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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治國之道，富民為本。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我們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發展集體經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浙江近年來堅持探索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努力辦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兩件大事，為實現共同富裕夯實重要基底。本期聚焦浙江高質量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刊發一組稿件，供廣大讀者參考借鑒。

　　今年年初，浙江被賦予“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光榮使命，開始率先探索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之路。

　　發展集體經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村集體經濟富不富，農民錢包鼓不鼓，直接決定高質量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成色。

　　6月，浙江省農辦、省農業農村廳、省鄉村振興局聯合印發《農業農村領域高質量發展推進共同富裕行動計劃(2021-2025年)》，要求集體經濟要在5年內實現跨越式發展。浙江再次以奮勇爭先的姿態，踐行堅決完成使命的莊嚴承諾。

　　近日，記者走進浙山浙水間的鄉村，品味其間折射出的辯證法，浙江高質量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方法論”，已呼之欲出。

　　之江潮涌、奮楫逐夢，錨定強村惠民新航向

　　治國之道，富民為始。要實現農村農民共同富裕，做大“蛋糕”是基礎，這個基礎來自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近年來，浙江厚植優勢，打造出支撐高質量發展集體經濟的“定海神針”。

　　——用“如椽巨筆”擘畫美好遠景

　　集體經濟是撬動共同富裕的金杠桿，這一認識已扎根浙江干部群眾心底，融入浙江農村集體經濟的一次又一次迭代升級。

　　杭州市蕭山區瓜瀝鎮航民村這些年積累了百億資產，“清一色”姓“集體”，村民人均占有凈資產360萬元，很早就實現了“全村沒有困難戶，家家都是富裕戶”，用航民村領頭人朱重慶的話說，靠的是“始終如一堅持集體經濟，堅持共同富裕這條路不動搖”。

　　知向何處則方向不惑。浙江省農業農村廳黨組書記、廳長王通林表示，從長遠來看，只有集體經濟實力增強了，才能更好地增進農民福祉、發展農村事業，在農村雙層經營體制中更好地發揮“統”的功能，才能有條件補齊共同富裕中的這塊“短板”。

　　在“八八戰略”指引下，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與加速“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轉化有機統一，與持續縮小“三大差距”同頻共振，帶來的活力與生機，讓浙江農村的共同富裕之路有了堅實支撐。

　　轉化為全局勝勢的起筆已經落下：2020年，浙江農村集體資產總額超過7200億元，集體經濟總收入610.3億元，省定集體經濟薄弱村全面“清零”……浙江在農村富裕之路上底氣滿滿。

　　——用“無形之手”重塑經營生態

　　浙江人歷來善于經商，民營經濟量大面廣，發展集體經濟是否會“與民爭利”?在杭州市蕭山區衙前鎮鳳凰村能得到較好答案，該村每7戶家庭就有1戶經營企業，在老書記胡岳法看來，村集體賺房租錢，村民賺產業錢，“集體經濟與民營經濟是‘兩條腿’，兩條腿走出來的共同富裕，穩!”

　　穩穩的自信，來自穩穩的發展路徑。在浙江，集體經濟善于“揚長避短”，跳過在競爭性領域和實體產業中的劣勢，發揮資產資源長處，做好租賃、物業“一條龍服務”，為民營經濟拓展空間、搭建平臺，在優質服務中找到了新增長點。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浙江農村集體經濟正與民營經濟共舞。

　　探索，不止于此。2019年，一項名為“公司化經營”的試點在杭州市臨安區光明村悄然落地。光明村成立集體經濟發展公司，在公司化轉型、市場化運營中實現全新變革。一年后，“推廣臨安‘村莊經營’理念，推動經營機制向市場化轉變”被寫入省委、省政府出臺的鞏固提升村級集體經濟的指導性文件。

　　浙江省農業農村廳政策與改革處處長方杰認為，讓集體經濟進入市場競爭，遵循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開展運行，這是浙江定下的主攻方向。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之路，就是以共同富裕為目標，走更高質量、更有效益、更加公平、更可持續且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農村新型集體經濟發展道路。

　　——用“有為之手”厚植發展根基

　　發展集體經濟，首先是要把集體經濟組織發展好。2007年，浙江修訂了全國第一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地方性法規——《浙江省村經濟合作社組織條例》，賦予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地位，明確其集體資產經營管理的主體地位。2015年制定了《浙江省農村集體資產管理條例》，對集體資產管理和集體經濟發展作了進一步法律規定。

　　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需要逐步積累。2017年，浙江打響了三年村集體經濟“消薄”戰，多渠道為村集體輸血造血。至2019年底，省定6920個集體經濟薄弱村全面消除。

　　2020年，浙江又定下一個“小目標”：啟動新一輪村級集體經濟鞏固提升三年行動，提出24項舉措，通過輸血、造血、活血，引導薄弱村增強自我“造血”功能，到2022年消除年收入20萬元且經營性收入10萬元以下的集體經濟相對薄弱村。

　　厚植集體經濟根基，浙江不遺余力。今年以來，在率先示范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全面推進數字化改革、“提低擴中”“雙強行動”中，處處都能看到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精妙設計。

　　政府“有為之手”也打出財政支持組合拳。在實施集體經濟三年“消薄”行動中，省級財政安排資金3.85億元，市縣級財政投入超百億元，發揮“四兩撥千斤”的杠桿作用;2022年前將為村集體經濟組織發放優惠利率的促進增收類貸款500億元以上;持續推出財稅、土地等綜合配套優惠政策，讓政策活水精準滴灌到根子上。

　　積厚成勢、蓄力躍升，鍛造高質量發展格局

　　干在實處，走在前列、勇立潮頭，歷來是浙江的“金字招牌”，也是浙江高質量推動鄉村振興的重要引擎。浙江積極探索創新多種發展模式，為集體經濟注入強勁動力。

　　——鄉村“領頭雁”打造集體經濟增長極

　　如何讓“弱村”共享發展成果?2019年，湖州市南潯區提出一個新招——“強村公司”，各行政村聯建集體企業，以市場化運營模式，承接公共財政投入項目，實現“村村成股東、村村有分紅”，村集體“零掉隊”。

　　如今，“強村公司”模式已經遍布浙江，全省已組建省、市、縣三級強村公司1000多個，“強村”點子里也植入鄉村產業新業態，成為各村集體經濟增收的“一泉活水”。松陽縣大東壩鎮“強村公司”與社會資本合資收購二灘壩水電站的88%股份，使全鎮各村集體收入實現了真正的可持續增收。

　　治本于農，務茲稼穡。堅守“農”字，奔向村強民富，需要帶頭人。2017年以來，浙江堅守“紅色根脈”，同步推進集體經濟發展及軟弱落后村黨組織轉化工作，選出最能打仗的“紅雁”。通過導師幫帶、治村導師聯盟，治村高手與年輕英才們組成師徒結對幫帶，傳授發展村集體經濟的“真經”。

　　奮進中的浙江鄉村，引發“兩進兩回”熱潮，農村職業經理人、鄉村運營官成了鄉村“最強外腦”。杭州市臨平區運河街道雙橋村引進具有鄉村文旅策劃優勢的鄉村“CEO”鄭巧飛，讓已舉辦四屆的稻作節，從2018年的賠錢賺吆喝轉變為現在的20余萬元營收，期間路邊擺攤的村民收入也從每天百余元提高到了千余元。

　　——資源要素優勢轉化“持續造血”功能

　　推動“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高質量轉化，浙江敢闖敢試。2019年起，云和、安吉、常山、開化等地紛紛成立“兩山銀行”，被精心呵護的綠水青山轉化為優質的資產包，通過經營性渠道反哺村集體，直接印證了“生態就是經濟”的科學論斷。

　　實現“顏值”到“價值”轉換的通道不止一條。作為全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試點市，麗水的山、水甚至空氣都有“生態定價”，直接加進農產品價格、民宿房價里，化為實在收益。一方山水“明碼標價”讓外地人重新認識了綠水青山。

　　為破解村集體沒錢辦事的困局，2006年，平湖市創設“飛地”抱團模式，鼓勵各村把零星的建設用地指標“飛”到平湖經開區建標準廠房，每年獲得不菲的分紅。如今，“飛地”模式已經遍布浙江，跨縣、跨市甚至跨省“飛地”抱團紛紛出現。到2022年底，資源有限、容易“返薄”的村將全部納入“飛地”抱團項目。

　　今年，“飛地”經驗再度聯姻山海協作升級版，山區26縣整合資金，到沿海發達縣投資建設產業、科創、“消薄”等3類“飛地”，完成了“山”與“海”的跨區域牽手。

　　多年來，浙江依托改革創新激活土地要素，形成集聚效應，釋放更大動能。紹興率先實施“閑置農房激活計劃”，義烏探索深化農村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湖州探索農業“標準地”“點狀供地”……廣袤的大地上，越來越多的資源要素被激活，正在成為發展集體經濟的強勁內動力。

　　——抱團發展催生最大溢出效應

　　走南闖北的浙江人，最明白合作共贏的意義。長興縣小浦鎮八都岕景區有五個村，特殊的自然區位環境，導致了單獨發展潛力有限。八都岕人決心“片區組團”，打破原有的區劃壁壘限制，成立八都岕經濟聯合總社，岕內村統一規劃建設，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共同開發利用這一片好山好水。

　　觀察浙江村域，抱團“進步”、組團發展已成為一股新趨勢，共建共享共富的村域發展道路，日益清晰。

　　淳安縣楓樹嶺鎮下姜村是浙江鄉村“美麗蝶變”的縮影。如今，下姜村與周邊的24個村一起，組成“大下姜”鄉村聯合體，各村產業統一規劃、各具特色、彼此互補。今年上半年，“大下姜”集體經濟收入同比增長近44%，強村與弱村之間的差距逐漸縮小。

　　王通林說，浙江正計劃培育百條新時代美麗鄉村共同富裕示范帶，推廣“大下姜”鄉村聯合體共富模式，鼓勵多個行政村開展組團式、片區化聯合建設，探索“先富村帶富一片村”長效機制。

　　共謀發展思路，共結富裕碩果的“集結號”已經吹響。今年，浙江106個共同富裕先行村，自愿組成共同富裕百村聯盟，旨在增進村際溝通交流，強化優勢資源互通，實現發展經驗共享，全力推動廣大農民共同富裕。

　　兼善共享、乘數驅動，映現綠富美幸福本色

　　“鄉村讓城市更向往”，在浙江，這句話從一句響亮的口號，已成為不斷發生著、延展著的幸福故事，故事內容是鄉村的巨變，是農民群眾的幸福感。

　　——發展與共享的有機統一

　　浙江人踏實肯干、勤勞致富的故事俯拾皆是，而分享村集體經濟發展的“蛋糕”，是浙江農民的另一份幸福密碼。

　　走進樂清市大荊鎮下山頭村，一眼望不到頭的鐵皮石斛種植基地就是村民致富的“秘密”。圍繞鐵皮石斛，下山頭村一二三產業漸成規模，村民們有了務工收入，還有分紅，口袋越來越鼓了。

　　大河淌才能小河滿。集體產業興旺，帶來浙江農民群眾的滿滿收獲：2020年，浙江農村人均收入首次突破了3萬元，連續36年位居全國各省區第一，所有縣農民收入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浙江城鄉居民收入比為1.96︰1，首次降至“2”以內，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2.56，城鄉收入差距越來越小。

　　村子富了，就要給村民辦實事，這是杭州蕭山鳳凰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沃關良的治村思路。在鳳凰村，村民們的“幸福指數”用村規民約的形式明確下來：糧食、油料、天然氣免費供應;村民就醫，門診報銷72%，大病住院報銷95%;全村60周歲以上老人每月發放助老金，年紀越大助老金越高。“去年這三項加起來2800萬元左右，是集體經濟收入一半以上。”沃關良說。

　　浙江農民的眾多福利，足以讓城里“上班族”艷羨，但浙江并未故步自封。肩負共同富裕示范區重要使命，浙江再次自我加壓，立足發展集體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定下了三個“萬元新增”、三個“持續縮小”、三個“基本翻番”的三農核心指標。浙江農民的富足生活，又要芝麻開花節節高。

　　——硬件與軟件的迭代升級

　　“千萬工程”久久為功，造就了浙江美麗鄉村連成“風景”。如何將美麗持續留住，這是重中之重的課題。對此，浙江的做法是，通過綠水青山轉化，讓村集體經濟裝滿“金山銀山”。美麗鄉村不斷激活“美麗經濟”，蓬勃發展的集體經濟又成為反哺美麗鄉村建設的重要推手。

　　這樣的經驗，已經在許多美麗鄉村得到了充分驗證。

　　常山縣青石鎮硯瓦山村通過興辦園林公司實現收入“水漲船高”，不但補上了通鎮瀝青路、景觀節點改造等“歷史欠賬”，還先后支出集體自有資金100余萬元，建起老年食堂、100多米長的溪邊砌坎，村莊生態環境越來越好。

　　安吉縣天子湖鎮20個村聯合組建天衡公司，實現全鎮域集體經濟抱團共富，又把目光投向補齊服務短板。天衡公司成立物業公司，按照統一標準“包干”各村衛生保潔，“一把尺子量到底”，為村莊環境管理解除了后顧之憂。

　　打造宜居宜業、為民謀福的美麗鄉村，除了美麗“外殼”外，生活便利同樣重要。

　　在安吉縣遞鋪街道趙家上村，村里剛新建的居家養老服務照料中心一共有400多平方米，設有多功能室、休息室、醫療室等，為老人提供一站式的服務，引得村里老人們紛紛來“打卡”。

　　在湖州市吳興區八里店鎮章家埭村，村里給每個村民建立一份健康檔案，擴大了免費體檢范圍。“產業強了，村子富了，為農民服務功能越來越強!”村黨支部書記湯水根自豪地說。

　　——文明與品質的全面躍升

　　杭州市臨平區塘棲鎮塘棲村，實現了集體經濟大跨越后，從2016年起，連續五年舉辦“千家宴”“千福宴”“千壽宴”“千禧宴”“千家福”活動。“以前主要抓硬件，現在有條件了，就要硬件軟件一起抓。”村黨委書記唐國標說，現在村民的心近了，村里安定團結、鄰里和諧的氛圍更濃了。

　　增強集體經濟實力是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堅強后盾，這是習近平同志的經典論斷，如今已成為浙江普遍實踐：海寧市許村鎮永福村每年拿出獎勵金，分發給垃圾分類和房前屋后庭院打造的模范家庭;臨安區錦北街道西墅村集體出資6000萬元建設文體中心，閑暇時間打麻將打牌的人少多了……農村文明新風勁吹，離不開集體經濟內源式資金保障。

　　營造文明鄉風與大力發展集體經濟是互為支撐的，溫州市龍灣區永中街道鄭宅村黨支部書記鄭滋安對此深有同感。村里把文明新風融入鄉村建設的全過程，整體風貌大變樣，很快引來了“東籬下”生態休閑農莊落戶，集體經濟更上一層樓。

　　農民生活富裕，不能光看農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農民精神風貌怎么樣。美麗鄉村是“面子”，農民精神面貌則是“里子”，在浙江，“里外相顧，內外兼修”的道路越發清晰。

　　謀新謀遠、踐履篤行，觸摸均衡共富新圖景

　　浙江何以能在帶動全局上被寄予厚望?從浙江面對集體經濟這塊“蛋糕”而采取的“方法論”中可尋得原因，一窺浙江在共富探路中提供的路徑啟示。

　　——解決好“定位”問題

　　發展壯大集體經濟是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要讓集體經濟真正發揮共富的基礎支撐作用，關鍵要在堅持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創新運行機制和實現形式。

　　近年來，浙江搶先換道領跑，鼓勵股份經濟合作社跨村域抱團合作、集體經濟經營機制向市場化轉變，推動集體產權制度和公司制治理結構有機融合，實現傳統集體經濟從封閉型社區經濟向“開放型經濟”躍升，穩定了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豐富了農村集體經濟實現形式，拓寬了發展有效路子。

　　浙江的有益探索啟示我們，傳統集體經濟局限于集體自有資金、資產、資源的配置，發展潛力有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創新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必須構建符合農村實際和市場經濟要求的運行新機制。

　　開展村域合作，優化資源配置，通過現代企業治理結構開展運作，推動公司化運作、市場化經營，昭示著農村集體經濟的一類嶄新實現形式。

　　——解決好“賦能”問題

　　賦能活權的目的，是推動產權政策性配置與市場化配置的耦合。

　　從實踐看，雖然確立了股份經濟合作社的“市場主體地位”，但這一“特別法人”真正經營范圍卻較為局限，經營渠道不夠順暢，產權權能也未能充分激活，難以適應新時期發展壯大新型集體經濟的需求。

　　對于重塑法人地位，浙江推行的“公司化經營”模式，提供了創新路徑和實踐經驗。要通過機制的設計，從政策層面上激活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的方式和機制，使得股份經濟合作社這一特別法人符合市場經濟要求，讓村集體更好地對接市場、融入市場。

　　對于權能活化，浙江實踐給了我們足夠的啟示。農村不缺資源，缺乏的是將資源轉化為資本的有效途徑。要從征地留用地、金融支持、稅費優惠等政策方面取得突破，探索股權流轉、抵押和跨社參股等股份權能實現新形式，增加集體資源轉化為資本的途徑和能力。

　　——解決好“聚力”問題

　　發展新型集體經濟，需要各方貢獻力量，更需要小而散的集體經濟組織抱團形成強大合力。

　　從政府財政扶持、項目傾斜、部門結對幫扶，到鄉賢回歸、農創客進村，浙江集體經濟實現大跨越，是“眾人拾柴火焰高”的結果。從某種程度上說，發展壯大集體經濟需要“眾籌”，要形成合力，才能有效解決制約集體經濟發展的短板問題。

　　浙江的“強村公司”“片區組團”和鄉村聯合體模式，產生了極強的連鎖反應和溢出效應。這啟示我們，發展集體經濟要善于合縱連橫、取長補短，要整合資源要素，打破馬太效應，推動集體經濟均衡發展。

　　浙江的成功經驗也告訴我們，村域合作，絕不能是簡單的“拉郎配”，而是市場選擇的結果，是充分利用自身資源和優勢的“優化組合”，拉起區域協同發展“朋友圈”，著力破解發展阻滯等難題。

　　——解決好“共享”問題

　　共享成果，是發展集體經濟的核心問題，更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

　　走進浙江鄉村，發展壯大新型集體經濟的“金點子”百花齊放，最終卻殊途同歸：用集體經濟為民生領域托底，讓廣大村民群眾從不同層次享受到發展成果。

　　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應當是“為民”。要從保護最廣大農民長遠利益的高度，堅持“以民為本”的發展思路，促進頂層政策設計與群眾實踐創造有機融合，依靠群眾找準群眾利益平衡點和社會和諧公約數，讓群眾認可、讓群眾滿意。

　　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要把做大蛋糕與分好蛋糕統一起來。一方面要千方百計把蛋糕做大，另一方面要將不斷壯大的蛋糕公平合理地分配給農民群眾，讓他們有更多的獲得感，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以更大的積極性去做大蛋糕。

　　王通林表示，浙江的先行探索，始終堅持在現有的政策制度框架下進行，不額外特殊開小灶，不是在溫室里培育出來的試驗品。正因如此，浙江展示出的高質量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探索與實踐，為我們勾畫出集體經濟的廣闊優化空間和無盡發展潛力。

　　美好的未來，共同富裕的向往正在發生，也必將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