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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是發展現代農業的必由之路，是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變化，對農村基本經營制度鞏固完善的重要改革取向。近年來，各級政府、承包農戶和社會有志之士積極引導和參與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農村土地流轉速度明顯加快。據統計，2009-2015年，全國承包耕地流轉總面積從1.5億畝增加到4.4億畝，增長了1.9倍，年均增速近20%。但是，雖然農業投資風起云涌，但不少農業創業者都以失敗告終，其中原因多種多樣，但是缺乏理性、輕視市場力量是諸多失敗者的一個共性。

　　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家庭承包經營制度，是以公平為目的的“均田制”。在“人拉肩扛”時代，這種經營體制的變革釋放了巨大紅利。在市場化條件下，科技的進步會推高資本的有機構成，即同樣數量的勞動力可以支配更多數量的生產資料，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對農業勞動力而言，就是隨著技術和裝備水平的提高，單個勞動力可以耕種更多的土地。因此，土地經營權流轉，實現農地從“兩權分置”到“三權分置”，是家庭承包經營制度順應科技進步趨勢，適應市場經濟環境的必然結果。

　　從小農經營發展到規模經營，是農業集約化的大勢所趨，也是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回顧總結近年來農業規模經營發展的成功和失敗案例，農業規模化就是優化資源要素組合、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過程，但市場卻是促成這一過程實現的關鍵機制，必須把“市場基因”牢牢植入規模農業發展，尤其要處理好四個問題。

　　一是“地從哪來”。規模經營往往是土地經營權流轉的結果，但是土地如何流轉?由于農村土地高度分散在農戶手中，供需雙方信息溝通不暢，所以迫切需要中介服務，但農業的“弱質性”很難給社會化的中介組織留下贏利空間，所以目前還只能由鄉村組織發揮中介作用。但是近年來部分地方操之過急，把理應市場化的土地流轉演變為行政行為，一些鄉村組織利用強大的行政動員力量搞“拉郎配”，導致一方面承包農戶流轉土地“被自愿”，另一方面新型經營主體因誤判形勢而盲目樂觀，為規模經營的健康發展留下矛盾和問題隱患。因此，既然土地流轉是一項經濟行為，就應當遵循市場規則，讓交易雙方平等協商，在自愿和理性條件下達成共識。

　　二是“地誰來種”。隨著國家支農政策的不斷強化，以及整個產業結構的調整，前幾年眾多主體蜂擁至農業產業“掘金”。據中國人民銀行太原中心支行2009年的一份調研，山西煤炭行業整合，近四成煤炭企業轉向農業。很多人以為，農業門檻低，連“小農”都可以土地刨食，大資本的機會應該更多。他們絕沒想到，農業處處有“陷阱”，作為農業創業者，必須做好充足準備：一要懂農業。農業生產具有特殊規律，不能簡單地套用工商管理經驗。很多人只看到農業是投資“洼地”，充滿“錢景”，根本沒弄懂其中的“奧秘”，結果誤入“歧”途，教訓十分深刻。二要有實力。農業生產的自然風險高，市場波動劇烈，新型經營主體一定要有與經營規模相匹配的經濟實力，確保日常經營和不時之需。三要有耐心。農業生產是自然再生產和經濟再生產相交織的過程，不確定性因素很多，而且農業規模經營投入大，回報周期長，很難快進快出，在較短時間“全身而退”，必須靜下心來準備打“持久戰”。

　　三是“多大規模”。規模經營的目的是通過擴大生產規模降低單位產品的成本，并提高土地產出率、勞動生產率和資源利用率，從而促進經營效益的提高。但是規模農業也有邊際效應，在生產經營效益隨生產規模同步提高達到拐點(邊際效應最大)后，就開始逐步遞減，所以規模“適度”至關重要。但是究竟多大規模算是“適度”，并沒有一定之規，必須與人力、資金、技術等要素相匹配，匹配得好不好，要交由市場去檢驗。

　　四是“地租多少”。前些年因為農業投資熱，也為了鼓勵農民流轉土地，土地租金被抬得較高，一些地方還約定三五年一漲，土地流轉雙方都有了地價只漲不跌的預期，這與農業高風險、農產品市場價格“上躥下跳”構成強烈反差，土地租金越來越脫離市場“信號”。土地既是農戶的財產，也是稀缺的生產資料，一味抬高租金，貌似保護了承包農戶權利，但是給新型經營主體帶來沉重的成本壓力，削弱了我國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最終無異于“殺雞取卵”，使承包農戶利益受損。因此，規模農業的發展，越來越需要市場化的土地租金定價機制，把市場信號如實反映到土地租金的變化中。

　　(作者系江蘇省農業委員會農村合作經濟經營管理站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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