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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改革應注意的四個問題

　　張曉山

　　一是按期完成農村集體資產的清產核資，按照中央要求，農村集體資產清產核資要在2019年底基本完成。農村集體產業制度改革最基礎的工作要確保按時完成，得到農民認可，不留矛盾和隱患。

　　二是穩慎推進農村宅基地改革。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涉及農民的切身利益，必須要守好底線，要重點圍繞宅基地“三權分置”，探索適度放活宅基地和農民房屋使用權的有效途徑。要加快推進宅基地使用權的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力爭2020年底基本完成。同時，研究起草農村宅基地使用條例，開展閑置的宅基地復墾試點，允許在縣域內開展全域鄉村的閑置的校舍、廠房、廢棄地的整治，盤活建設用地，重點用于支持鄉村的新產業、新業態和返鄉、下鄉創業。嚴格農業設施的用地管理，滿足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合理需求。要結合發展鄉村旅游、下鄉返鄉創新創業等，探索盤活利用閑置宅基地和農房，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的一些具體的政策措施。

　　三是要研究和學習新修訂的農村土地承包法。農村土地承包關系長久不變，離二輪承包到期還有幾年，承包到期之后到底具體的政策措施是怎樣的，各地的情況不一樣，二輪承包當中也有一些遺留問題，到三輪承包的時候怎么解決，這些都是各地農民所特別關心的問題。這方面要出臺一些具體辦法，保證政策銜接平穩過渡。

　　四是要建立一個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結余指標跨省域調節機制，按照取之于農，主要用之于農的要求，調整完善土地出讓收入使用范圍，提高農業農村的投入比例，重點用于農村人居環境整治、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和高標準農田建設。扎實開展新增耕地指標和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結余指標跨省域調劑使用，調劑收益全部用于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和支持鄉村振興。收入分配格局的重大調整，能夠解決鄉村振興的財力保障問題。

　　(來源：人民網)

　　應關注影響鄉村治理的三大變化

　　葉興慶

　　第一，農民與土地的關系正發生歷史性變化。改革開放初期，土地所有權跟土地承包經營權分離，把農民從集體統一勞動、統一分配的體制中解放出來，農民獲得了自由勞動的時間。如今的“三權分置”則是把農民從“家家包地、戶戶種田”的情況下解放出來，讓農民可以自由支配勞動時間，為農民市民化提供了制度基礎。

　　第二，農民與國家的關系也發生著歷史性變化。在農業產業政策方面，實現了從“索取”到“給予”的根本性轉變，取消農業稅，新農合制度、農村義務教育制度、農村低保制度、新農保制度等的實施，讓農民跟國家的關系發生變化，實質上是把農業從工業化原始積累者的角色中解放出來，把農民從非國民待遇的地位中解放出來。

　　第三，農民與村社共同體的關系發生歷史性變化。我國早期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戶成為獨立的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在農村經濟社會事務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村組集體雖然還要不同程度地承擔集體公益事業，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已不適應時代的需要。通過改革廢除人民公社，成立鄉一級人民政府。這一改革的核心是實行“鄉政村治”的治理新體制。這個體制在過去30多年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未來，這個體制還將發揮巨大作用。

　　(來源：《半月談》)

　　完善合作社組織形成機制

　　可從兩方面入手

　　朱啟臻

　　合作社被證明是最適合農業特點和農民特點的高一級組織形式。就中國現實而言，可以從兩個方面完善合作社組織形成機制。

　　一是合作社要以家庭農場為基礎。小農戶特別是兼業農戶，缺乏合作意愿與動力，而作為新型職業農民載體的家庭農場由于適度規模的形成，合作意愿和發展動力被激發出來，在家庭農場基礎上組建合作社就具備了微觀活力基礎。

　　二是應該以鄉村社區為合作社基本單位。這是由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行政管理體制所決定的。傳統村落是熟人社會共同體，在共同體內部有互幫互助傳統，有共同的生產與生活資源，容易形成共同的利益紐帶，具有天然的信任與監督機制而容易形成合作關系。離開村落環境在陌生人之間建立信任與合作關系，是十分困難的。

　　中國的文化更適合以熟人社會為基礎，也就是說，在合作社組織內部充分利用熟人關系的信任與合作傳統形成合作機制，在合作社組織之間建立現代契約制度，實現合作社的聯合。此外，中國的行政管理傳統也決定了中國農民合作社要以鄉村社區為單位。

　　“村集體”不僅是土地的所有者，也是政府惠民政策的落實者。獨立于村組織之外的合作社，往往會成為“孤島”，難融入村落文化體系，與鄉村社區“兩張皮”，甚至出現相互掣肘現象。因此，農民合作社組織應該與鄉村社區一體化，在此基礎上完善合作社功能，實現更大范圍的聯合與合作。

　　(來源：《農民日報》)

　　農業社會化服務要瞄準小農戶的

　　生產需求

　　朱  雋

　　“大國小農”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依舊是我國的基本國情農情。加強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有機銜接，對于提高農業現代化水平，實現質量興農、綠色興農，意義重大。

　　加強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的有機銜接，離不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立，以及多元化生產性服務業的健康成長。為了推動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近年來相關政策給予有力扶持。作為農業生產性服務的一種有效形式，充分顯現了社會化服務在幫助農民、提高農民、富裕農民方面的潛力和作用。

　　但是，從整體來看，我國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水平仍處于起步和發展階段，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農業產業鏈條長，涵蓋不同行業，針對不同品種、不同環節的農業服務，還缺乏相應的標準和規范。加之服務主體千差萬別，對農業服務的監管仍存在諸多空白。看到這一產業成為“風口”，不少機構、組織、企業紛紛涌入農業服務領域，由于缺乏相應門檻約束，經營風險增大，農民權益保障也存在盲點。

　　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的健康發展，首先應堅持“問題導向”，瞄準小農戶在農業生產中的實際需求——地怎么種、肥怎么施、糧怎么收等，有的放矢，讓農民愿意用、用得上，才是相關服務應當追求的實際效果。其次應堅持多元化的原則，在農業生產的整個鏈條上，小農戶、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農業服務企業、農業投入品企業等主體處于不同環節、不同領域，各有專攻、各有優勢，通過資源共享、有效整合，充分發揮各類主體的長處，更有利于促進產業發展。同時加快相關服務標準的出臺，建立與小農戶的有效利益聯結機制，推動公益性服務和經營性服務協調發展，讓基礎性服務有人管，特色服務有示范，服務規范不跑偏，農民利益有保障。當農業社會化服務到位了，精準了，村里的“重復建設”自然也就少了。(來源：《人民日報》)

　　鄉村振興需要城市和鄉村共同發力

　　黃祖輝

　　不論是鄉村本身的振興規劃，還是鄉村的振興發展，都應該與我們的城市發展，城市化戰略緊密結合。鄉村振興與城市化存在密切的關系。在我們國家，城市化是以人為本的城市化，這也是我國新型城市化的核心問題。我國現在不少農民工的返流現象，既有城市經濟轉型升級，農民工難以適應的原因，又有城鄉二元體制的問題，即城市不能最終解決農民在城市定居和養老等公共保障缺失等原因。因此，必須加快城鄉一體公共保障體系的建立，同時切實將就業優先和教育優先放在優先地位，使廣大農民不僅可以在城市就業，也可以在城市舉家定居。

　　鄉村振興既是鄉村本土人口不斷減少的過程，也是鄉村人口空間不斷優化的過程，換言之，在我國，即使今后鄉村大量人口進城了，鄉村還會有好幾億人口，這些人口在鄉村的分布不應該是太散落，不應該是自然的分布，而應該是經濟的分布，這就需要通過鄉村空間規劃和村莊規劃來進一步解決。我主張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過程中，應該通過科學規劃和鄉村要素優化配置，建立鄉村群，這種鄉村群的概念與城市群概念相對應，也就是要建立和形成空間合理，生產、生活、生態相融合，公共服務有效覆蓋的鄉村群落。

　　(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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