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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表彰改革開放杰出貢獻人員的決定，表彰了一批為改革開放作出杰出貢獻的個人。改革開放從農村起步，40年來農業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以“改革先鋒”為代表的廣大農民群眾和“三農”工作者為此作出了巨大貢獻。本欄目特刊登部分農村改革領域“先鋒”，記錄他們的先進事跡，謳歌他們的無私奉獻精神，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深化農村改革凝聚力量、提振信心。

　　杜潤生農村改革的重要推動者

　　40年前，改革在農村萌芽。40年后，在鄉村振興的道路上，新一輪農村改革正當時。從解決好農民和土地關系問題、釋放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活力，到不斷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實現融合發展，有這樣一位老人，以畢生精力推動農村改革破局，并不斷取得新收獲。

　　杜潤生，我國農村改革重大決策的參與者和親歷者。40年一步步走來的農村改革征途，留下了杜老不可磨滅的腳印。

　　1979年，杜潤生已66歲，出任剛剛成立的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主管農村政策研究。中國改革的起點是以包產到戶為標志的農村改革。當時，“包產到戶”仍是一個非常敏感而有爭議的話題。

　　在一次討論“包產到戶”的工作座談會上，因各方分歧太大，會議無法繼續。杜潤生撇開這一話題，說起溫飽問題該如何解決。擺事實、講道理，最終推動形成了1980年的“75號文件”。這個文件打破了多年來形成的包產到戶等于資本主義復辟的僵化觀念，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在當時中國農村產生了較大的思想沖擊。

　　1982年，杜潤生根據中央精神主持起草了第一個中央一號文件——《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或大包干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此后，他出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連續又主持起草了4個指導“三農”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

　　杜潤生說：“我在農村問題上有一條原則：尊重農民。”他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改革之初，他堅持盡可能延長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將使用權物權化。后來，他繼續呼吁免農業稅，呼吁破除制造二元體制的戶籍制度，呼吁警惕因征地而造成農民流離失所……

　　人們稱他為“農村改革之父”，但面對這樣的贊譽，杜潤生卻從不放在心上。2008年，杜潤生獲得首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當時已95歲高齡的杜潤生在頒獎典禮上表示，“家庭聯產承包制是農民的發明，我們只是進行了調查研究理論化”。

　　2015年10月9日，杜潤生在北京逝世，享年102歲。

　　因改革“走紅”的18位莊稼漢

　　嚴宏昌、嚴金昌、關友江、嚴立華……40年前“貼著身家性命”干起“大包干”的18位莊稼漢，如今只剩下10位，多數已年逾古稀。

　　40年前，在“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干”的年代，嚴金昌曾因在房前屋后種幾分地的生姜大蔥辣椒、養了幾口豬，被連續批斗三四天。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鍋飯”，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一年掙的工分只能分到百把斤糧食。

　　餓怕了的小崗人心里明白，想吃飽飯，必須干天下人之不敢干：分戶單干!為了不走漏風聲，大家特地選了有前后兩進房的嚴立華家。1978年冬夜，18位莊稼漢托孤求生、立誓為盟，簽訂“秘密協議”，按下鮮紅手印。

　　“大包干”極大調動了小崗人的生產積極性。次年，小崗便迎來豐收，糧食總產13.3萬斤，是前十余年產量的總和。

　　這如同一股強勁東風，瞬間沖垮“大呼隆”“大鍋飯”，點燃地火，喚醒了沉睡已久的農村大地。18枚紅手印催生的家庭聯產承包制最終上升為中國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中國農村改革的大幕由此被拉開。

　　“大包干”后，小崗人吃飽肚子不再是問題，可如何實現富裕?小崗人改革再出發。2008年，關友江開了全村第一家農家樂“大包干菜館”。不久，小崗村又開始了另一項改革——土地流轉。

　　如今，“大包干”帶頭人已逐漸把田地流轉出去，和孩子們辦農家樂、開超市，不再局限在地里刨食。“作為小崗人，尤其是大包干帶頭人，更要繼續發揚‘敢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嚴金昌說。

　　今天的小崗，已從當初一百多人的生產隊發展成為全國十大名村，正在加速打造文化、旅游、培訓、現代農業四個特色品牌，鄉村振興實施方案已然繪就。

　　申紀蘭不忘初心，把根永遠扎在農村大地上

　　一身深藍色粗布衣服、一頭剛蓋住耳朵的短發，在1975年剪掉長辮子之后，申紀蘭40多年來一直保持著這種在農村最常見的打扮。

　　她一生不曾離開勞動，即便89歲高齡，每天還是力所能及地參加勞動。

　　“要和鄉親們在一起，把根永遠扎在農村大地上。”她說，這是她的初心。

　　申紀蘭1929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順縣山南底村，是全國唯一連任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的人，一生堪稱傳奇。

　　她嫁到西溝村時才18歲，婚后第六天就下地干活，一生信守“勞動就是解放”。

　　上世紀50年代，她帶著十幾個姐妹加入互助組，和男人一樣種樹開荒，把男女“同工同酬”變成了現實。至今，村里仍流傳著這樣的“斗爭故事”：

　　春播快開始了，成堆的糞要往地上勻。婦女裝一天糞7分工，男人挑、勻一天10分工。干了一天，婦女們都想挑糞勻糞。男人不愿意，就比賽。一樣多的人和地，男人休息了，婦女不休息，不到晌午，婦女們都勻完了，有的男人還沒勻完，連最反對同工同酬的男社員也說：“該提高婦女的底分了。”

　　1983年，西溝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迎來改革開放后的新起點。2年后，申紀蘭帶領鄉親們辦起了平順縣第一個村辦企業，西溝村逐漸走上了快速發展道路。

　　現在，西溝村有集體企業4家、民營企業12家。2018年，村集體可支配收入210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9800元。

　　在申紀蘭身上，“勿忘人民、勿忘勞動”的初心已經化為血液。即便在擔任山西省婦聯主任期間，她依然早早起床，給大家掃地、打開水、擦桌子，也不曾將自己和孩子戶口遷到城市。

　　申紀蘭對物質生活看得很輕。她住的仍是上世紀60年代的老房子，有一張舊桌子和一個舊式小柜子，一張老式木床占了半個屋子，沒有一件現代化家具和高檔電器。但她卻多次將獎金捐給村集體。她堅持不領廳級干部工資，原來每月只拿村集體150元補貼，這兩年才漲到300元。

　　余留芬 讓人人有事干戶戶都小康

　　1988年，20歲的余留芬從外鄉嫁到“一年種糧半年飽”的貴州省盤州市淤泥鄉巖博村。不想一輩子土里刨食的余留芬從1993年開始創業，給人照過相，也開過小賣部、小飯館。到上世紀90年代末，這個“愛折騰”的外來媳婦成了村里少有的“萬元戶”。

　　2001年，余留芬被選為巖博村村支書。她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自己拿出4萬元積蓄帶領村民修通了出村路，隨后，她通過村里的林場為巖博村賺到了“第一桶金”。

　　在余留芬的帶領下，曾經“要啥沒啥”的巖博村“家當”越來越多，“家底”越來越厚：2003年，村里利用當地豐富廉價的煤矸石開起了磚廠;2004年，利用祖輩傳下來的釀酒手藝辦起了酒廠;2005年，為了利用酒廠的酒糟又辦起了養殖場……到2017年，巖博村集體收入達到了610萬元。

　　在巖博村，村民既是產業工人又是股東，既拿工資也有分紅，而村里的年輕人基本上都能就近上班。

　　作為深度貧困地區帶領村民脫貧攻堅的優秀代表，余留芬深知自己的發家致富和巖博村的脫貧奔小康都離不開改革開放以來的好政策，她將通過實際行動“帶領更多人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奮勇向前，讓老百姓過上更加富裕的生活”。

　　根據新華社消息綜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