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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東南飛”，如今“鳳還巢”，返鄉或回鄉創業，正在成為一股潮流。他們或是從城里回鄉創業的農民，或是大學畢業生、退役士兵、農村能人等群體，頭腦中武裝著新知識、新技術、新理念，帶來了資金、項目、產業，和以往的“海歸”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被稱之“城歸”。他們是農村帶頭致富的領頭人，更是新的生產生活方式的推動者，對于許多地方而言，“城歸”現象是一次加速自身發展的機遇，能不能讓“城歸”回得來、留得住、創得成，決定著農村經濟社會嬗變的成色。

　　“城歸”引領“歸雁”經濟

　　2012年初從百度辭職回鄉創業的謝松良，在經歷一番挫折迷茫后，就不自覺地走上了一條農業之路。2016年11月，謝松良與德鮮蔬菜專業合作社共同投資成立了湖北農知鮮農業有限公司。公司實行“訂單農業”模式，與農戶簽訂訂單協議，根據市場價格優先統一收購訂單產品，市場價低于保底價的按保底價收購。目前，農知鮮通過“公司+基地+種植大戶+農戶”模式，帶動發展合作社28家、家庭農場3個、種植大戶13戶，基地遍布湖北荊門及周邊地區，每年吸納周邊農村富余勞動力1500人次。

　　不少“城歸”雖然還是從事糧食蔬菜、苗木花卉以及禽畜水產養殖等傳統產業，但他們已脫離傳統的生產模式，朝標準化、規模化新模式靠攏。

　　2009年返鄉種田的凌繼河就把流轉的1.9萬畝土地分給16個生產隊，每個生產隊確定一個基本產量，除每月領取工資外，年底超額完成產量還可領取獎金。這是他根據自己在外20年經商積累的管理經驗制定的生產模式。今年1月，他的江西綠能農業發展有限公司為90多位種糧農民頒發了308萬元“年終獎”，極大地激發了種糧能手的積極性。此外，公司還通過水稻種植、機械服務、統防統治專業合作社，為周邊地區農民提供土地托管服務，帶動3300多戶農民增收。凌繼河說，這種模式不僅破解了“誰來種田”難題，還推廣了良種，規范化肥和農藥的施放，可以保障食品安全。

　　有著在城市里歷練升華的思維視野，有些城歸返鄉后推行諸如休閑農業、有機農業、民宿經濟等與傳統農業不可同日而語的生產經營方式，成為新產業、新業態的拓荒者。據農業部統計，在返鄉下鄉人員創辦的項目中，有80%以上都是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和產業融合項目，這已經成為農民就業增收的新渠道、新亮點。

　　6年前，簡佳強從福建農林大學園藝學院畢業。畢業那年，簡佳強注冊成立公司并啟動“綠蔓庭休閑山莊項目”，項目位于國家5A級景區云水謠，專門做生態休閑旅游。目前農場有100多畝地，種植了十幾種水果，四季鮮花環繞，還有仿生態貴妃雞養殖、魚塘等。按照簡佳強的規劃，滑草場、卡丁車賽道、土樓民俗體驗區、會議中心、美食城、娛樂中心等也將陸續建成，全部建成后，每天可接待游客1200人次。

　　農業部部長韓長賦指出，幫助支持返鄉下鄉人員創業創新，絕不意味著忽視一般小農戶，要引導返鄉下鄉人員與一般小農戶聯合與合作，不僅自己要富起來，還要帶動更多農民富起來。

　　在江西井岡山南麓的黃坳鄉洪石村，“城歸”黃小華返鄉后擔任了村支書，帶領村民把當地的小河魚、干辣椒、香菇木耳等土特產搬到電商平臺銷售。他還借助電商平臺，組織貧困戶將閑置房屋改建成鄉村旅游民宿點。在2016年4月舉行的井岡山國際杜鵑花節期間，平均每天在民宿點吃住的游客有200余人，給10余戶貧困戶家庭每戶帶來直接收入上千元。

　　鄉村治理問題、村集體經濟空殼化在返鄉創業人員回鄉后也有了一定解決辦法。1955年出生的廖仁旺從上世紀80年代就外出做生意，成為縣里首批富裕起來的農民。在他返鄉前，他的家鄉毛俊村問題成堆：村集體收入無來源、干部報酬無著落、公益事業靠攤派，村民怨聲載道;宗系矛盾、派系矛盾突出。2005年，村里反復聯系他，鎮里的干部也找他，想讓他回村任職。鎮村干部也是看上了他見多識廣，有決斷力、懂法、也會用法的優勢。

　　一番集中治理后，毛俊村被侵占的集體資產陸續收回，幫派組織也全部解散。廖仁旺利用自己這些年闖蕩市場積累的經驗，開始主抓村里經濟發展。如今村集體經濟收入逐年增加，到2016年已超過400萬元。村民增收路子也越來越寬，人均純收入比2005年增加3倍多。

　　“城歸”扎根還需“肥沃土”

　　載夢還鄉，耕耘人生。返鄉下鄉人員在實現自己創業夢想的同時，也給家鄉的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注入了新動力。據不完全統計，到2016年年底，各類返鄉下鄉人員已達700萬，其中農民工480萬。他們被國家寄予厚望。中央多次出臺文件給予支持。2016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支持返鄉下鄉人員創業創新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意見》，進一步細化和完善扶持政策措施，鼓勵和支持返鄉下鄉人員創業創新。今年的中央1號文件和《政府工作報告》將支持返鄉下鄉人員創業創新擺到重要位置。輿論普遍認為國家實實在在給返鄉下鄉人員送出了政策大禮包，將掀起新一輪返鄉下鄉創業創新浪潮。

　　各地也都在主動適應這一趨勢，“請老鄉、回故鄉、建家鄉”已成一種共識。很多地方開辟了“綠色通道”，簡化行政審批流程，提供財政補助、土地優惠、貸款貼息、融資擔保等優惠政策，這種“洼地效應”對“城歸”現象的出現，發揮了極大的助推作用。

　　眾多的優惠政策也讓返鄉創業者回家的決心更大了。2015年，當聽到家鄉鎮政府要建設一個返鄉種植創業園，沃長輝當即決定返鄉創業，在大棚內種植多肉植物。在沃長輝的帶動下，當地不少人都養起了多肉植物。

　　但要引導發揮“城歸”作用，鄉情只是一根線，一頭是城歸，另一頭還要更多人一起來牽。返鄉創業，尤其是農業領域，投資大、見效慢，特別需要當地及鄰近村民支持配合。

　　天津薊州農村電商平臺“鄉村之家”負責人穆艷雙對此深有感觸。農民缺乏市場經濟規則意識，對她創業形成了一定阻礙。她介紹說，農業銀行曾希望在其平臺上開設鄉村游版塊，用戶通過農行卡預訂支付農家院住宿，可享受優惠，但是平臺不敢與銀行合作。原因是不少農家院主若遇到有游客現場加價，便不顧線上預訂就把房間租出去，“這樣會影響整個平臺的信譽”。

　　此外，在爭取財政項目資金上一些創業者也遇到了一些障礙。湖北一位“城歸”就遇到了這樣的苦惱。他家鄉所在的村還有近300戶貧困戶，結合當地氣候、土壤條件，發展大棚蔬菜與特色農產品種植，可幫助鄉親們脫貧，也是他回鄉的主要原因。投入300萬元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后，項目資金鏈吃緊，他找到村集體與鄉鎮政府，希望能通過產業扶貧方式，爭取部分資金。結果卻被拒絕，原因是扶貧資金只能用在異地搬遷、光伏發電、村莊美化中。他說：“前兩項我都沒意見，但大量扶貧資金花在農房墻面改造，而我們這些能夠為貧困戶提供就業崗位的項目卻無法申請，讓人很惱火。”他希望政府提供的優惠政策能夠更接地氣一些。

　　用地指標落實慢，也讓有些創業人員心灰意冷。2013年中部某省貧困縣村民馬國青返鄉創業時，縣領導就承諾提供建設用地，但沒料到，受制于用地指標緊缺，一直到2016年，建設用地指標才批下來。但辦房產證又遇到了新問題，到現在一年過去了，房產證還沒辦下來。馬國青說，身邊一些回來創業的鄉親也開始打退堂鼓，或者干脆又出去了。“一些投資環境好的地方，政府招商引資之后，會派專人負責所有的土地證、房產證等事項辦理，根本不用企業操心。”

　　安徽大學法學院教授朱慶認為，地方政府筑巢引鳳，不是引過來就完事兒了，破陳規、送服務、強支撐、搭平臺，既要形成合力，更得持續發力。

　　為扶持返鄉青年創業，安徽省宿州市埇橋區在搭平臺、送服務方面就摸索總結了一套經驗。該區在全國率先組建了現代農業產業化聯合體，以“農業企業為龍頭、家庭農場為基礎、農民合作社為紐帶”，形成緊密的利益聯結機制。“聯合體”為初創階段的家庭農場提供技術、資金、社會化服務等全方位的支持，起到創業孵化器的作用。在“聯合體”的支持下，一批“新型職業農民”脫穎而出，他們在創業的同時還帶動了周邊村民致富，由此實現了返鄉后的人生價值。

　　正如一位專家所說，返鄉下鄉人員到農村創業創新，要順應農村經營體制改革創新的大方向，與培育新型職業農民、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推進適度規模經營結合起來。據介紹，“聯合體”孵化出家庭農場主，他們發展壯大之后，又反過來促進了“聯合體”的發展，當地創業青年段德杰近期組建了一家農機專業合作社，加入“聯合體”中來，在統一調度下為成員農戶提供機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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