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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事情已過去一年多，內蒙古自治區扎賚特旗音德爾鎮民勝村的農民喬亞軍還是逢人便說：“要是沒有土地承包仲裁，我的地到現在也要不回來，我可能還在上訪呢。”
喬亞軍曾經是當地有名的上訪戶。2001年村里進行土地調整，因喬亞軍在外打工，村里收回了他的7畝承包地。“我找村里要地，村里說沒有地;打官司吧，法院又不受理，我實在沒辦法才去上訪。”喬亞軍說，“去年聽人說農村土地承包仲裁，我不懂什么叫仲裁，但聽到農村土地四個字，就覺得應該是找對地方了。”他告訴記者，仲裁庭支持了他的請求，裁決書送達后，村里主動找到他，從2010年丈量土地多出來的地塊中補給他7畝地，并簽訂了承包合同，土地承包仲裁幫助他結束了10年信訪路。
爭地熱引發農村社會矛盾
近年來，由各種原因引發的土地承包經營糾紛成為當前農村社會矛盾的焦點。興安盟農牧業經營管理站站長沙磊對記者說，近年來國家一系列惠農政策尤其是農村稅費改革和“一免三補”政策實施后，種地變得有利可圖，一些外出打工、棄耕撂荒、放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民紛紛回來要求承包土地。過去承包后轉包的農民也一改初衷，以其合法承包人的身份，要求實際耕種人讓出土地，由此引發的糾紛案件逐年增多。
“農民之間、農民和村級組織之間，因土地承包發生糾紛，卻找不到一個能夠真正解決問題的地方，村民們頻頻上訪。尤其是2008-2009年，扎賚特旗農民因土地承包糾紛上訪率急劇上升，大多數都是群訪。”扎賚特旗農牧業經營管理站站長、仲裁員劉大昌回憶說，“那幾年信訪工作壓力非常大，感到行政手段在解決農村土地承包糾紛問題上力有不逮。”
找準土地承包矛盾的死結
為什么鄉里和法院解決不了的陳年舊賬，到了土地承包糾紛仲裁委就能迎刃而解?阿榮旗農村經濟經營管理站站長李阜城認為，那是因為土地承包仲裁對事實認定與司法部門對事實認定有差別，土地承包仲裁對事實認定時還要考慮農民實際，把握老百姓的心理。仲裁工作的原則應當是老百姓繼續安居樂業，像法院那樣認定事實和判決，在解決農村土地承包糾紛中是行不通的。
據了解，2010年以前，農村發生土地承包糾紛時，阿榮旗法院因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過于復雜，便以受理依據不充分為由，不受理、不開庭、不審理。鄉鎮調解也因易受多方影響、干擾而疲軟無力。
“農村土地承包糾紛，在當時的體制下，已經變成了‘上訪無路，上告無門，調解無力’的死結。”李阜城說。
“與鄉鎮調解和法院判決相比較，用仲裁的形式解決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有天然的優勢。”聶振奎案件的首席仲裁員張耀程認為，“一是調解仲裁不是司法程序，不像法律那樣不講情面，仲裁工作在不違背公德、不違反當事人利益的前提下，對雙方當事人曉之以理，從親情角度化解矛盾;二是農村土地承包仲裁委有農經站的人員參加，對各種農村土地政策較為熟悉，有利于理清案件的事實真相。”
解開農牧民的心結
在扎賚特旗農村土地承包糾紛仲裁委的辦公室里，記者看到一面錦旗，是一位90多歲的蒙古族老大娘海棠親自送來的。仲裁員額爾德穆圖告訴記者：“其實案件并不復雜，海棠的兒子外出打工，將承包地轉包給他人。只是因為老大娘不會說漢語，文化水平也不高，用政策和法律都說不通。鄉里和法院多次組織調解，由于存在溝通障礙都不成功。海棠90多歲了還在上訪，當地政府很為難。”扎賚特旗仲裁委員會受理了這起案件，額爾德穆圖多次去老大娘家，用蒙語與她拉家常，了解到海棠老大娘的真實想法是年紀大了，想給自己和年幼的孫子找個穩定的收入來源。找到老大娘的心結后，額爾德穆圖心里有了底，在隨后調解中提出承包關系不調整，但承包人每年給老大娘一些補償，雙方都接受了。劉大昌說：“仲裁委成立之初，就考慮到少數民族問題，特意配備了一名會說蒙語的少數民族仲裁員，在拉家常中解決了很多蒙古族農牧民的土地糾紛。”
位于大興安嶺南麓的幾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