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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北京市西城區的魏染胡同30號，在外面看起來，是一個并不起眼的四合院，但這里卻是具有百年光榮歷史的京報館所在地，是老一代報人邵飄萍工作生活過的地方。近日，中國農村雜志社《農村工作通訊》《農民文摘》黨支部的全體黨員來到這個小院，面對石榴樹下的鮮紅黨旗和邵飄萍半身銅像，舉起右手，重溫入黨誓詞，誓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

　　邵飄萍，原名振青，字飄萍，1886年生于浙江東陽。他是中國報界的先驅，進步報人的榜樣。毛澤東同志稱贊他是“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1916年，上海《申報》聘用邵飄萍為駐京特派記者，他因此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第一個享有特派員稱號的記者。1918年10月5日，邵飄萍和潘公弼一起創辦了《京報》。也是從這里，邵飄萍開啟了“新聞救國”之路，把《京報》真正辦成人民大眾自己的喉舌。人生短暫的40年中，他一直秉持著“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的時代良心，本著對光明和真理的追求，用紙和筆與革命先驅者們一起沖鋒陷陣，踐行一名新聞人的骨氣和信念。

　　“報館可封，記者之筆不可封也”

　　院子并不大，有正房和東西廂房，走進正房，兩行深棕色的字體感動了在場每一位記者，“報館可封，記者之筆不可封也。”

　　民國元年，邵飄萍擔任《漢民日報》的主筆，從此開啟了他的記者生涯。期間，邵飄萍因抨擊鞭撻貪官污吏的種種惡行，“被捕三次，下獄九月”。1918年10月，邵飄萍積極推動成立“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他堅持要打造一批精明的記者，報道勞動人民的疾苦和斗爭。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聘邵飄萍為導師，這也是中國新聞教育的開端，他的《實際應用新聞學》和《新聞學總論》，是中國最早一批新聞學專著，為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在中國的傳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當時《京報》剛剛創立，工作非常繁忙，但邵飄萍一直堅持每周到北大紅樓上兩小時的課。到1919年10月，得到過他的教導而拿到證書的就有55人，其中就有毛澤東、高君宇、譚平山等響亮的名字。邵飄萍時刻強調記者應具有操守、俠義、勇敢、誠實、勤勉、忍耐等品行，要深入實際采訪，把真實的情況告訴讀者，“主筆可殺，輿論之力不可蘄也”。

　　邵飄萍不畏強權、秉筆直書的新聞擔當，對青年毛澤東產生了巨大影響，從創辦《湘江評論》，到后來持續不斷地給新華社和解放時報撰寫評論，在革命斗爭實踐中毛澤東始終高度重視新聞輿論工作。

　　參加活動的青年記者不由得聯想到《農村工作通訊》，是毛澤東同志1956年春天親筆題寫的刊名，同年5月，雜志面向全國公開發行。作為一名新時代的《農村工作通訊》的編輯記者，大家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紛紛表示在當前鄉村振興的熱潮中，為守好擁有六十五年歷史的三農輿論前沿陣地，為三農事業發展鼓與呼，要學習老一代報人的革命精神，真正做到“腳下有泥土，心中有主題”，替農民說話，說農民的話，用實際行動踐行邵飄萍的“報道勞動人民的疾苦和斗爭”。

　　“飄萍一支筆，勝抵十萬軍”

　　東廂房里一張簡單的書桌上，綠色的臺燈似乎仍在閃耀著思想的光芒，筆架上擺放整齊的三支毛筆，不禁讓人遐想其曾寫下多少鏗鏘有力的文章。

　　以筆當槍，抨擊邪惡。1923年2月，京漢鐵路總工會在鄭州舉行成立大會，遭到軍閥吳佩孚的武裝阻撓。為表示抗議，總工會發動了總罷工，一部《京漢工人流血記》，在邵飄萍的全力協助下秘密出版，發行量以萬計，為革命工作雪中送炭。1925年12月，《京報》刊登張學良照片并上書“忠孝兩難之張學良”，對動搖奉系軍心，使郭松齡兵不血刃回師出關，起到很大宣傳促進作用。馮玉祥為此夸贊：“飄萍一支筆，勝抵十萬軍。”

　　“鐵肩辣手”四個字，不只是邵飄萍和報社同仁的共勉，也引起每一位參觀記者的共鳴。“記者”是一個職業，也是一種良心，就是要勇于挖掘真相，敢于說出真話。毛澤東曾講“共產黨是左手拿傳單，右手拿槍彈，才可以打倒敵人的”，這對做好新形勢下的新聞輿論工作，仍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農村工作通訊》作為全國三農領域的權威期刊，要為鄉村振興，為農民增收鼓與呼，要在“保供固安全，振興暢循環”上下功夫，抓好“保供、銜接、禁漁、建設、要害、改革”六個方面工作的宣傳。記者要深入到田間地頭、到新聞現場，傾聽農民所思，所想，所盼。

　　今年是“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編輯部策劃出版了《農村工作通訊·中央一號文件專刊》《農村工作通訊·鄉村振興促進法專刊》等一系列專刊，為鄉村全面振興發揮三農媒體的作用和擔當。

　　“這種錢我不要，槍斃我也不要!”

　　“這種錢槍斃我也不要”幾個大字和一張目光堅定凝望遠方的邵飄萍的老照片，讓編輯部的同志們駐足良久、頷首致敬。

　　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后，《京報》立刻派記者赴現場調查采訪，并發表了題為《世界之空前慘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的檄文，并且副刊連續刊出聲討射殺學生的段祺瑞政府的文章，不到半個月時間，共刊發各種有關慘案的消息、評論、通電、文章二百余篇，對反動軍閥進行了口誅筆伐，沉重打擊了反動當局。為收買邵飄萍，張作霖向他匯款30萬元，邵飄萍將錢如數退回，并氣沖沖地說：“這種錢我不要，槍斃我也不要!”

　　邵飄萍繼續在報紙上抨擊奉系與日本帝國主義勾結，使張作霖對他更加恨之入骨。1926年4月，面對反動軍閥的大肆捕殺，邵飄萍絕不屈服，他說：“我不能跑，我要寫，我要說，死也要講!我舍生取義，死不擇音為人民，無遺憾!”26日凌晨，邵飄萍被押赴天橋東刑場，他向監刑官拱手說道：“諸位免送。”后仰天大笑，從容就義，年僅40歲。

　　邵飄萍一生秉筆直書，視錢財如糞土，他在《京報》創刊詞中寫道“必使政府聽命于正當民意之前，是即本報之所作為也!”

　　記者是黨和人民的喉舌，要勇于喊出正當民意。編輯部青年同志表示，作為一名三農記者，生逢這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節點，要傳承紅色報刊的精神，樹立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要以服務三農事業為己任，講原則有底線，不為利益所動，始終堅守公平、公正的原則，高舉旗幟、引領導向，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團結人民、鼓舞士氣，澄清謬誤、明辨是非。在推進全面振興、實現共同富裕上，《農村工作通訊》要勇立潮頭，寫出一篇篇有高度、有溫度、有銳度的新聞佳作，貢獻我們的力量。

　　銘記歷史，當思紅色江山來之不易;續寫歷史，勿負新聞前輩殷切期盼。毛澤東曾說，我們共產黨打天下，靠的是“兩桿子”，一個是槍桿子，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一個是筆桿子，靠宣傳。當今時代，農業、農村、農民正處在一個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農村工作通訊》要積極發揮自身優勢，主動適應媒體格局和輿論生態的新變化，堅持辦刊宗旨，牢記職責和使命，扎根田間地頭，以導向為靈魂，以真實為生命，以農民為中心，發揮眼力、腦力、腳力、筆力，打造三農改革發展的思想庫和農民增收致富的信息源，為三農改革發展提供有力的思想輿論支撐，為農民生產生活提供有用的政策信息服務，為三農事業發展鼓與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