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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是一種基于由一個個村莊聯結起來的鄉村地區的發展戰略，是要從根本上化解長期以來我國城鄉與區域發展不均衡的難題。受多種因素影響，村莊發展的路徑勢必具有鮮明的多樣化特征，并進而形成村莊之間的分化趨勢，導致資源分配和利益結構失衡。村集體經濟分化是村莊分化的基本表現形式。為此，以北京郊區為例，立足壯大集體經濟，對村莊分化現狀進行較系統性地科學分析和判斷，對于全國其他地區分類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借鑒。

　　一、村莊間分化不斷加劇，出現“低水平均衡陷阱”

　　以北京市郊區全部村莊2007年、2012年和2017年三個年度構成的約12000個大樣本數據為基礎，利用數理統計和因子分析的方法，對京郊村莊間單維度指標差異、村莊間綜合發展實力差異和村莊組間差異等不同角度進行了實證分析。在剔除空缺值、異常值以及消亡村莊后，共保留了3885個村莊樣本，可以滿足對郊區村莊全景式掃描的基本要求。研究發現：

　　首先，村集體凈資產與人均所得的絕對差距未能縮小且有所擴大，就業數量高值村莊出現就業量快速萎縮。2007年北京市村集體凈資產極差(最大值村與最小值村之間的絕對差值)為25.54億元，而2017年為40.58億元，極差擴大1.59倍;2007年北京市村莊人均所得極差為4.35萬元，而2017年為11.74萬元，極差擴大2.70倍。此外，村分配人口(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數)數極差在2007年、2012年、2017年分別為6308人、5771人、5800人，雖差距較大但較穩定。但是，村就業人數極差分別為4494人、4500人、3024人，2017年相比2012年快速下滑33.8%，且主要是由于2017年就業人數高值村數值大幅度縮減造成，這可能與村莊人口加快老齡化、農村閑人現象增多以及拆除騰退各類農村集體產業性質的工業大院、商貿物業等因素有關。

　　其次，村莊間景氣指數的絕對差距顯著，相對差異不斷擴大，并已呈現出兩極分化態勢。采用經濟狀況(“財氣”：村集體主營業務收入、村集體資產規模、人均所得)和人口規模(“人氣”：村分配人口數和村勞動力人數)兩方面的指標測算村莊綜合發展水平得分，構建“村莊景氣指數”。分2007、2012、2017三個年度，對3885個村莊景氣指數進行大排隊，并進行位次變動比較。發現：景氣指數最高值與最低值得分差異極大，如2007年，石景山區金寶山投資管理公司得到最高分0.5376分，而房山區蒲洼鄉富合村最低分僅為0.0007分，相差768倍;前二十名村莊之間景氣指數相對差距較大，倒數二十名村莊之間相對差距較小。說明為數較少的強村各有各的“高招”，而數量眾多的弱村情況卻大致類似;景氣指數得分較高的村莊，提升速度遠快于景氣指數較低的村莊。如從空間類型上觀察，近郊村莊平均得分最高，與平原與山區差距快速拉開，平原村莊總體上高于山區，但差距相對較小;三年間村莊排名的名次浮動不大，大多數村莊名次上升和下降幅度不會超出50名，村莊兩級分化已趨于固化;村莊間景氣指數相對差距仍在擴大。2007年北京市村莊間景氣指數的變異系數(相對差距值)為2.3451，2017年則上升為2.3741。

　　最后，村莊綜合發展水平呈“俱樂部收斂”，村莊發展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問題凸顯。筆者將3885個村莊按照景氣指數得分均分為“高、中、低”三個階層，并分析了它們在2007-2017年十年間的動態演化。2007年有1290個高水平村莊，五年后，有87.11%仍為高水平村莊，僅有1.62%回落為低水平村莊，十年后，有78.45%仍為高水平村莊，僅有3.95%回落為低水平村莊;2007年有1345個低水平村莊，五年后，有83.12%仍為低水平村莊，僅有0.67%發展為高水平村莊，十年后，有69.59%仍為低水平村莊，僅有3.57%發展為高水平村莊。這說明，如果繼續維持“村自為戰”的發展體制格局，低水平村莊已經難以單純依靠自身力量擺脫落后狀態而“永久”掉入“低水平均衡陷阱”。

　　二、村莊分化原因的剖析

　　首先，帶頭人與村班子能力水平。“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村莊發展好不好，關鍵看是不是有一個好的帶頭人和堅強有力的領導班子。根據北京市農研中心2016年村干部問卷調查發現，村支書能否連任與村集體經濟發展具有顯著的正向關系。

　　其次，村莊所在區位特點。作為特大城市的郊區，有城市功能拓展區、城市發展新區和生態功能涵養區，功能定位不同，產業業態不同，發展水平和趨向自然會有明顯差異。主要有以下類型村莊：城市化類型，包括中心城、新城或外圍組團周邊進入城市規劃建設范圍區的村莊;城鎮化類型，包括重點鎮或一般鎮中心區進入鎮區規劃建設范圍內的村莊以及不在鎮中心區獨立完成城鎮化的村莊;新村化類型，包括就地改造型村莊或具有自然生態或歷史人文資源保護價值等特殊功能型村莊;空心化類型，多位于生態涵養區，向專業農場或護林點轉化或經過村莊整治而消失。

　　第三，集體產業業態選擇，即“無工不富”。能否從以糧為綱的農業經濟階段順次跨入鄉鎮企業為主的農村工業化階段和地產經濟為主的城鎮化階段，進而向高端服務業轉型，是村莊發展分化的若干關鍵點。根據郊區40個村莊專題調查，大興區西黃垡村在1978年和1988年人均凈資產均高于靠近平谷區政府所在地的和平街村，但是村內主要產業一直停留在農業領域，1998年之后被發展房地產開發和物業管理的和平街村遠遠超過。據2016年北京市農研中心問卷調查，“土地租賃”是集體主要收入來源之一的樣本村占62.4%，其他分別為“政府轉移性收入”(59.8%)、“征占地補償款”(57.7%)、“集體企業”(29.6%)、“鄉村旅游”(20.1%)等。

　　第四，土地資源利用效率。“戶戶點火、村村冒煙”發展體制條件下，土地產權碎片化，利用效率低，與首都功能不符合，越來越難以獲得規劃建設用地指標。特別是在一些綠隔地區，是否有規劃建設用地指標直接形成了村與村之間發展動力的強烈反差。大興區舊宮鎮橫跨一綠和二綠地區，通過鎮級統籌，將19個行政村劃分為4個片區，分別規劃一個高端化的集體產業項目，集中開發，以點帶面，既緩解了人口資源環境矛盾的“大城市病”，又促進了農民增收，人均分紅水平由過去的6500元提高到14000元。就山區而言，歷史欠賬最多，建設強度最低，發展水平最落后，在規劃建設用地指標限制則更為突出。

　　第五，集體經濟體制差異。農村改革以來，“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家庭承包經營體制向著不同方向演變，主要形成家庭經營、合作經營、企業經營和集體經濟組織經營四種基本體制類型，對非集中城鎮化地區影響明顯。據北京市農研中心2014年全市農村集體土地資源清查，三種類型占經營農地比例分別為59.7%、19.2%和13.7%，平均經營規模分別為6.2畝、67.8畝和152.7 畝。平谷區西營村、茅山后村通過整合農戶土地資源，更新換代了果樹品類品種，快速促進了農民增收。茅山后村更是提出了2020年戶均20萬元的增收目標。

　　三、分類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一)系統加強村干部隊伍建設

　　立足北京市實施鄉村振興規劃的總體部署，制定村干部隊伍培養專項規劃。通過統一組織授課、實地參觀考察、專題解剖研討、選好培訓對象、鼓勵老典型傳幫帶、從機關選派“第一書記”等方式，集約資源，培訓鄉村干部中的關鍵少數，既大公無私又有經營頭腦，作為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骨干力量。

　　創新鄉村集體經濟組織人事管理規程。改革傳統的村干部工資津貼的發放標準與方式，比照公務員體制，更改為等級支付體制。根據村集體經濟經營效益和規模，劃分為若干等級和級次，對照執行不同的工資津貼標準。鼓勵鎮級干部優先由村級提拔產生。

　　鼓勵村支部書記兼任村主任、合作社社長同時，要鼓勵連任，以保障發展項目和具體工作的持續性和連續性。并在社會保障、個人榮譽、政治地位、退休年限等方面制定差異化的配套支持鼓勵政策。

　　(二)分區域類型推進集體土地制度改革，按照社會轉型趨勢配置土地資源

　　農用地方面。重點發展農業科技園區、休閑觀光園區以及精品農業園區，并按照“三權分置”與“點狀供地”政策，在土地規?；鬓D的同時，解決一二三產業融合中的配套設施建設。主要有兩種土地流轉形式：一種類似平谷區茅山后村，在農戶之間進行交換整合，培育家庭農場;另一種類似平谷區掛甲峪、西營村，村集體經濟組織完成土地流轉集中后直接作為經營主體，或作為產權主體，與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業企業進行經營層面合作。

　　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方面。重點在二道綠隔地區，發展科技、金融、高端制造等二三產業園區。擴大鄉鎮統籌利用集體建設用地試點，完善制度政策體系。主要涉及主體組建、規劃調整、確權頒證與抵押融資等。重點在規劃指標核算、市場主體引入與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方面進行探索創新。實施路徑有集租房、“騰籠換鳥”、“零地技改”、異地購置物業等。

　　宅基地方面。主要發展養老、民俗、休閑、會議等。主要是兩個路徑：一是在城市規劃范圍內的村莊，實施棚改或一級開發，如大興區西紅門鎮的新建一二三四村。二是在城市規劃范圍外的村莊，鼓勵集體經濟組織主導的自主改造，類似西紅門鎮的大生莊村。還有一些民俗旅游專業村，可以只進行配套改造提升，如懷柔區官地村。一些險村搬遷村，可以聯合附近村的閑置農宅利用，抱團取暖解決規劃指標問題，避免“兩處占地”，如門頭溝區西王平村、房山區黃山店村等。

　　征地。主要適合城市化地區。一綠地區鼓勵農民以村集體單獨或成立聯合體，作為為立項單位自征自用，如海淀區東升科技園二期建設;新功能區，如類似大興國際機場這樣的國家重大項目地區，直接依照國家征地模式推進，同步解決核心區農民市民化問題。

　　(三)立足一二三產業融合，培育高端服務業

　　就北京市等特大城市郊區而言，總的方向是要立足與城市服務功能的融合，從一般競爭性產業向以高端服務業為主的現代服務業轉變，因地制宜發展文化創意服務、會議會展服務、醫療保健養老服務、生態涵養服務、都市服務型農業及競爭性較弱的基礎設施維護和公共服務業。

　　做好對集體經濟產業升級的指導服務。要從宏觀產業布局和不同區位功能的高度，指導不同類型地區的集體經濟做好產業發展規劃，加快低端產業退出后的集體產業結構調整升級，避免低水平重復建設。

　　按照“兩類園區”的思路，優化空間與產業布局。在鎮一級發展軟件、通信、設計等高科技類、金融或高端制造類產業園區，生成具備產業與功能集聚能力的小城鎮內核;在村一級發展生產、生活、生態多功能的現代農業產業園區。

　　(四)完善鄉村兩級集體經濟組織的經營管理職能

　　推進由“戶自為戰”的家庭承包經營體制向“村社一體，產權清晰”的新型集體經濟體制轉變。村集體經濟組織為母體，深化產業分工，組建農業、物業、投資等專業公司作為經營主體，形成“社+公司”的組織架構。

　　由“村自為戰”的集體經濟體制向鄉鎮統籌體制轉型。破解土地產權碎片化下社會化大生產與村級核算體制之間的矛盾。浙江省的花園村、山東省南山村、江蘇省華西村、永聯村、貴州省塘約村、陜西省袁家村、西藏自治區卡如鄉等國內許多地區，越來越多地出現了跨村聯營聯建的典型經驗。當前，要著力加大聯營公司(或聯社)的法人治理結構建設力度，界定鄉村兩級治理邊界。鄉鎮聯營公司一般注冊為有限責任公司，每村1名團體股東代表，并享有相應知情權和決策權。

　　鄉村兩級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由“切蛋糕”的所有制改革向“做大蛋糕”的法人治理結構改革新階段推進。社一級的特殊法人治理結構，具有封閉性特征，包括黨的領導、內部民主治理與外部政府監管三個方面。公司一級的治理結構具有開放性特征，主要按照《公司法》要求，與市場經濟接軌。鄉級集體經濟組織要解決好鎮政府、社(或鄉鎮農工商總公司)與下屬公司之間，即行政主體、產權主體與經營主體的關系，實現“行政權、所有權與經營權”三權分置。

　　(作者單位：北京市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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