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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業振興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核心要素，也是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舉措。2021年8月27日，全國推進種業振興電視電話會議在京召開，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強調，要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按照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全面實施種業振興行動，不折不扣完成各項目標任務，堅決打好種業翻身仗，牢牢掌握國家糧食安全和農業現代化主動權。水產種業作為國家種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漁業綠色高質量發展發揮著基礎性、先導性和戰略性作用。據不完全統計，我國水產養殖用種約有360多個，其中：國內種289個，引進種76個;人工培育種236個。現有水產種業企業1.9萬余家，年提供苗種6萬億尾(粒)以上，產值743億元，為滿足人民群眾對優質水產品消費需求、提高農民和農村經濟收入、實現鄉村振興提供了有力保障。

　　創新進展

　　育種技術有新突破。水產遺傳育種學科揭示了水產生物遺傳變異的本質和規律，在提高水產品產量和質量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育種創新是水產種業發展的關鍵要素，也是水產種業及養殖業健康發展的第一動力。我國是世界最早開展選擇育種技術研究的國家之一，20世紀70年代初就建立了專門從事魚類遺傳育種的研究室。經過50年的發展，我國水產遺傳育種科技綜合實力在國際上處于先進水平。近10年來，我國水產遺傳育種新理論、新技術和新方法不斷涌現，水產育種技術已從傳統的選擇育種、雜交育種，逐漸向傳統育種與現代分子輔助及基因組選擇育種技術相結合的方向發展。

　　一是種質資源鑒定評價與保存技術不斷創新。一些重要養殖物種已建立種質鑒定技術，建立和完善了細胞、精子、胚胎三個層次的魚類種質保存技術體系，開展了水生動物胚胎冷凍保存技術研究;開發了配子體超低溫冷凍等藻類種質保存新技術;實現181種魚類精子冷凍保存。

　　二是傳統育種技術日趨完善。利用雜種優勢，通過種內、種間及遠緣雜交技術，培育了一批具有生長速度快、抗逆性強的新品種;利用細胞工程技術、倍性育種技術和性控技術，培育了一批具有單性率高、生長速度快、適應性強和成活率高的新品種。

　　三是傳統育種技術與現代技術深度融合。基于BLUP遺傳評估，融合數量遺傳學、生物統計學和計算機技術創立的“水產動物多性狀復合育種技術”，培育了中國對蝦、羅氏沼蝦、斑點叉尾鮰等新品種;針對不同目標性狀，開發了大量連鎖遺傳標記與數量性狀位點(QTL)，與傳統育種技術深度融合，提高了育種的精準和高效。

　　四是生物育種技術逐步成熟。建立全基因組選擇育種新平臺，可快速準確評估全基因組育種值;近年來，對基因組定點修飾的基因組編輯技術在羅非魚、半滑舌鰨、團頭魴、鯽和脊尾白蝦等種類上開始探索研究。

　　品種培育有新進展。截至目前，通過全國水產原種和良種審定委員會審定并經農業農村部公告的水產新品種266個，其中：自主培育236個，包括152個選育品種、73個雜交種和11個其他品種，涵蓋我國主要養殖的魚、蝦蟹、貝、藻及其他種類;按照大類可分為：淡水魚類98種，海水魚類16種，蝦類27種，蟹類9種，貝類49種，藻類23種，龜鱉類4種以及棘皮類10種。大部分新品種培育綜合應用了多項遺傳育種技術，并且這一趨勢在近年品種培育中愈發明顯。

　　同時可以看到，在鯉鯽、鰱鳙等重要保供水產品中，培育了一大批新品種，鯉鯽良種覆蓋率達100%，性成熟年齡較長的鰱鳙新品種也獲得突破，大大提高了養殖效率，為豐富百姓菜籃子作出了重要貢獻;在凡納濱對蝦、羅氏沼蝦、大口黑鱸、斑點叉尾鮰、虹鱒等核心種源不在國內的養殖種中，成功培育了一批水產新品種，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對引進種的依賴，同時也為其他引進種的品種培育探索了路徑、提供了借鑒。

　　聯合育種步入新階段。借鑒挪威(大西洋鮭)、美國(凡納濱對蝦、虹鱒)、國際水生生物資源管理中心(ICLARM，吉富羅非魚)等商業化育種成功經驗，2004年全國水產技術推廣總站聯合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黃海水產研究所引進挪威水產動物大規模家系育種(基于BLUP評估)技術，以中國對蝦為對象，經研究試驗、消化吸收與再創新，建立了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水產動物多性狀復合育種技術。2007年以來，在農業農村部漁業漁政管理局的指導和支持下，首先建立了斑點叉尾鮰聯合育種機制，同時聯合相關科研單位和種業企業，組織開展羅氏沼蝦、南美白對蝦等重要引進種的聯合育種，帶動越來越多的種業企業加入育種研發行列。

　　一是聯合育種成效顯著。以邦普種業公司牽頭的凡納濱對蝦、浙江南太湖淡水水產種業公司牽頭的羅氏沼蝦、江蘇省淡水水產研究所牽頭的斑點叉尾鮰等聯合育種取得成果較為顯著。邦普種業科技有限公司累計引進對蝦種源165個批次，以此為基礎構建家系300余個，目前每年優質種蝦供應能力達8萬對;浙江南太湖淡水水產種業有限公司培育的多品種(品系)羅氏沼蝦市場占有率已達60%;江蘇淡水所等單位聯合研發斑點叉尾鮰“江豐1號”市場占有率約為30%。這些成效助力產業逐步擺脫對引進種的依賴，取得了顯著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二是激發企業自主育種的積極性。隨著羅氏沼蝦、斑點叉尾鮰及凡納濱對蝦聯合育種的持續推進，初步顯現出商業化育種的優勢和成效，帶動越來越多的水產企業開始重視育種并積極投身到種業創新中，如廣東海大集團、通威集團、湛江恒興集團等國內水產飼料頭部企業紛紛建立種業企業或擴大育種板塊，引進國內外高端人才，進軍育種創新領域。在2022年農業農村部公告的26個水產新品種中，企業參與培育20個品種，參與率超過75%。

　　發展短板

　　當前我國水產養殖用種總體有保障、風險可管控，但表現出“三個并存”的特點，即本土種質資源豐富與創新利用效率不高并存，科研育種人員多與產出轉化效率不高并存，種業企業發展快與核心競爭力不強并存。這三個特點也反映出我國水產種業創新存在的三大問題，即先進育種技術應用不足、水產養殖良種化水平不高、商業化育種體系尚未建立。

　　先進育種技術應用不足。雖然我國水產新品種數量逐年攀升，育種熱情持續走高，但存在傳統育種技術為主、先進育種技術應用不足的問題。在近70%的選育種、45%的雜交種培育過程中，應用單一育種技術如群體選育、雜交育種技術多，通常是通過增加育種世代、擴大育種規模等手段提升育種效果，育種效率較低、成本較高。集成多種育種技術培育新品種的占比約為35%，其中應用雌核生殖、全基因組選育、BLUP遺傳評估選育、分子標記輔助育種以及性別控制等技術培育新品種僅占全部新品種的22%。水產育種理論方法創新及技術水平亟待提升。

　　主要養殖種類良種化水平不高。我國審定的水產新品種覆蓋了大部分水產養殖用種，但在部分領域還存在育種滯后、品種數量無法滿足產業需求的現象。例如，位居蝦類養殖產量首位的克氏原螯蝦(小龍蝦)、位居海水魚類產量第二位的花鱸均沒有新品種;占據全部水產養殖產量半壁江山的“四大家魚”僅有三個新品種，與其產業規模嚴重不符。新品種培育滯后，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水產養殖業高質量發展。據不完全統計，我國水產養殖遺傳改良率約52.8%，良種對養殖產量的貢獻率不足30%，無論是從品種數量上還是分布上看，我國水產養殖良種化水平亟待提升。

　　商業化育種體系尚未建立。我國水產商業化育種起步晚、基礎弱，處于起步階段。一是科研育種與商業化育種的目標不一致。公益性科研單位育種項目考評是以學術評價為主，主要考核指標包括新品種證書、專利、論文與培養人才等;商業化育種則需要在良種擴繁、育苗甚至養殖生產上表現優良，才能獲得期望的利潤，二者價值追求不一致，導致商業化育種先天不足。二是種業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弱。據不完全調查，年均銷售收入超過1000萬元的水產種業企業僅有67家，大部分企業沒有育種研發投入，即使有研發投入的企業，其投入占銷售額之比也很低;236個自主培育的水產新品種中，企業作為第一研發單位的僅有38個，占比16%，自主育種能力不足。三是種業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尚未建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早在1997年開始實施，但國內外都沒有建立動物新品種(知識產權)保護相關制度。因缺乏法律法規保護，加上自我保護能力有限，新品種培育單位，尤其是種業企業面對套牌、剽竊等侵權行為維權困難，嚴重打擊了品種創新的積極性。

　　前景展望

　　推進水產育種技術創新、品種創新、機制創新，本質上是提高種業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推進建立商業化育種體系、實現水產種業可持續發展，為水產養殖業奠定堅實的種源基礎，為百姓餐桌提供更多的優質蛋白。

　　加強聯合攻關，提升育種技術水平。在完成全國首次水產養殖種質資源普查的基礎上，加強種質資源挖掘保存、評價鑒定與利用研究，建立健全種質資源信息利用共享機制;加強水產育種理論方法研究和生物育種技術聯合攻關，實現先進育種技術“0到1”的突破;鼓勵應用先進育種技術開展育種，實現“1到N”的跨越，不斷提升水產種業育種技術水平。

　　加強機制創新，提高育種成果轉化率。一方面，要改革公益性科研項目育種的考核評價指標體系，優化新品種審定技術規范和評價標準，發揮好引導育種方向目標應符合產業發展和市場需求的指揮棒作用;另一方面，要建立科學合理、切實可行的成果利益共享機制，激發科研單位和個人、種業企業對育種創新、成果轉化的內在動力。

　　加強制度創新，強化政策支持和保護。一方面，加強水產苗種質量監管，推動建立優苗優價的市場機制;研究制定《水產新品種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保護育種創新、凈化種業市場;將三倍體育種、遠緣雜交等技術手段應用于知識產權保護中。另一方面，加強政府支持保障力度。借鑒挪威、美國政府建立國家育種計劃的經驗做法，圍繞我國重要保供水產品，從政策、人才、資金等方面支持扶持育種創新，推進我國水產商業化育種體系建立和高質量發展。

　　(作者單位：全國水產技術推廣總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