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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是黨的農村政策的基石，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魂”就是堅持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集體是由哪些人組成的?誰被涵蓋?誰被排除?這些問題難以用法律解答。一方面是缺少清晰的法律;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集體成員身份和權利的界定牽涉村莊內、外邊界的劃定，以及村莊內部不同社會群體的協商和斗爭。成員的身份差異不同程度影響了成員的財產權、決策權以及享有集體福利的權利。本文即圍繞云南省麗江市古城區同屬一個社區的昭慶居民小組和八一居民小組關于成員身份確認和股權設置的兩種不同模式展開論述，著重探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和股權的關系。

　　一、兩種管理模式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明確提出“兩個提倡”，即“股權管理提倡實行不隨人口增減變動而調整的方式”和“提倡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家庭今后的新增人口，通過分享家庭內擁有的集體資產權益的辦法，按章程獲得集體資產份額和集體成員身份”。然而，我們在調研中發現，無論是成員身份確認還是股權管理，各地有許多大膽嘗試，在充分尊重農民群眾意愿的基礎上，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一)靜態管理模式。八一居民小組，在2004年麗江古城擴建時，該村(組)土地全部被征用，成為典型的無農業用地“城中村”。早在2009年3月，當時的八一村就初步嘗試了村集體收益分配改革，制定了《集體資產管理及收益分配辦法》，明確以2004年最后一次征地時該村實際在冊的47戶153人為永久享有集體資產收益分配權的依據。依托麗江古城的旅游開發，村民的主要收入為家庭房屋出租和門市經營，生活較為富足。在2009年集體收益分配改革的基礎上，2018年成立了八一村股份經濟合作社，股權設置全部為成員股，未設置集體股。股權管理為靜態管理模式，實行一人一股制，以戶為單位發放股權證書，家庭新增人口繼承家庭戶所占的股權份額，股權不得轉讓，無合法繼承人的股權由集體收回。股份經濟合作社選舉產生理事會5人，監事會3人，實現村“兩委”班子成員和經濟合作社理事會、監事會成員兩塊牌子一套人員。2018年，八一小組年分紅60余萬元，銀行存款近60萬元。

　　(二)動態管理模式。昭慶居民小組在2004年片區整治項目征地拆遷時，集體承包土地全部被征收，用30畝征地返還地建設了昭慶綜合農貿批發市場，市場門面出租收入、古城客棧土地租金、加油站土地租金和小組活動中心租金為當前集體經濟主要收入來源。目前享受集體資產權益的共有94戶原在冊人員和其后新入股的，共計 283 人(截至2018年底)。昭慶居民小組召開村民大會，經大多數居民同意后，形成了《昭慶居民小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辦法》，對于參加集體資產分配戶里的不同情況分別做出詳細說明;經詳細研究和反復討論，針對嫁、娶、上門等婚姻模式設置不同的入股方案或退出分配方案，避免出現糾紛。原征地前(2004年10月20日前)在冊人員結婚、生子后，其配偶和孩子在正常落戶于本村后都可入股，每股股金3萬元;原在冊戶數中的單人獨戶因故死亡，允許該戶按照繼承法第一順序繼承人中的一人入股3萬元后，可參與村集體收益分配。原在冊人員已分配13000元征地款的，出嫁、死亡或離婚的，可一次性退還參與市場建設投資款17000元，作為退股處理，不再參與昭慶村集體資產收益分配;新增入股人員出嫁、死亡或離婚的，可一次性退還入股款3萬元;年滿18—50周歲的青壯年，都必須積極參加村公益事業活動和白事抬棺木活動，對無故不參加活動的，每次向村集體承擔100元補償金，在年終村集體收益分配中扣減。2018年，昭慶居民小組平均每人分紅20400元。

　　二、成員權和股權的演變

　　在農村改革初期，由于非農經濟發展水平不高、農戶的兼業機會少，加上人多地少的現實困境，土地承擔著維持生計的功能，此時土地所帶來是生存保障。在這種背景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能更好地實現成員權。經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非農經濟發展很快，農戶兼業機會大大提高，土地的生計維持功能有所下降。特別是在經濟發達地區，土地要素的相對價格和財產價值不斷提升，土地收益的最主要表現就是貨幣表示的租金收入，“平均承包、家庭經營”不再是實現集體成員權的最好方式。于是，相應的制度需求就在農民的各種實踐中反映出來，經營性資產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就是一種新的制度嘗試。在這里，成員權的高含金量決定了成員身份確認的復雜性，成員權被轉化為股權，成員的股權更多的是一種財產權。

　　股權的最直接實現形式就是分紅。分紅將散落在不同村組(社區)甚至遠至五湖四海的股東再次集結。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旨在將一定的財產保留在一定范圍的共同體內部，使其服務于團體的共同利益，因而集體經濟組織具有一定的封閉性特征。股權固化就以此作為基礎，對農村社區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資格作相對固化的靜態處理，以改革時點的成員資格為基礎，將集體成員身份改造為民法上承認的成員權，最終為規范化的組織治理和收益分配奠定基礎。但是股權固化以后，有的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身份與股東身份產生分離，股東身份的取得以其擁有的股份作為基礎，而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的取得則不是以股份為基礎，因而股權固化以后出生或者以其他方式加入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已不具有股東身份，但無法否定其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身份;有的集體經濟組織章程規定，股東取得的股份可以繼承，但是即使由其子女繼承，按照集體經濟組織章程和其他相關規定，因繼承取得的股份只有經濟方面的分紅權，并不具有選舉權等重大經營決策權。從這方面來說，股權固化以后，股東的身份性更加嚴格。股權固化本來是為解決原來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的變動問題，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沒有股權的成員或者擁有股權的非成員會越來越多，成員的身份也就越來越多樣化。

　　當然，集體經濟組織中的個人股權其實從來就不是一個絕對靜態的概念，它是對成員在集體(社區)中的身份和權利義務的界定。只要“集體”還存在，關于成員權和股權的爭議就會不斷推動集體的重構，不同的行動者在其間也不斷為自己的權利斗爭。

　　三、公平與效率的體現形式

　　社會學視角下的產權關系是個體行為者與其所處環境不斷互動的過程，表現為一種動態均衡。成員權是一種建立在共同體成員身份和關系基礎上的共享權利，表明產權嵌入于社會關系網絡的狀態。在眾多影響因素中，最基本的是有關公平邏輯的成員權，即“人人有份，機會均等”。在實現成員權的過程中，另外一些變量會被加進來，最終使成員權得到不同樣態的地方實踐版本。成員權行使的重要價值目標，是實現對集體財產的分配正義，它代表公平;股權就更多體現效率，因為它有效地解決了貢獻的問題。成員權和股權的靜態管理的模式，體現的是首次公平且效率較高，對新增人口可能存在不公平現象;而動態管理模式因每年變更成員及股東，表現的更多是效率低下，但維護了新增人口的公平待遇問題。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涉及農民群眾的宅基地使用、土地承包經營、集體資產收益分配等多方面的利益關系，更飽含著農民群眾的鄉愁與身份的認同感。在強調維護集體成員權益的同時，也有效地調節了城市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成員之間的利益關系，確保了不從事農業生產而從事其他職業的集體成員享有一定保證生存收入的權利。集體經濟組織內部進行股份分紅的分配機制，在成員可以直接享受由土地增值而帶來的巨大收益的同時，一定程度上也解決了“失地”成員的未來發展問題。

　　(作者單位：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