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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已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三農工作轉入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新階段。治理有效是鄉村振興的重要保障，因此，當前和今后時期應當重點抓好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工作。當前，我國鄉村治理的進展及效果如何?下一步如何完善提升?近期，筆者通過調研，梳理了目前我國鄉村治理的典型做法及其經驗，現將有關情況整理如下。

　　村民議事參與型

　　鄉村治理的核心是村民自治，因此，村民議事參與型模式的特點就是要注重發揮村民的主體作用，通過民主協商、村民評議、座談會等多樣化的村民自治形式調動廣大村民參與村莊事務的積極性，為村莊建設發展建言獻策。這是鄉村治理中較為普遍的一類模式。

　　此類模式較適用于村社內各成員關系較為緊密、治理主體較多、村社干部有相當號召性、村民有較強村社認同感和歸屬感的鄉村。也適用于一些內部矛盾較多、社會問題復雜多樣的鄉村。總體而言，此類模式的適用性范圍較廣，推廣價值也較高，且治理成本相對較低，但可能并不適用于一些留守老人、婦女及兒童較多的“空心化”鄉村。

　　目前此類模式仍主要以線下治理為主，未來可朝著數字化方向轉型，通過打造鄉村虛擬公共空間，重建鄉村內生秩序。例如，可以利用數字化技術和手段設置村民在線議事模塊，將“脫嵌”在外的村民、鄉賢等主體聚攏起來，突破時空交流局限，通過討論村莊公共議題，共建村規民約等方式，呈現鄉村內生話語，以虛擬“共同在場”培育共同體意識，增強村民社會關聯，再造鄉村共同體。

　　鄉土文化引導型

　　鄉土文化引導型的特點是結合鄉村當地傳統文化，通過建設文化禮堂、打造文化綜合體、傳遞道德正能量等方式，充分挖掘地域文化資源，融合道德教化與鄉村治理，引導群眾崇德向善。文化是鄉村治理的堅實基礎和價值支撐，在鄉村治理中，傳統文化能夠培養村民道德意識、指導村民道德實踐，規約著村民行為動機、行為過程，用潛移默化的方式推動著鄉村治理。

　　此類模式較適用于傳統文化資源豐富的鄉村，倡導德治為先，以德化民、以德潤村。而此類模式的局限性也在于僅靠德治帶動鄉村治理可能過于單一。德治固然重要，但在傳統性逐漸消弭的鄉村社會如何充分發揮德治優勢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面臨現代化的沖擊，此類模式在現實中的鄉村治理較少真正發揮該有的作用。未來，此類模式應繼續重視優秀鄉土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將其真正融入鄉村治理工作中，同時積極構建新型鄉村文化體系，倡導新鄉賢文化，持續推進鄉村德治。同時，德治功能的發揮需要結合其他治理方式，共同推進鄉村治理。

　　多元主體帶動型

　　多元主體帶動型模式的特點在于鄉村治理主體是多元化的，不僅僅是政府，還包括村民、鄉賢、企業、社會組織等，彼此形成交織相依的組織網絡結構，在共同利益和利益分歧并存的情況下，以互動協商的方式達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最終實現鄉村善治。

　　此類模式對治理主體的關注不再局限于村民，進一步擴大了治理主體的范圍。可供一些內部異質性明顯的鄉村學習和效仿，可以著重發揮某一類群體的力量，甚至可以引入外部力量參與鄉村治理。當然，此類模式可能并不適用于同質性較強的鄉村以及“空心化”明顯的鄉村。此外，在該類模式下，更應該注重協調不同主體之間的矛盾利益，增強社會共識，才能更好地凝聚組織合力。

　　未來，此類模式應向深化合作治理，從鄉村公共利益的原點出發，在維護和增進鄉村公共利益的共同目標下，開展廣泛合作，協同推進鄉村治理轉型升級。因此，此類模式應該廣泛納入各類主體，廣泛吸收民意，有效避免利益分配失衡，同時建立健全協同治理機制，注重各個主體在行動上的協調、配合。

　　數智應用管服型

　　數智應用管服型模式是在數字化轉型中出現的新生事物，以強大的技術賦能優勢為鄉村治理帶來顯著效能。此類模式的特點是通過搭建數字治理平臺、構建數據資源底座、營造數字應用場景，甚至構建鄉村數字孿生系統，以此動態掌握鄉村社會運行態勢，同時有效激活村民的主體性和參與積極性。

　　此類模式適用于一些經濟實力較強或者是對社會綜治有較強需求的鄉村。對于一些經濟實力一般、治理需求一般的鄉村可以采用類似“鄉村釘”的數字應用平臺，投入相對較少，且能很好地滿足日常鄉村治理的需要。而對于一些城郊結合部的鄉鎮(街道)，應用綜合性的智能大屏能有效緩解轄區內社會綜治壓力，實現對流動人口、交通秩序等方面的精準管控。在當前社會各行各業數字化轉型的趨勢下，數智應用管服型將成為未來鄉村治理的主導發展模式。當然，是否適合數字化治理轉型，仍應結合各個鄉村自身情況綜合考慮。

　　目前的鄉村治理數字應用較多偏向于村務管理，功能設置上大同小異，能夠體現村莊特色的應用不多。因此，在鄉村數字治理實踐中，要以數字化思維解決問題，堅持需求導向，主動尋找鄉村治理痛點、堵點和難點，找準小切口構建大場景，因地制宜拓展鄉村特色數字應用場景。同時，需要注意的是，各地在打造鄉村治理特色數字應用場景時，要堅持綜合集成創新，盡量減少低效投入和不必要的投入，全力梳理打造一批可看、可用、可復制、可推廣的多跨應用場景，同時也要防止各基層政府機構“各自為政”“自成體系”，再造“數據孤島”。

　　便民代辦服務型

　　便民代辦服務型模式將鄉村治理聚焦于公共服務，通過村干部代跑、志愿者隊伍代辦等形式為村民提供多樣化的政務服務和民生服務，將服務理念滲透在村民日常生產生活中。此類模式不僅滿足大部分群體的需求，還關注特殊群體的需求，而且也日益由線下服務走向線上服務。

　　此類模式適用于一些地理位置較為偏遠的山區鄉村。村民對公共服務需求較多，但囿于交通閉塞，來回鎮上辦理政務不便，村莊的代辦服務便能夠為村民節省時間和精力。此類模式還適用于一些信訪矛盾較為突出的鄉村，通過村干部深入了解實際情況，可以有效解決信訪問題，緩和干群關系。

　　其實，此類模式在鄉村治理中是較為常見的，最基本的做法就是組建志愿者隊伍，建立特殊群體專項檔案，為留守老人、殘疾人等特殊群體提供日常生活服務，以及組織志愿者隊伍自發參加村莊環境整治、義務巡邏、疫情防控等活動。

　　未來，在鄉村數字治理中，此類模式可以實現線上線下互通，進行服務轉型升級，打造更多的服務應用場景。

　　積分評價管理型

　　此類模式最大的特點就是將村民日常行為、村規民約等鄉村治理相關事項量化為積分指標，通過民主程序制定積分評價辦法，運用該辦法對相關主體行為進行評價并形成積分，并根據積分給予相應的精神鼓勵、物質獎勵或者行為約束。積分制主要運用在村規民約落實、人居環境整治、文明創建、社會綜治等領域。積分細則、類型、評議方式是多樣化的，根據每個鄉村實際情況制定。

　　此類模式適用性范圍較廣，且對于提高村民的村治熱情有很大的積極作用，在適用性條件上沒有特別嚴格的要求，但對于實施過程中積分細則的制定以及哪些活動、場景納入積分管理體系，是一項較為復雜的工程。從目前各地的積分制情況來看，一般是村莊制定細則，對照村民行為進行評分，或村民互評，或基層干部打分。究竟何種評議方式更合理需要結合村莊的實際情況加以判定。

　　在持續推進此類模式上，一要讓農民群眾成為積分制的評價主體;二要圍繞鄉村治理的重點任務和突出問題創新積分管理內容;三要多方面拓展積分應用場景，可將積分結果用于實物兌換、物質獎勵、優惠貸款、客流引流等多場景;四要順應數字化轉型趨勢，充分運用數字化手段優化完善日常管理。

　　產業融合互促型

　　鄉村產業發展與治理主體、土地、制度、黨建等治理要素密不可分，鄉村產業和鄉村治理兩者之間有著緊密互促的邏輯關系。此類模式的特點是通過鄉村治理促進當地鄉村產業融合發展，同時產業融合又進一步助推鄉村治理體系的建構。

　　此類模式適用于一些產業基礎相對較好的鄉村，產業基礎相對較好、資源稟賦充足的鄉村，可以帶動村莊產業發展。較為普遍的是利用當地自然資源，整合村莊土地資源，大力發展旅游業，通過農旅結合、文旅結合為鄉村帶來經濟效益。一些地理位置相對偏僻但環境優美且鄉村治理氛圍良好的鄉村適合此類模式，可以通過發動一部分村治能人帶動全村，形成“治理+產業”的雙向融合發展。然而，因為區域資源和要素優勢是鄉村產業發展的基礎，所以此類模式可能不太適合一些資源較為匱乏的鄉村。此類模式的持續和完善關鍵是發揮鄉村內生活力，無論是產業發展還是鄉村治理，均應堅持農民的主體地位。

　　在這一模式持續推進的過程中，每個鄉村要因地制宜，充分利用鄉村資源稟賦，重點打造特色產業，進一步推進農文旅商融合，增強鄉村的吸引力和發展潛力。在此類鄉村的治理工作中，應圍繞特色產業發展，充分尊重當地村民意愿，堅持做到各項事務民主協商，集體表決村莊事務。

　　城鄉融合推動型

　　城鄉融合發展是未來城鄉發展的必然趨勢。此類模式通過鄉村治理推動城鄉融合，主要是針對一些地處城郊接合部的鄉村。此類鄉村最大的特點是鄉村社會異質性明顯、流動人口多、社會綜治壓力大，各方面的管理和服務需求日益增加，鄉村治理的目標也是更多地朝著城鎮化的方向發展。

　　此類模式通過數字賦能的方式能夠更高效地應對社會綜治問題，促進鄉村與城市的融合，在緊抓社會綜治的同時，也能為不同類型的群體提供多樣化的公共服務，加速城鄉融合。

　　運用此模式需要注意的是線下治理隊伍的建設。線上治理始終要以線下治理作為支撐，如果沒有網格員、志愿者等主體的線下管理，很難真正實現城鄉融合。

　　片區聯動共富型

　　片區聯動共富型是一種結合當下政策熱點的基層創新模式。不同村社、區域從現實需要出發相互協調，對資源開發利用和其他事項統一謀劃，打破原有村際協同發展隔閡，有效整合資源和要素，實現片區一體化高質量發展和跨區域的鄉村社會治理，走向片區共同富裕。這是一類更具內生活力的一體化發展模式，也更有利于城鄉協調發展。

　　此類模式作為一種基層創新，并不涉及復雜的體制機制調整，在推動區域整體發展的同時，又能合理分配資源，具有推廣價值，比較適合村莊直接有密切聯系的區域。在此類模式中，關鍵是政府要牽頭進行統籌規劃、合理配置資源。此類模式雖然并不適用于所有鄉村，但卻是未來很多鄉村發展的方向。但是，在推廣此類模式時應當因地制宜地考察村際的資源互補性和產業需求等現實因素。

　　在此類模式推進過程中，在片區聯動發展中處于優勢地位的“強村”需要在組織協調、政策制定、資源整合、產業扶持、財政投入等方面發揮更多的引領示范作用，以帶動其他村莊協調發展。同時，片區聯動發展應成立片區聯合黨委，統籌協作聯動共治，推動聯動村莊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同步發展。在鄉村治理中要完善相關議事決策機制，以片區公共利益為重，堅持共議、共辦、共商、共解，有效協調解決片區重大問題、統籌發展事務。

　　鄉村治理是一項復雜而龐大的系統工程，不僅要考慮鄉村的政治、經濟、技術等硬因素，也要兼顧風俗文化、生活方式、心理情感等諸多軟因素。因此，各地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工作要區別不同情況，科學準確地把握各地鄉村的多樣性，堅持“因地制宜、分類推進”，不搞“一刀切”。要注意把握好建設力度、推進速度與財力承受度及村民接受度的關系，要堅持循序漸進，鼓勵各地積極探索鄉村治理的有效路徑，總結經驗，逐步推開。

　　(作者單位：徐旭初，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教授、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法學院教授;吳彬，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法學院講師;金建東，浙江經貿職業技術學院工商管理系講師;董維倩，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