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弟弟家住東至縣張溪鎮聯盟村,他中學畢業后就在家務農,大約干了十五六年后,外出務工至今,過著“正月出門臘月歸,城市鄉村兩頭跑”的日子。前年我回老家過春節,弟弟把他無意間保存下來的三封有關農村稅費改革的信給了我,他知道我從事“三農”新聞工作,或許感興趣。
接過這三封信,我端詳了良久。
時間并不久遠,三封信的外觀卻已有些發黃或輕微的破損,但內容清晰如初,像三個特寫鏡頭,顯現了安徽農村稅費改革鏗鏘前行的堅實步履。
這三封信分別是:2000年4月26日,安徽省農村稅費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印發的《致全省廣大農民群眾的一封信》;2002年6月,安徽省農村稅費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安徽省農民負擔監督管理領導小組辦公室、安徽省涉農案件查處辦公室聯合印發的《致全省農民朋友的一封信》;2004年4月1日,安徽省財政廳印發的《致全省農民一封信》?;仨鴼v史,進入20世紀90年代,我國的農民負擔越來越重,農村社會矛盾也越來越多。農民負擔主要由兩大塊內容組成,一塊是國家稅收,包括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等;一塊是“三提五統”。“三提”是指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五統”是指教育附加費、計劃生育費、民兵訓練費、民政優撫費、鄉村道路建設費,俗稱“村提留鄉統籌”,主要給村里和鄉鎮使用。而實際上,面向農民的收費遠不止這些,各種集資、攤派、罰款,名目繁多。對此老百姓這樣形容:“頭稅輕、二稅重、三稅是個無底洞。”
那個時候,我父母加上我弟弟一家三口,共有5.5畝田地,其中水田3畝、崗地2.5畝。種植的作物以水稻、油菜、棉花、山芋為主。“風調雨順的話,一年辛苦下來,扣除農資投入,只能掙一千多塊錢。”弟弟說,就這點收入,農業稅和“三提五統”一年要繳380元左右。
他無意間保存的一張《東至縣農業稅代金納稅收據》和一張《白笏鄉人民政府農民承擔村提留鄉統籌費限期繳納通知書》顯示,1999年他繳納農業稅和村提留鄉統籌費共計372.7元。為尋找一條切實減輕農民負擔、規范農村稅費征收管理的新路子,2000年3月中央決定進行農村稅費改革,并率先在安徽全省進行試點。農村稅費改革是繼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之后,黨中央、國務院為加強農業和保護農民積極性作出的又一項重大決策。
安徽先后印發的這三封信,用簡潔明了的形式和通俗易懂的語言,將稅費改革政策告知農民,讓黨的好政策家喻戶曉。
第一封信中寫道,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取消鄉統籌費,取消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取消屠宰稅,逐步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調整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辦法。
第二封信將農村稅費政策的有關規定細化為八條: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農業稅附加和農業特產稅附加、“一事一議”籌資和“兩工”、初中和小學收費、建房收費、婚姻登記收費、計劃生育收費、水利工程水費、農機監理費,具體又細致,還附上了舉報電話。
第三封信明確宣告,2004年安徽省下調農業稅稅率2.2個百分點,同時全面取消農業稅附加,直接為全省農民減輕稅收負擔14億元。
隨著這項改革有條不紊而又富有成效地推進,安徽省在2005年宣布全省取消農業稅,比全國提前一年終結了在中國存續了2600多年歷史的“皇糧國稅”。
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以農村稅費改革為起點,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惠農強農政策不斷提標擴面。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通過持續深化農村改革,把資源、要素、資金更多地向農村投入,著力建立一個城鄉融合的體制機制,為農業農村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
相關數據顯示,“十三五”時期,安徽累計發放惠農補貼資金1616.5億元,比“十二五”增加600.9億元,增幅達59.2%。其中,2020年發放惠農補貼資金386.4億元,比上年增加29.3億元,增幅為8.2%,創歷史新高,惠及全省1400多萬農戶,3200萬鄉村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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