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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的湛江，天氣已是異常潮濕悶熱，在外海養殖基地的魚排上，記者見到了黃雄偉。在水產養殖行業摸爬滾打了20余年，黃雄偉現在已是當地水產養殖圈子里小有名氣的養殖大戶。得知記者此次來訪的目的，黃雄偉期許之余，又頗帶些惆悵地表示，相對于傳統的種養大戶，他們顯然有著太多的無奈和委屈。

　　海水養殖風險大，保險公司不愿承保

　　水產養殖一直被認為是高回報的行業，但受氣候及海洋災害的影響非常大，一旦遇到風險，意味著一年的辛苦可能將顆粒無收。20多年來，黃雄偉已經記不清自己遭遇過多少次臺風、疫病的打擊，也算不清自己損失的總額了，唯有他20多歲初涉養殖行業時經歷的那場臺風給他印象最深刻。

　　1995年，一場超強臺風登陸湛江，幾乎是一夜之間，黃雄偉從身家百萬跌落至負債幾百萬，他笑稱自己也是從那時起，知曉了“負資產”這個詞。“干我們這行的，基本就是靠天收。每年都要做好心理準備，遇上臺風、寒潮，只能自認倒霉，沒有保險公司愿意理會我們。”

　　記者查閱了近年來湛江市涉農保險的相關資料，發現其實在2013年，湛江曾試水對蝦養殖保險，但因沒有財政補貼，保險費用需全部由農戶承擔，養殖戶難以承受，最終以失敗告終。

　　而商業保險公司不愿涉足海水養殖保險，也有其充足理由。一位業內人士指出，養殖保險的道德風險高，定損理賠比較困難。“海水養殖的水產品都在海底，定損時需要有專門的技術人員潛到海底勘查，增加了損失評估的難度。”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漁業保險的風險太高，海水養殖保險如果沒有國家政策的支持，任何保險公司都不愿意去做。

　　據其他業內人士介紹，水產養殖屬于農業保險，需要政府扶持，但目前的現狀卻是，在國家財政近百億元的農業保險保費補貼中，并未涵蓋與水產養殖相關的項目。

　　為此，全國人大代表、湛江市市長王中丙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也再次呼吁：沿海地區每年都會遭遇臺風，臺風強大的破壞力往往使農業受損嚴重，然而國家目前只對“水稻險”有補貼，而對水產養殖業、水果種植業等保險險種沒有補貼，而這些險種又非常貴，如果完全由農戶自己承擔，農戶的壓力會非常大。他建議，國家應該完善農業保險政策，例如借鑒水稻險的方式，農戶投保，由政府承擔一部分保險費，降低農戶的損失，這也是抗擊臺風的一種方式。

　　養殖資金需求量大，金融扶持、項目補貼應更精準

　　海水養殖不僅風險大，而且成本高。廣東粵佳飼料公司長期為養殖戶提供飼料及技術服務，采訪中，該公司區域銷售經理告訴記者，一個中小規模的養殖戶每年大概需要投入數百萬元的飼料費用，大規模的養殖戶則需要數千萬資金。海水養殖顯然要比傳統農業的種養成本高了數十倍不止。

　　如此龐大的資金需求量，這些養殖戶們是如何消化的呢?記者在調研中發現，當地養殖戶幾乎都是靠自籌資金或自身積累實現發展。黃雄偉得益于父輩的財富積累，憑借智慧的頭腦在湛江水產養殖市場占有一席之地，而湖光鎮的另一養殖大戶許必榮則是靠從親朋好友那里籌措資金，才得以保證自己養殖事業正常運營。

　　當記者問及遇到資金難題，是否有貸款需求時，幾位養殖大戶不約而同地表示，由于缺乏有效抵押物，他們很難從銀行拿到貸款。即便以自家房屋等資產為抵押，拿到的貸款額度相對于高昂的養殖成本，基本也等同于杯水車薪。

　　幾位養殖大戶還進一步反映，目前有關海水養殖方面的補貼基本很少，近年來，廣東省為改善海水養殖生態環境，科學規劃養殖區域，引導養殖企業及養殖戶從傳統海灣淺水養殖轉向深水網箱養殖，并對其給予一定資金補貼。“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我們這些真正從事養殖的人卻無法享受到，而一些拿了補貼卻不干事的卻大有人在。”

　　養殖戶們反映的這個問題并非只在湛江存在，今年當選為全國十佳農民的海南臨高海豐深海網箱養殖有限公司的黃達靈，在談到近年來臨高深水網箱養殖合作社層出不窮時也曾指出，其實很多合作社根本沒有養殖的實力，甚至有合作社拿到政府資助建造的作業船后直接就賣了，作業船補助錢就這樣流入了個人腰包。由此造成：很多合作社的成立就是為了騙取政策的好處，沒有幾家是想干實事的，但與此同時卻是一些有資金的養殖戶想要養卻苦于缺少扶持。

　　“我們希望國家今后出臺的補貼政策能更加細化、有針對性，”養殖大戶余德藝感慨良深地說，從事海水養殖近30年，他對散戶的生存發展現狀及困難和需要有著深刻的了解，因此，他發自肺腑地呼吁：“最好是能就具體環節進行補貼，扶持對象的確定更加科學，后續的追蹤監管也要跟上，沒有真正貢獻的要堅決取消其資格。這樣政策才能真正發揮激勵幫扶作用，對我們這些養殖散戶才公平。”

　　多為家庭經營，合作意識有待加強

　　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自2007年頒布實施以來，各地農民合作社如雨后春筍般成長起來，已呈遍地開花之勢。而在采訪中，幾位養殖戶對合作社這種經濟組織的認知和態度引起了記者的關注。

　　黃雄偉告訴記者，他與當地一家合作社已有幾年業務往來，對合作社的運作管理模式也比較熟悉，至于自己是否會成立合作社，他則直言不諱：“干我們這行的，風險很大，而且做這行的經過多年經營，大多都有自己的銷售渠道，最需要擔心的就是市場價格波動帶來的風險。合作社雖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這個問題，但進出門檻太低，責任不明確，實在讓人不放心。”為了擴大市場影響力，增強自己的風險抵御能力，黃雄偉與其他幾位股東合作，于今年注冊了一家公司。他說，這種責任明確、紅利共享的合作模式更讓他覺得安心。

　　持此觀點的還有余德藝，這名最初只是沿海的一個普通漁民，“從一條魚一只蝦”養起，最終成為如今行業內人盡皆知、身家過億的養殖老板，同樣憂心地表示，他們并不是沒有考慮過成立合作社，但他們熟悉的幾家合作社的發展現狀很是讓人擔心，合作社這種成員利益聯結機制不夠緊密，責任不夠明確的現狀不改變，他們只能望而卻步。

　　如果說黃雄偉、余德藝的看法代表了一些較大規模養殖戶，而許必榮的觀念和做法更能代表小規模的養殖戶。

　　為了解決生產資金難題，共御自然、市場風險，從2009年開始，許必榮和周邊十幾位養殖大戶經過協商，共同出資入股，組成了一個類似于合作社的養殖聯合體。許必榮介紹說，十幾個股東間實行獨立核算，統一管理。股東間分工明確，根據各自優勢，分擔管理、養殖、銷售等職責，每年年底對當年的成本利潤進行一次結算，并據各自出資額分攤風險，共享紅利。個別股東有困難的話，大家一起幫忙，互幫互助，并沒有嚴格按股份運作。但是，許必榮也表示，這種模式并非適合所有小規模的養殖戶，“中間涉及人情關系，關系好了，大家多少吃點虧占點便宜都可以。”但是對于是否成立合作社，他坦稱，自己了解得并不多，如果在政策扶持上力度較大，或許會考慮采取合作社這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