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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村集體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明確提出“發展新型集體經濟”。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體學習上指出“要把好鄉村振興戰略的政治方向，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引領農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2016年中央啟動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后，很多村莊加快探索新型集體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筆者結合基層調研情況，淺談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內涵、實現形式和需要把握的關鍵點。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內涵

　　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產生于20世紀50年代初的農業合作化時期，在近70年的時間里先后實行了互助合作、人民公社和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新型集體經濟是指在堅持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前提下，按照歸屬清晰、權能完整、流轉順暢、保護嚴格的現代產權制度要求，集體成員利用集體所有的資源要素，通過民主管理、合作經營、科學分配，實現共同發展的一種經濟組織形態。其本質仍是農村集體經濟，堅持農村集體土地等資源資產成員集體所有，以實現共同富裕為目的。之所以強調“新型”，是因為通過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明晰了集體產權，適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新要求，探索了集體經濟新的實現形式和運行機制。其“新”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集體產權清晰。傳統農村集體經濟實行“集體所有，統一經營”，集體資產所有權主體不明晰，集體家底不清，農民難以有效行使主體權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后，摸清了集體家底，集體資產的所有權被確權到不同層級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所有成員，并依法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代表行使所有權，每個成員按持有集體資產份額享受集體收益。

　　二是成員身份明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發展集體經濟的有效載體。過去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時，“人人有、人人無份”，成員身份模糊，與集體利益關系松散。新型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確認標準嚴格、程序規范，廣大農民群眾與集體經濟的關聯更具體、更明確、更直接，實現了“人人有份、人人有”，充分調動了農民群眾關心集體經濟發展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三是內部治理健全。過去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缺少民主管理機制，集體資產使用和處置由一個人或少數人說了算，部分村集體經濟成為“干部經濟”。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引入現代企業制度，成立成員(代表)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組織架構完善，決策機制和管理方式更加科學，一些有條件的村聘請職業經理人專業化打理集體經濟。通過構建民主決策機制、完善治理體系，體現了全體成員意志，增強了集體經濟發展活力。

　　四是經營方式多元。過去發展集體經濟主要依靠自我積累、獨立經營，產業層次較低，聚焦一產二產。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通過盤活農村資源要素，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與多種所有制經濟協同發展，充分釋放市場活力，探索出領創辦合作社、建立全資企業、開展股份合作、跨村抱團發展等模式，逐步構建起多業態打造、多主體參與、多機制聯結、多要素發力、多模式推進的集體經濟發展新形式。

　　五是收益分配科學。過去集體收益主要用于村級行政開支和公共福利支出，農民直接分享經濟收益不多且分配不透明。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實行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對外堅持村集體與各類市場主體建立緊密的利益聯結和收益共享機制，對內統籌分配與積累、兼顧集體福利與成員增收，集體收入優先用于公益事業、集體福利和扶貧濟困，可分配收益按成員持有的集體經營性資產份額(股份)分紅，既保護集體和成員的合法權益，又能充分調動各類市場主體參與集體經濟發展的積極性。

　　新型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探索

　　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的關鍵在于找到有效的實現形式。當前，各地農村新型集體經濟發展“多點開花”，形成了資產租賃型、服務創收型、鄉村旅游型、產業融合型、資本收益型和抱團發展型等模式。

　　一是資產租賃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整合利用集體土地資源、盤活閑置固定資產、投資興建廠房園區，發展“吃租”經濟，獲得租金收入。如廣西南寧市青秀區劉圩鎮譚村整合集體和村民土地3500畝，租賃給廣西四野牧業有限公司開展肉牛肉羊養殖，每畝每年租金1000元、分紅200元，每5年遞增10%。河南信陽市平橋區五里店街道郝堂村將集體閑置的村小學、村辦公樓改造成門面房和旅游管理用房，年租金收益100萬元。北京海淀區四季青鎮玉泉村開發建設約16萬平方米的玉泉慧谷園，吸引了一批創新型高科技企業入駐，物業出租率達到90%以上。

　　二是服務創收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創辦多種形式的經營服務實體，為農戶提供購買生產資料、耕種防收等農業生產服務，或開展聯結企業和農戶的購銷、勞務等中介服務，增加村集體收入。如浙江桐鄉市梧桐街道安樂村成立勞務專業合作社，承接物業管理、小區道路保潔、綠化養護等服務，實現年創收200萬元。

　　三是鄉村旅游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利用村莊良好的生態環境和深厚的人文歷史等資源，整合生態景觀、歷史文化、民俗節慶、農耕文明等元素，發展鄉村旅游業，獲取旅游收入。如廣西梧州市長洲區長洲鎮泗洲村興辦旅游開發有限公司，將民宿、創作、飲食等多種功能匯于一體，開發臘味坊、農家樂、游艇觀光等鄉村旅游項目，2019年村級集體資產總額達到5800多萬元，實現集體收入接近100萬元、農民人均收入1.67萬元。

　　四是產業融合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通過要素重組、價值深挖、產業聯體，大力發展高效特色農業、休閑觀光農業、健康養生等新產業新業態，推動三產深度融合。如上海寶山區羅涇鎮塘灣村引入馨月匯公司，打造母嬰康養村，種植優質水稻，生產適合母嬰食用的米粉;種植觀賞花卉和食藥兼用型中草藥，發展花海和科普園;改造集體存量物業，打造康養中心。2020年，塘灣村集體收入達474萬元。

　　五是資本收益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整合自有資金、自籌資金、財政項目資金等，向企業、合作社入股獲取股金分紅，或分享各級政府支持經濟薄弱村發展的基金運作收益。如河南封丘縣應舉鎮東大村以160萬元入股正興農牧有限公司的育肥羊養殖項目，每年增加集體收入16萬元。浙江三門縣整合省以上財政補助資金1500萬元、縣級配套資金200萬元、村集體自籌資金，設立集體經濟薄弱村扶持基金。該基金設立6年來，共得利息收入近1100萬元，向38個無區位優勢、無資源優勢的集體經濟薄弱村分紅1025萬元，各村每年集體收入增加近5萬元。

　　六是抱團發展型。不同村集體經濟組織突破資源和地理位置限制，從“單打獨斗”轉向“抱團聯合”，通過村村聯合、村企共建、結對幫扶等方式，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如浙江省金華市婺城區發展小微企業創業園項目，總投資1.28億元，其中，國有資本6000萬元，85個村利用財政資金和自籌資金入股6800萬元，吸引10個左右汽摩配小微企業入駐，園區每年租賃收入1000萬元，每個村每年收入5萬元以上。河南范縣顏村鋪鄉孫莊村利用財政扶持村集體發展資金160萬元，與河南五谷津美食品有限公司合資創辦食品加工廠，生產春卷、洋蔥醬等食品，年產量達5000噸，利潤的10%歸村集體。

　　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必須把握好的關鍵點

　　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一項長期性、系統性任務，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好大喜功，既要尊重農民發展集體經濟的意愿，又要筑牢制度防線避免集體資產流失，更要把握好進度保持足夠的歷史耐心。

　　一是守住底線尊重意愿。改革的底線之一是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民的利益損害了。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深化農村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要切實強化底線思維和紅線意識，處理好集體、農民、其他經營主體之間的關系，防止本地巨頭、外來資本借幫助發展集體經濟之名侵吞農民集體資產。發展哪些產業、何時發展、采用什么方式發展等，要充分尊重農民意愿，防止基層政府和集體經濟組織忽視村情民情，強行把農村集體經濟推上脫離客觀實際的發展路徑。

　　二是因地制宜有序推進。我國有50多萬個行政村，各村村情不一，資源稟賦、產業基礎、市場條件、人文環境等都有或大或小的差異。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要立足地理區位、資源要素、市場容量等確定主導產業，宜農則農、宜工則工、宜商則商，加快把區位優勢、資源優勢轉變為產業優勢。支持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要有序有度，把握好時間、速度和效果，堅持看準了再發展，量力而行，循序漸進，不搞“一刀切”，不盲目定指標、下任務，防止運動式推進。

　　三是匯聚多元主體力量。新型集體經濟發展是系統工程，不能單單依靠集體經濟組織自身的力量，要做好產業發展規劃，優化營商環境，結合鄉村振興戰略實施謀劃和儲備一批優質項目;充分調動農民與集體經濟組織的積極性，使其成為提供資源要素、對接市場主體的重要力量;引進一批信譽好、市場開發能力強、產品銷售渠道廣的經營主體，與新型集體經濟組織深度合作，實現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優化配置;發揮好財政資金的撬動作用，帶動社會資本和金融資本參與集體經濟發展。

　　四是互利共贏防范風險。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是多方力量聯合與合作的成果，發展紅利理應由各方主體合理共享，要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其他主體之間構建起緊密的利益聯結機制和風險防范機制。開展集體經濟發展產業風險評估，做好集體經濟組織持有股權的價值評定，對經營主體進行資格審查，重點防范集體土地流轉風險，明確收益分配方式，推動各方在平等互利的環境下共享集體經濟發展成果。加快健全集體資產監督管理體系和集體產權交易市場體系，推動村集體資源資產管理公開透明、交易規范高效，保證集體和農民獲得穩定收益。

　　(作者單位：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