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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縣治，天下安;鄉村治，郡縣穩。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也是短板。2020年以來，農業農村部先后與騰訊公司、阿里集團、中國電信簽訂了戰略合作協議，發動社會力量以數字化為切入點參與鄉村治理。各地積極探索，涌現了一批好做法好經驗，其中四川省邛崍市全域應用騰訊“為村”平臺推動鄉村治理，取得了很好效果。

　　邛崍地處成都平原西南，面積1377平方公里，轄8個鎮、6個街道，戶籍人口66萬。境內橫貫高山、低丘和壩區，駕車貫穿全境約需2個小時，黨組織服務群眾半徑較大，人口外流現象嚴重，年輕人大多選擇前往成都或者外省市尋找發展機會，人口老齡化現象非常嚴重。為此，邛崍引進騰訊“為村”平臺，實施全域“為村”工程，探索實踐線上線下開展“為黨建、為服務、為治理、為產業”工作模式。

　　一、推進鄉村治理數字化的主要做法

　　一是建立線上虛擬黨支部，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由于人口流動加劇，邛崍流動黨員的數量持續增長，現已有流動黨員1576名，占黨員總數的5.2%，其中40%的流動黨員無固定工作地點。農村黨員就業分散，時常進城打工、情況多變，這就在客觀上造成黨員管理教育難。如何管理、教育流動黨員，將其納入組織生活之中，成為當前黨務工作的難點。為此，他們在“為村”平臺上成立了線上“虛擬黨支部”，黨員在線上實名認證后，就可以對其進行在線管理，通過“黨員日記”等功能板塊，開展黨支部與黨員、黨員與黨員的互動交流，及時摸清黨員思想動態和工作情況，做好黨員跟蹤管理和服務。現在邛崍市流動黨員認證人數達1119人，占流動黨員總數的71%。他們還搭建“線上微黨校”，并對黨員實行積分管理，督促在外黨員及時學習黨的政策及黨代會精神。一些鄉鎮還針對互聯網的特點創新了黨員學習的形式，將黨的政策、精神融合成基層黨員喜聞樂見的“文字+漫畫”“微廣播”形式，并推送至每位黨員手中。一些村民表示，以前學習教育都是開會，一坐就是半天，很難從頭聽到尾，“現在翻翻手機，茶余飯后的空閑時間就能學習，圖文并茂，有意思”。黨員的活躍情況和學習時長在平臺上都留有記錄，以積分形式體現，可以監督測評黨員學習情況。為了將流動黨員納入組織生活，鄉、村兩級黨組織將網絡平臺作為黨員線下活動的延伸。通過“三會一課”功能，黨支部召集所有參會對象進入會議，黨員甚至可以異時、異地參與，會后還會自動形成會議紀要，供缺席的黨員學習;邛崍還在線上開辟了“黨員論壇”“政治生日會”等平臺，引導黨員們隨時交流思想，發布學習心得。

　　二是強化線上信息發布，暢通干群溝通渠道。隨著人口流動的加劇，村民和干部之間的關系變得疏遠，干群溝通問題正在增加。由于“人不在村”，很多流動在外的村民難以及時了解最新的相關政策，也無法及時向村“兩委”反映問題，積累的矛盾很容易變成潛在的治理風險。一些村委干部反映，有時村民對政策產生誤解，基層干部又沒及時解釋，就很容易引發村民的抵觸情緒。現在邛崍市屬業務部門、鄉鎮政府會及時將重要政策發布在平臺之上，村“兩委”的通知、重大事項、村內財務情況也會及時公開。村民不必再到村委會了解情況，在手機上就可以隨時掌握最新信息;而對村干部來說，“為村”可以一鍵推送消息提醒所有村民，村內事務的通知和重要政策的宣傳變得更加容易。從應用實踐看，越是流動人口多、居民分散的村莊，村民和村干部使用“為村”的意愿就越強烈，比如大葫村還有一些村民留在山上居住，到村委會需要步行2個小時，而使用“為村”則大大壓縮了溝通的時間成本;而羌族聚居的木梯村，村民已經集中居住，在外流動的村民也很少，使用“為村”的意愿就比較低，日常溝通完全可以面對面線下進行，村委會有什么事務，在廣場上用大喇叭通知即可。

　　三是關注民情民意，及時消除問題隱患。“為村”給村民提供了反映問題的渠道，也讓村干部和各級政府能夠及時掌控輿情，消滅風險的醞釀空間。“書記信箱”是“為村”平臺最活躍的板塊之一，至今已收到群眾來信4935封，處理率高達86.2%。邛崍要求村黨支部書記在收到來信后24小時候內就要給群眾一個答復。陶壩村的村黨支部書記孔祥華坦言，一開始覺得工作壓力很大，但很快就意識到，“書記信箱”恰恰為他厘清了工作的頭緒。“書記信箱”還設置了“同問”按鈕，可以體現村民對某個問題的關注程度，也讓他能夠摸清群眾到底關心什么事兒，優先解決人們最關注的問題。而在村民的疑問得到書記解答后，其他村民也能在這一平臺上了解相關信息，村“兩委”干部就不用反復向村民解釋同一個問題，提高了工作效率。這種及時有效的溝通拉近了干群之間的關系，即便一些問題短期內無法解決，得到書記詳細回復和解釋后，村民大多也能諒解。在試點較早的大同鄉和桑園鎮，使用“為村”三個月后，信訪率就分別下降35%和15%;而在實施全域“為村”工程后，邛崍市的信訪率已經下降了30%左右。

　　四是創新村民議事協商形式，突出農民主體地位。長期以來，基層干部在基層治理中往往以“我說你干”的思維模式展開工作，群眾參與度不高，難以形成基層治理合力，“共享易，共治難”的現象較為普遍。隨著人口流動的增加，村民大會、壩壩會、議事會等線下的議事形式面臨局限，在外務工的年輕人無法及時參與，而這部分人群又往往更容易接觸到新信息、思路更為開闊。如何發動這些流動到村外的力量，共同參與治理、助力村莊發展，是很多地區試圖解決的問題。“為村”平臺開發了“議事廳”功能，進入該板塊后，可以在議題下發言或評論其他人的觀點，議事過程中發起投票表決，議事結束后還可以生成會議紀要，將議事中的亮點通過會議紀要對外展示。陶壩村修路遇到阻力，開展線上討論時一些在外務工村民提出“要致富，先修路”，“修了路了，交通方便，經濟自然能發展起來，對大家都有好處”，這些意見公開呈現后比村干部上門做工作更有用。經過3天線上討論，原先不同意修路的村民也轉變了態度，最終所有村民都同意修路。

　　二、推進鄉村治理數字化的幾點思考

　　鄉村治理數字化突破時空限制，以極低的成本縮短了溝通距離，為鄉村信息公開、民意表達、民生保障、防災減災等提供了技術支撐，為各主體參與鄉村社會治理提供了有效平臺。但同時也有幾個問題值得思考。

　　一是開展鄉村治理數字化要充分考慮農村地區基礎條件。不少農村仍處于“數字盲區”中，部分地區4G網絡信號較差，5G部署滯后，偏遠地區尤其山區移動網絡信號不佳等問題時有發生，36.74%村民反映目前的網絡條件仍難以滿足上網課等數字服務需求。尚有數億農民不懂得使用互聯網、不知智能手機為何物，難以熟練掌握網絡購物、旅行預訂、網上支付及互聯網理財等應用。在缺少數字化基本條件的地區，不能盲目推進數字化實踐，而要探索創新適合本地區特點的鄉村治理方式。同時，要強化鄉村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提升鄉村廣大農民的數字知識水平與應用數字技術技能的，彌補農民數字技術應用和技能的鴻溝。已經具備基本條件、開展了鄉村治理數字化實踐的地區，也要充分考慮到少數使用手機和互聯網不熟悉的老年人需要，不能因為采用數字化手段推進鄉村治理，就把這部分人群排除在鄉村治理之外，形成新的“數字歧視”。

　　二是鄉村治理數字化的關鍵在用不在建。數字化治理從治理能力的維度，強調的是數字技術對治理的優化。但數字技術真正發揮作用，離不開治理體系的支撐與保障。數字技術只是一個治理工具，能否真正發揮工具對治理現代化的促進作用，很大程度取決于治理主體的能力高低。有的部門建立了政務公眾平臺，卻只建不管，使之淪為“僵尸平臺”，群眾有求無應;有的單位利用APP、工作群的便利性，注重工作“留痕”，卻不注重實效，助長了“曬照”當落實、弄虛作假的不良風氣;還有的地區部門業務應用條塊化、政務服務分割化“信息孤島”問題突出，治理主體間“數據壁壘”現象普遍，數據處于“休眠”狀態;一些基層平臺缺乏以用戶為中心的人性化設計，系統交互性不強、傳送效率不高，缺乏精細化的數據和精準化的決策方案支持鄉村治理。這樣的數字化治理達不到機制設計預期目標，浪費干部和群眾的時間和精力，增加各級的負擔，是基層形式主義的表現。從各地實踐看，數字賦能鄉村治理效果突出的有幾個特點：一是數字化方案有針對性，能夠解決當地鄉村治理的痛點。二是地方政府有很強的數字政務意識，能夠整合部門資源，打破“信息煙囪”，共享數據。三是注意培養帶動一批創新理念的村級帶頭人，有能力有意愿采取新手段推進鄉村治理。四是注重對農民的數字化技能培訓與宣傳，增加農民對數字化治理的認識，充分利用數字化手段開展多種活動，增強村民與數字化平臺的聯系。

　　三是鄉村治理數字化要注意數據安全和治理風險問題。盡管數字技術為鄉村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撐，伴隨鄉村治理各領域數字化的深入推進，信息系統將越來越復雜，農業農村數據的關聯性、交叉性持續強化，數據風險的復雜性也隨之提高，這種變化將使得數字化治理面臨更嚴峻的挑戰。比如，基于信息技術的社會高度互聯為個體提供了不在場行動可能，原有的屬地治理方式不再有效。由于缺乏數據應用及風險防控的立法與監管，數據安全、隱私保護、責任認定等制度規范仍不健全，涉及數據的大規模采集、傳輸和計算，容易發生因數據濫用而造成重大社會安全問題，由此可能衍生新的治理風險。調查顯示，24.21%管理人員擔心鄉村治理數字化帶來政務信息網絡安全隱患。要堅持技術應用與制度保障并重，在鼓勵技術參與治理應用的同時，應及時關注和跟蹤出現的問題，適時制定與修訂有關法規，通過制度規范有關行為、明確各方責任義務，減少社會風險、化解社會矛盾，平臺企業要通過改進技術工具進一步降低倫理風險加強自身規范自律，踐行社會責任，回應社會關切，提升技術參與治理的社會認可度。

　　(作者單位：農業農村部農村合作經濟指導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