，問我有沒有時間隨同孟富林主任，到皖西老區調研農民負擔問題。接到這個電話，真可謂喜出望外。

　　孟主任出生農民家庭，從基層干起，一直沒有離開過農業農村工作，對基層、對農民都有很深的感情。出發的那一天，是個星期一，早晨8點鐘，我們一行人乘坐一輛面包車，從省人大機關出來，經過五里墩立交橋，一路向西，第一站去的就是金寨縣，這是一個將軍縣，革命戰爭時期有十萬人參軍入伍，新中國成立后因為修建梅山水庫，又有十萬移民，一直是國家級貧困縣。離開金寨去了霍山縣，最后去的是舒城縣。三個縣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每到一地，剛走下中巴車，孟主任就會對當地干部說，我知道皖西山區土特產很多，但不準給調研組的同志搞任何土特產。我們這次來，就是想摸摸真實情況，你們的任務，就是把我們帶到最貧困的農民家里去。他還很嚴肅地叮囑當地干部，絕不準弄虛作假，搞“群眾演員”。

　　走在田埂上，看到農民在田里干活，孟主任就走過去，主動握著農民滿是泥巴的手，問收成，問負擔。有一天，在鐵沖鄉的一塊水稻田里，一個農民問孟主任：“你是上面下來的大官吧?”他笑著說，不能說大官，也就是個大個子，意思是說他自己個子高。詼諧的話語把農民都逗笑了。

　　和農民交談，他總是先講兩句笑話，讓農民放松下來。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你家幾天吃一頓紅燒肉啊?”不管農民回答多長時間，他總是有意識地拖長聲調：“那不行，還要多吃肉啊!”然后他就對農民說：“你家在哪里啊，到你家看看好不好?”

　　到了農民家里，他就干兩件事：一是看“負擔卡”。那個時候，為了防止加重農民負擔，農村經管部門專門給每個農戶發一個小本子，上面寫著農民的名字，家里幾口人，承包地畝數，全年各種負擔明細。這個小本子被農民習慣稱為“負擔卡”。孟主任總是拿著小本子，和農民一筆一筆核對，問農民是不是按卡上的數字繳，鄉村有沒有多收錢。第二件事情就是掀鍋蓋，看看農民吃得怎么樣，特別是對剩菜，看得最仔細。他說，從剩菜碗里最能看出農民生活的真實情況，這個不大好做假。看到農民家里剩菜最多的是白蘿卜燒土豬肉，他回過頭來對我說，這是你們六安一道有特色的土菜。

　　誰家的房子最破，他就往誰家去，鄉村干部想攔也攔不住。他總想多走走多看看困難戶，盡可能多聽聽基層干部群眾的意見，特別是增收減負的“良策”。一路上，他反復跟縣鄉干部說，要找到農民增收困難的真正原因，既要從災害、市場、價格上找原因，也要從品種結構、開拓市場、品牌效應上找差距。要圍繞農民增收這根主線，進行機制體制創新，因地制宜實施品牌工程、流通工程、農業產業化工程。

　　白天走訪調查，晚上就召集我們隨行人員開會，他稱之為“兜兜情況”。要求我們看到什么，聽到什么，都要如實地說出來。在為期一周的調研將要結束的時候，他在總結會上，說了這樣一段話，雖然過去了二十多年，仍然記憶深刻。他說，從這次實地走訪的情況來看，老區農民吃飯是沒有問題了，糧食是夠的，生活也有改善，收入比往年有較大幅度增長。但負擔也在逐年增加，違規加重農民負擔的情況比較嚴重，我們也看到也了解到不少。全省各級人大要進一步發揮監督作用，督促政府不斷減輕農民負擔。夏樹同志你作為中央媒體的新聞記者，這次跟我們一起調研，你們要充分發揮媒體的監督作用，該曝光的就要公開曝光，要理直氣壯地為農民說話!

　　“農民不增收，無顏談發展。”孟主任在調研中對縣鄉干部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成為我的文章的標題，刊登在報紙的頭版上。這次調研，雖然只有一個星期的時間，卻走了8個鄉鎮、14個村、40多個農戶，以及15個鄉鎮企業。記得有一天晚上7點多鐘了，才從鄉下回到縣委招待所，他還詼諧地說，今天收工不算晚。

　　2003年，對于安徽來說，是不同尋常的一年。上半年，非典鬧得城鄉不得安寧。在村頭，農民把文革時期的紅杠子紅袖章都派上用場了。下半年大水，淮河沿岸的幾個行蓄洪區都啟用了。從王家壩到姜家湖，一片汪洋。在阜南縣、潁上縣，孟主任多次坐鐵皮船上到莊臺上，看望受災群眾，了解救災情況。這一年孟主任70歲了，已經從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但他對農民的感情依然那么真摯，掛念著受災群眾。非典最嚴重的時候，他戴著口罩來到了舒城縣，找到那個他幾十年的老朋友，也已經七十多歲的村支書，了解疫情下農民的生產生活情況。在一個村莊里，他看到農民為了躲避疫情，在家里用廢舊塑料條編織籃子，一個人一天能編十幾個，拿到集市上去賣，很受歡迎。孟主任非常高興，要我們報紙好好宣傳。他說，既能減少流動，防止疫病傳播，又能增加農民收入，還是變廢為寶。他還說有一位哲人說過，世上沒有垃圾，只有放錯地方的寶藏。

　　臨走的時候，孟主任握著老支書的手說：“我們都上歲數了，保重身體啊!小孫子上學了吧，成績還好吧?”“孫子長大了，學習成績不錯，那年您給他買的那身衣服，一直沒舍得給他穿，現在小了，也沒法穿了，我們家里商量就留著做紀念吧。”說起這件事，還有一段故事。那一年，老支書卸任了，有了空閑時間，就到合肥去看望孟主任，那時孟主任還在領導崗位上，工作安排得很緊，就這樣還是抽出時間，和老支書見了面，熱熱乎乎地聊家常。老支書走后，秘書過來報告說：“老書記帶了2斤茶葉來，我沒有收，讓他拿回去了。”孟主任一聽就急了：人家大老遠提點茶葉來，你不收，人家又提回去了，這心里是啥滋味啊?你趕緊叫司機開車去追，看走到哪里了，我給點錢，你們到商場給他小孫子買身衣服，買好一點的。

　　2005年10月，北京安徽企業家聯誼會搞一個活動，想邀請孟主任到會給大家鼓鼓勁。孟主任一口就答應下來了。他說，安徽經濟正處在快速發展的關鍵時期，這時候最需要北上廣深的大企業到安徽來投資，我這個退休老同志如果能出點力，不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嗎!到了北京，我們還可以抽時間，去看看我們安徽的老書記萬里同志。

　　那天，在中南海，萬里見到我們幾位來自安徽的同志，顯得非常高興，一一同大家握手。落座后，孟主任向萬里匯報安徽社會經濟發展情況，萬里側著耳朵，聽得特別認真，好像生怕漏掉什么內容。之后，萬里問了三個問題：首先問了金寨縣的情況怎么樣，還有多少困難戶?第二個問題是，淮河治理得怎么樣了?他說，淮河治不好，年年鬧水災，是安徽的一個心腹大患。第三個問題是，我們省委那個老班子，誰還活著?孟主任給他一一做了解答，當時萬里的聽力已經很差了，需要秘書貼著耳朵大聲復述給他聽。當孟主任說，你們那屆省委老班子只有王光宇同志還健在的時候，萬里的臉上出現了凝重的表情。小聲說了一句，噢，他們都走啦。

　　臨走時，我們請萬里同志保重身體。他笑著說，我現在每天都鍛煉，簡單地說就是一動一靜，動就是打網球，靜就是打橋牌。萬里同志生于1916年，那一年他89歲。他在安徽擔任省委第一書記期間，因積極支持小崗村大包干和積極推動農村改革，受到廣泛好評，坊間流傳“要吃米，找萬里”。

　　2007年4月，孟主任得了一場大病，在省立醫院治療一段時間以后，醫生建議到上海長海醫院進行手術切除。那一天是5月9號，早晨八點鐘進的手術室，快到下午一點才出來。時任省長王金山讓他的秘書錢力打電話到上海，詢問手術情況，要求省政府駐上海辦事處全力做好服務工作。手術以后，知道的人越來越多，從合肥前去探望的同志和親友也很多，雖然剛動完手術身體還很虛弱，但他堅持從病床上坐起來交談，以示感謝之意。他說，人家大老遠來看我，我躺在那里，像什么話呀!因為頻繁活動導致刀口術后感染，發起了高燒。到5月12日這一天，剛剛度過危險期，他睜開眼第一個想到的是，當天是國際護士節，他又坐起來，向前來查房及治療的醫護人員致以節日的問候和敬意。

　　十二年之后，當年被趕走的疾病又回來了。孟主任用頑強的意志同疾病作斗爭，三年多時間，無論是在北京、在上海，還是今年清明過后回到合肥，始終積極配合醫生治療。離開北京同仁醫院那天，走路都顫顫巍巍，可他還專門到醫生辦公室和護士站，向大家一一道別，表示謝意。今年國慶節前，連續高燒不退，他還在紙上寫下一段話，向醫護人員表示感謝。在病中他學會了使用微信，用微信向大家問候“早上好”“節日愉快”。10月5日上午，他還給我發來微信：“聽聽秋風，聞聞花香，讓生活添彩，讓時光留芳。新的一天，真誠祝福平安健康，早上好!”

　　斯人已逝，時光留芳!89歲的孟富林主任走了，他熱愛三農、關心群眾、務實求真、和藹可親的高貴品質，卻是一筆不走的精神財富，永遠值得我們三農工作者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