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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組織開展了五批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已在全國面上推開。8月21日，為明確改革試點的重點任務，部署全面推開改革試點工作，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在山西省太原市召開全國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工作會議。會議組織參會代表觀摩了太原市晉源區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等相關工作情況，山西、黑龍江、福建、重慶、陜西、天津市西青區、安徽省當涂縣、青海省海東市平安區等試點地區交流了改革試點經驗。記者發現，這些試點地區在推進改革中探索出許多新機制和新辦法，值得總結和借鑒。

　　自加壓力、規范推進，改革成果凸顯

　　在此次交流發言的單位中，山西省是唯一一個第五批整省試點地區。山西省委農辦主任、省農業農村廳廳長鞠振介紹說，他們已明確到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改革任務，這和中央要求第四批試點完成的時間是相同的。改革為什么能全面提速提質?鞠振說，這是因為全省已有8個整市被列為中央試點，他們還自加壓力，把剩余3個市也納入了省級整市推進范圍。“我們把改革作為“一把手”工程，省委書記樓陽生大力部署推動，王成副省長每月調度推進落實情況;還向縣級派出專業干部20余名，有力指導了改革工作。”

　　與山西省同樣進展快速的還有黑龍江省。2018年底黑龍江省基本完成了清產核資，比國家要求提前一年，2019年底基本完成股份合作制改革，比國家要求提前兩年，最近又審議通過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條例》。從黑龍江省農業農村廳一級巡視員喬延春的交流發言中，不難發現，他們不僅連續三年召開全省改革現場推進會議，還開展三級試點，方正縣探索的“先行先試、流程操作、壓茬進行、梯次跟進”模式在全國推廣，這些舉措都有效保證了改革推進的節奏和質量，杜絕了“翻燒餅”現象。

　　此外，還有福建省推動各級黨委書記掛帥，形成了“五級書記抓改革”的工作格局，清產核資工作也比國家要求提前一年。陜西省806個鄉鎮農經站恢復掛牌，配備專人1800余人，組建省級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百人指導團。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97%的村完成了改革任務。

　　目前，全國有74.5%的村完成改革，70.1%的村領到了登記證書。中央農辦副主任、農業農村部副部長韓俊在總結各地改革經驗時強調，改革工作取得階段性重要成效，關鍵就是在于黨委的全面領導和主體責任的壓實。“現在中央要求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本身就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一部分，因此地方各級黨委書記特別是縣鄉黨委書記要親自掛帥，抓好縣級工作任務落實。”韓俊要求。

　　遇到爭議不回避，不留改革夾生飯

　　清產核資、成員身份認定一直都是改革的重點環節也是難點任務。

　　晉源區在清產核資中，村級資源性資產底數不清，邊界不明問題就比較突出。區委書記李永強介紹說，晉源是太原市六城區之一，村莊靠近城區，一些資產時間跨度長、情況復雜，改革時村干部有顧慮，群眾有疑慮，于是他們就探索由農業、國土、林業部門共同認定，厘清有爭議土地，同時還聘請會計事務所協助清產核資，吸納熟悉村情歷史的老干部、老黨員加入工作組，確保應追盡追，最終實現了家底清、群眾明、無糾紛。“像晉源街辦南街村通過核實門面房資產，盤盈賬外資產7900余萬元。”

　　晉源區的花塔村，一個有著千年歷史的文化古村，因為毗鄰省城中心，改革中面臨的最大難題則是農嫁女的成員身份認定。村黨支部書記何建平向記者介紹說，他們村最大爭論點在于入贅婿及其子女的成員身份確認。“很多人認為女兒是本村的原始住戶，但是女婿是外村的，不愿給股份。我們開了多次會才說服大家。最后的方案是，女兒給全股，女婿、外孫有地給全股，沒有地給半股。”記者發現該村針對52戶“女兒戶”共細分了4種情況，基本都遵循了何建平所說的原則，保障了他們的合法權益。而在晉源區的另外一個村寺底村，也有9戶本地戶籍出嫁女，他們在進行成員身份確認時，同樣遇到了部分村民反對的情形，最終經過10多次會議專題討論，認定出嫁女每人享受0.3股股權。

　　李永強總結說，特殊成員的身份認定比較復雜，他們主要采取了3種辦法。一是對外嫁女，空掛戶等10余種特殊情形成員認定問題，采取區分類別進行甄別的辦法。二是針對本轄區內“兩頭占”的問題，利用區股權信息系統來認定和解決。三是針對國家工作人員和國有企業人員身份確認問題，通過人社部門等系統進行甄別，如金勝鎮新村在一電廠上班的194人，就全部確定為成員身份。共解決了1013宗特殊情形成員問題，較好地平衡了收益分配。

　　中央要求2021年底要基本完成任務，各試點地區的改革進入了攻堅期。對此，韓俊強調，各級要高度重視，不能走過場，遇到農嫁女上訪或者收到告狀信，要認真查實，不能將改革做成夾生飯。

　　發展集體經濟各有高招

　　走進晉源區晉祠鎮花塔村稻田公園，就看到這里的水稻有點與眾不同，既有綠色還有黑色。“這是我們和山西農業大學的教授共同研發的，從空中看可以看到唐風晉韻、晉獻嘉禾等圖案。”花塔村黨支部第一書記任藝向記者解釋說。原來花塔村是晉祠大米的主產區之一，他們利用清產核資的結果，盤活村南閑置的330畝土地，從一粒米做起，既發展旅游，還搞再加工，建成了吃、游、玩一體的稻田公園，如今一斤大米能賣到30元，2019年僅大米產業就增收370.6萬元，每股分紅600元。離花塔村不遠的寺底村，因為靠近蒙山景區，則依托旅游優勢，將位于景區內的土地、房屋流轉至蒙山開發有限公司，每年實現經營收入800萬元，村民不僅能得到分紅，還能在景區就業，2019年該村每股實現分紅1.7萬余元。

　　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農村集體經濟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促進農民財產性收入增加。記者發現這8個試點單位在發展集體經濟方面可謂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像花塔村利用改革成果發展產業的、還有像寺底村進行資源開發的，還有通過資產經營、項目引領、服務經濟、投資入股等各種路徑來搞活集體經濟的。

　　西青區位于天津市中心城區西南部，截至2017年底，全區農村經營性資產509億元，占天津市農村集體經營性資產的67%。很多村集體的資產都上億元。經營性資產多是該區農村發展集體經濟的突出優勢。西青在盤活優勢資源上，主要采取分類實施的思路，將全區161個村劃分為“城中村”、經濟強村和土地資源大村三大類型。尤其是針對位于城郊結合部、經營性資產較大的經濟強村，重在鎮級統籌、抱團發展。據西青區委書記李清介紹，張家窩鎮村級集體經濟組織通過入股鎮級平臺，利用天津南站科技商務區配套功能全、投資環境優等特點，實現了全鎮農村集體資產由改革前的43億元發展到改革后的61億元，增加了42%。

　　加強項目引領也是各地推進集體經濟發展的一項有效方法。晉源區支持村級組織和農民工匠帶頭人依法承接小型工程，由村級組織牽頭，為工程建設(工程量1億元)提供勞務和機械，村集體和村民增收2000萬元。青海省海東市平安區整合村集體經濟“破零”工程和鄉村振興等資金資源，投入光伏電站，目前，44個村集體實現年分紅132萬元。重慶市支持村集體組建專門隊伍，承建農田水利、土地整治等小微型項目，加強后期運營管護。

　　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村集體經營收益超過5萬元以上的村占到48.2%，比2016年提高23.2個百分點;集體成員累計分紅超過3800億元，是2016年的3.6倍。韓俊指出，農業農村部計劃到2022年在全國范圍內扶持10萬個左右的村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目前已安排扶持資金289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