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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的重點，是解決農村一切問題的前提。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城市化進程的逐步深入，城市與鄉村二元結構下的資源配給不平衡問題被逐漸放大，以傳統農業為基礎的鄉村產業發展長期處于弱勢地位，長三角區域因為城市群的發達體現得尤為明顯，在產業結構、土地爭利等方面存在諸多問題。當鄉村振興事業興起、大量資本與生產要素流向鄉村，如新型服務業等雨后春筍般產生的新業態、新行當給鄉村區域帶來巨大利益時，并不意味著人們應當將更多的精力完全投注于非農產業方面，而是仍然該將目光聚焦于以“農”為主的鄉村產業之上。

　　長三角核心地區的鄉村區域響應國家號召，積極實行振興鄉村、發展產業的系列舉措，取得了一定成效。浙江省“新時代美麗鄉村”、江蘇省“特色田園鄉村”以及上海市的“鄉村振興示范村”建設工作都在全國產生了較好的影響。一些促進農業特色產業發展的具體辦法值得借鑒。上海市青浦區緊抓“文旅健康特色產業”的發展目標，探索農旅、農商結合途徑，充分認識到農旅、文旅產業包裝不夠、挖掘不夠、展現不夠的缺陷，將結合古文化與水文化兩項區域優勢文化資源，走“基礎產業支持強化、文化元素深挖內涵”的產業發展路徑。浙江省嘉興市落實長三角一體化規劃戰略目標時堅決執行區域藍綠空間占比控制，嚴格保護生態基底;市級范圍內大力推行的“農業產業經濟開發區”做法較為高效，通過引進國內外龍頭企業帶入大量農業產業資金、高質量生產方式以及先進技術，使區域億元項目數量大幅攀升，吸引人才返鄉，形成良性循環;針對不可預見性較高的農業項目，從市級以及地方的建設用地和空間指標中各專門劃撥5%用于支持農業產業發展，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點狀供地問題。江蘇省蘇州市延續了其一貫對于古城、古村落的科學保護風格，對鄉村進行了五個方向的精確分類與精準定位，分別施行差異化特色產業發展模式打造;同時奉行“以龍頭項目帶動區域發展”的理念，引進大型產業項目，打通了部門合作通道為之保駕護航，文旅局、自規局和農業農村局聯合起來，每年專項劃撥出5%的建設用地，對通過“三司會審”的項目進行保駕護航。

　　調研中發現的問題

　　鄉村主體功能退化。在鄉村振興過程中，充斥著商業價值、物欲主義、享樂主義和消費主義，一些地方農業正在變成資本逐利的工具，尤其在發達地區，原住民逐漸成為鄉村項目的“花瓶”，農村正逐步演變為城市有錢人的天堂。新時代的“地主”正在誕生，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許多鄉村原住民的房屋被轉租或者出借給城市有錢人，鄉居成為別墅、民宿、酒莊等高端旅游型設施。原住民則被就近安置，村民可以獲得高收入、低投入的利益，許多農民放棄了原本屬于鄉村的農業勞作，轉而成為鄉村的“包租公”。

　　隨著農業、農村、農民受到外來資本的影響，鄉村文化也在逐漸失去其原始的魅力。當追求富裕成為農民壓倒一切的目標時，鄉村社會的文化價值體系自然會受到經濟利益的劇烈沖擊。在外來城市文化的長期熏陶中，鄉村文化也會逐漸失去文化培育的自主性和獨立性，農民的文化自信和話語體系逐漸喪失，從而削弱了文化認同的基礎。世世代代在農村生活、生產的農民的文化符號、文化理念、思維模式和行為規范則由于受城市文化的侵蝕，追隨城市化發展的道路，最終失去鄉村自身的文化魅力與個性，鄉愁不在。

　　鄉村產業中本土企業發展舉步維艱。企業是鄉村振興中不可或缺的主體，但是中小企業在鄉村中的生存環境堪憂。我國鄉村中小企業的主要特點為數量眾多，據統計，截至2018年底，我國有將近37萬家小中企業分布在鄉鎮。但是其中大多企業產品層次低、技術水平落后、市場服務缺乏、創新能力弱，目標定位不準確。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完成項目化、運動式的鄉村振興任務，只能找“有實力”的企業，對農村的中小企業并無幫扶措施，甚至為引入的大企業“讓路”。在這種情勢下，鄉村振興實際上成為這些特定大企業發展的工具，而非真正造福農民的國家戰略。

　　鄉村振興需要資金和人力資源。缺少資金和空心化是鄉村目前的常態，城市對年輕人的吸引力使得大部分鄉村缺少人力、物力、財力。據統計，2019年農村常住人口為5.52億人，比2015年減少了5184萬人，并處于連年下降的趨勢。與此同時，鄉村人口結構正在發生變化，大量的老人和婦女成為鄉村建設者。鄉村土地成為鄉村主要的財富，也成為城市企業遷移的最好地點。大企業入駐看似成為農村吸引資本、提升土地價值、增加農民收入的“互利共贏”的方式，但是對原本就不成氣候的農村中小企業的發展環境來說是雪上加霜，鄉村的許多產業從本質上已脫離了農村。

　　鄉村建設下的可持續發展需要持續加強。一些鄉村振興示范村中建設了大量的民宿、文創產業園、高級餐館、高檔景觀，忽視鄉村對其養護、運營的能力，造成了美麗的鄉村景觀難以維護，反而給當地村級財政增加負擔。真正的農民是種莊稼的，不是“養盆景”的，鄉村振興不應脫離實際，不應花巨資造景觀，要把更多的利益留給農民。要讓土地產莊稼，讓農民富裕，要避免鄉村設施和景觀為應付驗收考察而成為擺設，杜絕過度宣傳和包裝，以及高昂的設施維護費用。

　　農村人口減少、農業土地減少、農民文化程度減弱。是目前鄉村振興中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尤其是發達地區的鄉村，農業和農民的生存空間逐漸被壓縮，以上海為例，2019年上海第一產業總值為103.88億元，占總產值的0.27%，比去年降低了0.8%。相對于工業、服務業來說，上海的農村所貢獻的GDP占比較少，造成了管理者對鄉村的忽視。在其余長江中下游地區或多或少存在此類情況。在城市用地不足、人口膨脹的背景下，如何確保農業健康發展、農村保持原鄉、農民熱愛正業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相關意見建議

　　規劃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生態綠色農業經濟特區。在現有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示范區執委會的管理體系以及推動區域一體化發展的已出臺相關文件體系基礎上，從發展引領全國、起示范帶頭作用的現代化綠色產業經濟角度出發，爭取跨越區域行政壁壘設立長三角一體化生態綠色農業經濟特區，對區域內的地方發展情況、產業分布、資源條件等進行系統性梳理與調研，加強地方聯系，因地制宜地制訂以“農”為主的特色綠色產業發展專項規劃，并配給操作指南、實施辦法等執行性政策文件，在一定程度上跳出現有政策體系，保證區域特色產業的快速集中發展。

　　設立對應管理機構，健全運營管理及監督機制。建議在設立生態綠色農業經濟特區的基礎上，設置與之相對應的專門管理機構，任職人員可考慮視選址從相應省市借調或增招，借鑒一體化示范區執委會的運作管理模式，但需要向經濟特區的發展模式經驗方面有所側重，針對性制訂綠色產業專項發展政策并建立推行體系。同時可借鑒部分已有經驗，建設新的多部門合作與審批機制，例如對合規的鄉村農業產業可以實行上文所提及的土地激勵措施。

　　合作建立專項研究機構，完善產業評價與技術開發體系。與長三角核心區域的相關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在區域內設立圍繞生態綠色產業發展主題的專項研究機構，同時增設相應的對接科研機構，在短期內爭取研究制訂出以“生態綠色”為關鍵詞的指標化產業評價體系，用于衡量長三角核心區域內產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科學程度，輔之以相應的基于農業基礎的專項產業技術研發工作，確立上海市在長三角一體化進程中的生態綠色產業發展優勢。

　　推行“村莊產業分類+典型案例評選+共贏項目推廣”的發展路徑。對現有村落體系進行進一步梳理，根據基礎條件與產業發展方向的不同進行類別劃分，制定產業發展專項規劃。對既有成功案例進行總結與典型樹立，嚴格篩選并結合可復制性推廣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舍棄對本地未來發展不一定能帶來實質性好處的“飛地經濟”，以圍繞鄉村農業產業基礎、積極探索多業態融合發展的龍頭項目帶動鄉村區域產業發展。

　　切實踐行“農”字優先的鄉村振興發展模式。在實施上述建議措施時，需要注意：一是一定要集約、節約鄉村用地，保護和留住農村的土地等資源性資產，尤其要留住農村的集體建設用地，這是完善農村基本配套、實現城鄉均等化發展的根本條件;二是重點扶持村集體經濟組織，使之成為鄉村振興的主力軍，而不是通過大量引入社會資本和外來資本，擠占農村自身的發展空間，把村集體經濟組織邊緣化;三是慎用“模式化”的手段來促進農村產業興旺，例如發展民宿不能是讓農民騰出房子成為地主，而是要在將城市文明傳播向鄉村時讓農民真正成為參與者、受益者。

　　文化與產業是鄉村振興的靈魂支柱和經濟基礎，鄉村產業發展應以保留鄉村文化的原真性和鄉村產業的地域性為前提，堅持因地制宜。目前，鄉村產業處于從傳統農業向創意農業、農產品加工業、工業、服務業、旅游業轉型升級中，并為各地鄉村帶來了豐厚的產能經濟。但眾多鄉村的文化和產業發展面臨鄉村主體功能退化、鄉村中小企業發展舉步維艱等困境，使得一些地方的鄉村建設和產業發展出現脫離鄉村、不可持續等問題，這不利于解決“三農”問題。鄉村發展應以農業為基礎，以文化為營養，以市場為導向，突出環境友好，立足示范區資源稟賦、生態條件和環境容量，調整優化農業結構和區域布局，合理有效地將鄉村資源轉化為產能經濟，達到真正的鄉村振興。

　　(作者周之澄系東華大學服裝與藝術設計學院環境設計系講師;張羽清系上海交通大學設計學院博士研究生;周武忠系上海交通大學創新設計中心主任、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